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钰青闻言却未露喜色,反而指向地图上的高台、安西、酒泉等地:“这六个营只是起点。驻扎在高台、安西、上下磨庄村寨、酒泉、嘉峪关、山丹的三千六百多名红军将士,以及藏兵洞内的四千八百名将士,将来都要按特战团的标准训练。先练骑射,能在马背上精准射击了,再补入特战团,一步步把队伍扩起来。”
这话让一旁的红三十军88师师长熊后发心头一热。他麾下的战士多是步兵,此前总因机动性不足吃亏:“孙军长是说,将来咱们也能像特战营这样,骑着马、扛着机枪冲锋?”
“不仅如此。”孙钰青指着地图上圈出的“三个特战团”字样,“等这近八千名将士练出来,直接编成两个特战团,全员配备战马,机枪、迫击炮随队携带。到时候,咱们在河西走廊就能来去如风,马家军的骑兵再想围追堵截咱们,就得掂量掂量了。”
暮色降临时,孙钰青召集了红九军政委陈海颂、27师师长刘利云、红三十军88师师长熊后发、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人等高级指挥员。
油灯下,他铺开一张更大的编制图,上面用红笔标注着“特战一团”“特战二团”“特战三团”的番号,每个番号下都列着详细的兵力构成:骑兵营、机枪营、炮营、神枪手连,样样俱全。
“八千多名红军将士,要打造成两个满编特战团。”孙钰青的手指在图上划过,“每个团配五千匹战马,保证全员机动;重机枪、迫击炮按营标配,做到‘行军能携行,遇敌能速射’。这样的队伍,既能在戈壁滩上追着马家军骑兵打,也能在城攻坚战里啃下硬骨头。”
陈海颂看着图上的编制,想起红九军在古浪战役中因机动性不足而惨败的往事,眼眶发热:“孙军长这个打算,是给西路军续上了命啊!有这样的特战团,咱们不仅能救出更多战友,将来还能杀回古浪城,给牺牲的弟兄报仇!”
“报仇是必须的,但眼光要放更远。”孙钰青语气深沉,“日军全面侵华,咱们这些人,这些枪,这些战马,就是抗击侵略者的火种。河西走廊的仗要打,全国的仗更要准备。现在多训练一分,将来就多一分胜算。”
窗外,战马的嘶鸣声与战士们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神枪手连在月光下练瞄准,子弹穿透靶心的声音清脆利落;重机枪营在调试新缴获的马克沁,水冷套筒里的水映着星光;骑兵们正在练习马背上换弹匣,动作快得像一阵风。
这一切,都在印证着孙钰青的强军蓝图——从永昌县城的七个特战营起步,到三个满编特战团纵横河西走廊,再到将来奔赴抗日前线,这支在血火中重生的队伍,正一步步朝着更强大的未来迈进。
孙钰青望着窗外的练兵景象,指尖在编制图上轻轻敲击。他知道,扩编之路不会平坦,缺人、缺粮、缺弹药的困难还会接踵而至,但只要这股强军的势头不泄,西路军就有希望,红军的旗帜就永远不会倒。
夜色渐深,永昌县城的灯火次第熄灭,唯有团部的油灯还亮着,映着那张写满壮志的蓝图,也映着一个将领为队伍谋远图强的赤子之心。
永昌县城的议事厅里,寒风卷着雪沫子拍打着窗棂,发出“呜呜”的声响。一盏马灯悬在房梁上,昏黄的光晕将孙钰青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忽明忽暗。
他面前的八仙桌上,摊开着一张手绘的河西走廊防区图,图上用朱砂笔圈出的城池如散落的棋子——从东头的永昌,到西端的安西,再往北的嘉峪关、酒泉,往南的高台、山丹,连带着上下磨庄村寨这些要道,短短半月间,西路军收复的土地已横跨数百里。
可孙钰青的指尖划过地图时,却带着一丝沉重:能战的3000名将士被分摊到七个据点,平均每个县城不足500人,而马家军此前在每个县城的驻军都不少于两个民团(约1200人),兵力悬殊如冰崖与细流。
“嘉峪关城墙六里长,杨朝里政委带的二十八师一部,加上新补充的俘虏兵,满打满算680人。”作战参谋站在一旁,手里的木棍指着地图上的高台,声音里带着焦虑。
“西北角那段城墙去年被炮弹炸塌过,现在只简单用沙土填补了一下,墙根还有半尺宽的裂缝。要是马家军从这里反扑,三个时辰就能破城。”
