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淮大捷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了整个天下。北地欢腾，军民士气大振，对摄政王的崇拜与信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在南方，尤其是南京，这消息则不啻于一场政治地震，恐慌如同瘟疫般在留守小朝廷和勋贵官僚中蔓延。
“高杰战死，刘泽清、黄得功溃败南逃，淮北之地尽失……”南京皇宫偏殿内，得到战报的诚意伯刘孔昭面如死灰，手中的茶杯“啪”地一声掉落在地，摔得粉碎。殿内其他几位核心人物，如抚宁侯朱国弼、大学士王铎等，也个个脸色惨白，如丧考妣。
他们赖以抵抗的江北屏障和联军主力，竟在短短旬月之间土崩瓦解！那个来自北地的煞神，其兵锋之锐，手段之狠，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怎么办？如今该如何是好？”朱国弼声音发颤，早已没了往日的骄横。
“为今之计……或可……或可遣使求和？”王铎试探着说道，声音微弱。
“求和？他王承渊会接受吗？他檄文里可是将我等斥为‘误国奸佞’！”刘孔昭惨笑一声，“只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绝望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南京小朝廷。
与南京的恐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小伟在淮北战后的冷静与高效。
他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也并未急于挥师渡江南下。他深知，新占领的淮北地区，历经战乱，民生凋敝，且人心未附，必须妥善处理，才能将其真正转化为稳固的后方和前进基地。
他在徐州设立了临时行营，发布了一系列安民告示和善后命令：
第一， 严明军纪，秋毫无犯。宣大军队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王小伟根据现代军队条例简化改编），严禁劫掠百姓，违令者斩！同时，派出大量军纪巡查队，维持地方秩序。
第二， 招抚流亡，恢复生产。下令各州县开仓放赈，救济因战乱流离失所的百姓。鼓励农民返回家园，恢复耕作，并由官府提供部分种子、农具。宣布减免淮北地区本年度三成税赋，以苏民困。
第三， 整顿吏治，选派干员。对愿意归顺、且无明显劣迹的原任官员，予以留用考察。同时，从北疆、山东抽调大批经过新政锻炼的年轻官员，充实到淮北各州县，接管关键职位，确保政令畅通。
第四， 妥善处置降兵俘虏。对愿意加入宣大军队的降兵，经过甄别和整训后，打散编入各营。对不愿从军者，发放路费，遣散回乡。对被俘的敌军将领，区别对待，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者，公开审判处决；其余则进行教育，部分可量才录用。
第五， 重启运河贸易。下令疏通因战事略有阻滞的运河河道，保障南北商路畅通。北疆商行迅速跟进，在淮北各主要城镇设立分号，平抑物价，供应物资，活跃经济。
这些措施，如同及时雨，迅速安抚了饱经战火的淮北民心。百姓们发现，这支传说中的“虎狼之师”，军纪竟如此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新的官府办事效率极高，且似乎真的在为他们着想。对比之前江北四镇军阀的横征暴敛和混乱统治，简直是天壤之别。
人心，开始悄然转向。
这一日，王小伟在徐州行营，接见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从南京秘密前来的使者。他们并非刘孔昭等勋贵所派，而是代表了南京城中一部分较为清醒的官员和士绅，其中甚至包括一位在士林中声望颇高的东林元老之后。
使者们言辞恳切，表达了南京部分人士对“权奸误国”的痛恨，以及对摄政王“拨乱反正”的期盼，隐晦地提出了希望摄政王能“保全江南士林体面”、“和平解决南京问题”的愿望。
王小伟耐心地听着，心中明了。这是南京内部开始分化瓦解的迹象。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只是淡然说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本王南下，非为个人恩怨，乃为天下一统，黎民安康。南京诸位，若真有心为国为民，当明辨是非，弃暗投明。若执迷不悟，负隅顽抗，则天兵一到，玉石俱焚，届时悔之晚矣。”
他给了对方一个看似模糊，实则压力巨大的回应。既留下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取决于南京方面的实际行动），又明确表达了不惜一战的决心。
送走南京密使，王小伟知道，对南京的最终解决，已经提上了日程。但在那之前，他需要进一步巩固淮北，消化胜利果实，并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内部问题——那些在战争中暴露出来、与旧势力勾结的内部隐患，以及新政推行中必然会遇到的更深层次的阻力。一场内部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第13卷第11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