月港的喧嚣掩盖不了暗处的波涛。市舶司后衙一间僻静的厢房内，烛火被灯笼罩着，只透出昏黄的光晕。
锦衣卫派驻月港的百户韩冲，正对着桌上几份看似杂乱的文书凝神思索。
这些并非官方邸报，而是手下番子从市井间收集来的零碎信息——酒肆闲谈的记录、码头力夫的见闻、乃至某些与西夷有过接触的商人酒后吐露的只言片语。
其中一份记录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个经常往来吕宋的闽商提及，西班牙人似乎在吕宋群岛的某个偏僻海湾（名称含糊，只知土人称为“宿务”之地）建立了一个小型据点，不仅修缮房屋，还开始种植一种名为“甘薯”的作物，并试图用带来的货物与当地土着交换黄金。
更值得注意的是，番子回报，有懂些番语的渔民听到西班牙水手抱怨，说他们的国王正在与另一个叫做“尼德兰”的地方打仗，似乎急需金银。
另一份来自监视“圣洛伦索”号水手上岸活动的报告则显示，这些西班牙人对大明官员的品级、军队的布防、乃至火炮的形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
他们曾多次试图靠近水师驻地的外围，都被巡逻兵士客气而坚决地拦回。
韩冲将这些碎片与顾云卿从南洋送回的、关于西班牙人秘密测绘海岸线的情报相互印证，眉头越皱越紧。
他铺开一张粗糙的东南沿海草图，在上面标注了几个点：月港、西班牙人活动的吕宋大致方位、以及番子报告中提及的、西班牙勘测船曾异常靠近的几处海岸。
“据点为基，测绘为眼，打探军情为用……彼辈所图，绝非区区贸易。”
韩冲低声自语。
他虽无法像皇帝或朝中重臣那样通观全局，但凭借锦衣卫的职业本能，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这些西夷，行事风格与以往接触过的任何海上势力都不同，更加系统，更具耐心，也……更具侵略性。
他迅速将这些情报和自己的分析，用密语写成简报，准备通过特殊渠道发往京师的镇抚司。
在报告中，他特别强调了西班牙人对军事信息的兴趣，以及其在吕宋建立据点的行为，认为这可能是其试图在靠近大明的海域取得立足点的信号。
同时，他也如实禀报了关于西班牙国内情势的模糊传闻，承认信息有限，真伪难辨。
“……彼辈船坚炮利，远涉重洋而来，非为游历。观其行止，建据点如楔入，绘海图如磨刀，探军情如窥隙。虽其国内情势不明，与葡萄牙之关系亦似敌非友，然其对我朝之潜在威胁，恐在满剌加之佛郎机之上。因其如新生之狼，无所顾忌，而我朝对其知之甚少……”
就在韩冲的密报发出后不久，月港市舶司也收到了一封来自福建某地官府的例行公文，提及有渔民报告，在靠近澎湖以东的海域，发现不明大船游弋，形制与佛郎机船略有不同，未悬挂任何已知旗帜。当地卫所已加派哨船巡视云云。
这封普通的公文被按流程归档，并未引起太多注意。只有韩冲得知后，默默地将此事与西班牙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在内心的地图上又添上了一笔。
信息如同溪流，从不同的源头，带着泥沙和碎片，缓缓汇入帝国的情报中枢。
在京师，石文义面对着来自月港、南洋、乃至东南沿海各卫所的零散报告，试图拼凑出完整的图像。
他看到了西班牙人的活跃，看到了其与葡萄牙人的差异，也看到了潜在的风险。但他同样清楚，目前掌握的，依然是管中窥豹。
“知其行，难知其心；观其表，难测其里。”
石文义对前来汇报的佥事沉声道，“告诉下面的人，对西夷，尤其是这新来的西班牙，监视不能放松，但亦不可打草惊蛇。重点查明：其一，其在吕宋据点之规模与意图；其二，其与葡萄牙人有无暗中勾结之可能；其三，其国内局势，究竟如何。”
他需要更多、更确凿的情报，才能为朝廷的决策提供坚实的依据。
在这之前，锦衣卫能做的，就是如同最耐心的猎手，继续潜伏，仔细观察，将每一根看似无关的蛛丝马迹，小心翼翼地编织进那张巨大的罗网之中。
而对远在月港的阿尔瓦罗船长而言，他同样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束缚。
明国人似乎对一切都保持着距离，他们的港口开放却又戒备森严，他们的官员礼貌却又难以接近，他们的民间充满活力却又守口如瓶。
他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带回来的多是些浮于表面的见闻，对于这个帝国的核心机密，依然如同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模糊不清。
两种文明，两个世界，在彼此试探的迷雾中，谨慎地前行。
一方凭借着体量与制度的惯性，另一方则依靠着技术的好奇与殖民的冲动，都在努力看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为未来不可避免的、更深层次的碰撞，做着各自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