孙钰青沉默着,从烟袋里捻出一撮旱烟,就着马灯点燃。辛辣的烟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他却像没察觉似的,目光死死盯着地图上的武威——那是马家军在河西走廊的重镇,城墙高3.5丈余,驻守着马家军的2个骑兵团和2个民团,拿下它就能打通东进的咽喉,可眼下的兵力实在抽不开身。
二十五师政委杨朝里已带部镇守嘉峪关,那是通往新疆的要道,一旦有失,西路军将彻底失去与新疆的交通线。
二十七师师长刘利云,则是带领着500人,看管着800名的马家军俘虏在山丹县城,山丹县城由原红五军的一个营驻守,既要看管上千名俘虏,还要防备青海方向的马家军骑兵偷袭。
红三十军88师师长熊后发,被孙钰青安排到上下磨庄村寨进行驻守,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人,则是被孙钰青准备安排到高台县城驻守。
永昌县城,则是交给红九军政委陈海颂,虽然永昌县城城墙残破,兵力单薄,全靠地势险要才勉强支撑……能独当一面的师级以上干部几乎派光了,再要分兵攻武威,守城兵力就得再削去三成,一旦马家军回扑,收复的城池恐怕要丢一半。
“藏兵洞的伤员……”李屏人参谋犹豫着开口,“藏兵洞里的4800名重伤员中,有近千名已能拄着拐杖慢慢行走,若调回来或许能凑个数。”
“不行。”孙钰青将烟锅在桌角磕了磕,火星溅落在青砖地上,“他们断了胳膊断了腿,拉到城头不是打仗,是送命。养伤是他们现在的任务,等伤好了,有的是硬仗让他们打。”
他想起去年高台失守的惨状,红五军将士浴血奋战,最终还是因兵力空虚被敌军钻了空子,如今绝不能重蹈覆辙。马家军的骑兵像狼一样盯着这些城池,只要露出一丝破绽,就会扑上来撕咬。
困境中,孙钰青的目光落在了那5000余名马家军俘虏的身上。这些人被分押在山丹、高台、酒泉、嘉峪关,以及永昌县城,每日消耗的粮食占西路军总供给的三成,成了不小的负担。
“不能让他们白吃闲饭。”他对俘虏管理处处长说,手指在地图上的水井图标旁重重一点,“给他们找活干,既要让他们出力气,又得让河西的百姓得实惠。”
第一个被敲定的劳役是挖水井。河西走廊多戈壁,百姓饮水全靠积雪融水,一到冬春就闹水荒。孙钰青让人请来山丹县城最懂水利的老把式王老汉,带着众人在各城周边勘探水源。
王老汉用一根缠着红绳的铜钎,在地上戳来戳去,铜钎在哪处“沉得快”,就蹲下身捏把土闻闻,喊一声“这儿有泉眼”,俘虏们便立刻挥镐开挖。
天寒地冻,冻土硬得像铁,镐头砸下去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白印,震得人虎口发麻。“烧!”看守的战士们想出法子,先在地上堆柴火烧化表层冻土,再用镐头深挖,火星溅在冻土上,发出“滋滋”的声响,浓烟裹着雪沫子往上冒,一天下来,每个俘虏能挖半米深。
高台县城外,一百名俘虏正围着新井忙碌。曾经骑着马耀武扬威的骑兵团士兵,此刻穿着单薄的囚服,满头大汗地用筐子清运泥土,手上的冻疮裂开了口子,渗出血珠,冻成了暗红色。
“以前马家军逼着我们挖战壕,挖不好就用马鞭子抽。”一个叫李二娃的俘虏喘着气对看守的战士说,他抬起冻得发紫的手,指了指不远处挑着水桶的老乡。
“现在挖水井,知道是给老百姓用的,心里头倒踏实。”他老家就在高台,去年马家军强征他入伍时,家里的水井刚冻裂,母亲天天要走三里路挑雪水,如今亲手挖井,倒有了几分赎罪的意味。
除了挖井,加固城墙是更迫切的任务,虽然孙钰青现在借鉴了北方“滴水成冰”的古法——让俘虏们将水泼在城墙外侧,零下二十度的严寒能让水瞬间冻结,使土墙变得坚硬如石。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他要求在城墙四角加筑砖垛,在城外深挖三米宽的护城河,修成能抵御骑兵冲击的永久性工事。
“这城墙得能扛住野炮轰击。”孙钰青在检查永昌城墙时叮嘱工程队,他弯腰捡起一块城砖,掂量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