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淮惨败的消息和随之而来的内部整肃、新政强力推行,如同三记重拳,彻底打懵了南京的留守朝廷。先前还勉强维持的表面团结,瞬间土崩瓦解,内部矛盾急剧激化,陷入了近乎疯狂的内斗和相互指责之中。
以诚意伯刘孔昭、抚宁侯朱国弼为首的勋贵集团,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江北四镇军阀的“无能”和“溃逃”,以及大学士王铎等文官“调度无方”。他们试图甩锅自保,甚至暗中商议,是否要抛出几个替罪羊,向王小伟“谢罪”以求和。
而以王铎为首的部分文官,则反唇相讥,指责刘孔昭、朱国弼等勋贵“贪墨军饷”、“任人唯亲”、“嫉贤妒能”,才是导致联军失败的罪魁祸首。他们试图联合一些对勋贵不满的将领,夺取更多的权力。
江北溃败逃回的几个总兵,如刘泽清、黄得功等人,则拥兵自重,一方面对南京朝廷阳奉阴违,大肆搜刮地方以补充实力,另一方面则互相猜忌,甚至为了争夺地盘和补给而发生小规模摩擦。
长江水师提督郑鸿逵(郑成功叔父)则态度暧昧,一方面表示继续效忠南京朝廷,另一方面却将水师主力收缩至镇江、江阴一线,摆出一副拥兵观望的姿态。
整个南京小朝廷,陷入了“党争猛于虎”的恶性循环。无人真正考虑如何整军经武,防御即将到来的北方大军,所有人都在忙着争权夺利,算计着如何在新旧交替的浪潮中保全自身,甚至不惜牺牲他人。
南京城内,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有钱有势的大家族开始暗中变卖家产,准备南逃。市面萧条,物价飞涨。普通百姓则茫然无措,既害怕北兵打过来的战乱,又对当前南京朝廷的腐败无能深感失望。
“完了……南京完了……”一些有识之士私下里哀叹,他们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
与此同时,王小伟在淮北的统治却日益稳固。内部整肃虽然带来了一些阵痛,但也清除了隐患,纯化了队伍,使得新政推行更加顺畅。淮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逐步恢复,甚至比战前更有活力。来自北方的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南下,而南方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也开始通过北疆商行的渠道北上。一种新的经济循环正在形成。
王小伟并没有急于发动渡江战役。他深知,长江天险非同小可,尤其对方还拥有强大的水师。在没有掌握制江权的情况下,贸然渡江,风险极大。
他将行营前移至扬州以北的邵伯镇,亲自勘察长江北岸地形,召见登莱水师提督和熟悉江防水文的将领、渔民,详细了解长江水文、潮汐、航道以及南京水师的布防情况。
“王爷,长江江宽水急,风浪无常。南京水师虽经徐淮之败,士气受损,但实力犹存,尤其擅长水战。我军水师初创,战船数量和水战经验均不及对方,若正面决战,胜算不大。”登莱水师提督客观地分析道。
“郑鸿逵此人,用兵谨慎,其水师主力避而不战,依托江阴、镇江等要塞固守,很难将其诱出歼灭。”一位原明军降将补充道。
王小伟盯着地图上那条蜿蜒的长江,眉头微蹙。强攻确实非上策。他需要另辟蹊径。
“我们的优势在于陆战和民心。”王小伟沉吟道,“不能在水上与敌争锋,就要想办法让水师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或者……让水师为我们所用。”
他心中渐渐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传令下去:
第一, 命格物院火器所,加紧研制可用于水战的新式火器,如火箭弹、水底雷(原始版),并改造部分战船,增强其火力和防护。
第二, 命军情司加大力度,不惜一切代价,渗透南京水师,尤其是中下层军官和水手,进行策反!同时,散布谣言,动摇其军心。
第三, 派人秘密接触郑鸿逵,试探其态度。许以高官厚禄,若能率水师来归,则裂土封侯,不失王爵!
第四, 在江北沿岸大张旗鼓,建造战船,训练水军,做出积极备战的姿态,吸引南京方面注意力。
第五,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寻找长江上游的可乘之机……”
他的目光,投向了地图上长江中游的某个点。或许,破局的关键,并不在正面,而在那千里之外的上游。一场围绕长江天险的更大规模的战略布局,悄然展开。金陵古城,已然梦碎,只待那最后的雷霆一击。
(第13卷第14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