畑俊六的毒计,如同阴冷的潮水,开始向大别山根据地缓缓渗透、蔓延。
所谓的“囚笼政策”,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正面进攻,而是一种缓慢、细致、却无比恶毒的窒息战术。
它的残酷,体现在每一个逐渐收紧的环节上。
以往日军扫荡过后便会撤离的交通线和城镇周边,如今出现了大批强迫征来的中国民工。
在日军刺刀和工兵的监督下,他们被迫砍伐山林,挖掘深壕,拉起一道道绵延不绝、挂着铁刺的木栅栏。
更令人心悸的是,一座座用砖石、混凝土修筑的碉堡、炮楼,如同毒蘑菇般,在关键的山口、渡口、村镇外围迅速矗立起来。
这些碉堡彼此呼应,火力点交叉覆盖,将原本相对连片的根据地,切割、封锁成一个个孤立的区域。
了望塔上的探照灯,夜晚像鬼眼一样扫视着黑暗的山野,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招致机枪的扫射和炮弹的轰击。
日伪军还设立了严格的“物资统制”站,对食盐、药品、布匹、尤其是粮食和铁器实行绝对禁运。
任何试图携带这些物资进出封锁线的人,一经发现,轻则物资没收、毒打关押,重则当场以“资敌”罪名枪决。
集市被取缔,原有的商贸渠道被彻底斩断。
与此同时,日军频繁出动小股部队,深入山区边缘,将农民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强行抢收或直接焚毁,牲畜被掠走,水井被投毒或填埋。
他们企图用最直接的方式,掐断87师和根据地百姓的生命线。
伴随着军事封锁的是更为残酷的政治清洗。
日军的特高课、宪兵队和伪政权人员,发动了大规模的“清乡”运动。
他们逐村逐户地搜查、登记,威逼利诱,试图甄别出与87师有联系的“可疑分子”。
凡是家中有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像87师这样的抗日武装的,一律视为“匪属”,房屋被烧,财产被抢,家人被捉拿拷打,甚至公开处决以儆效尤。
更恶毒的是推行“保甲连坐”制度,一人“通匪”,全保、全甲连坐受罚,逼迫百姓相互监视、告密,从根本上撕裂乡村社会传统的互助关系,制造恐怖和猜忌,让87师失去赖以生存的“鱼水之情”。
这一切措施,像一道道无形的枷锁,让87师和其庇护下的根据地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弹药补给变得极其困难。
以往可以通过袭击小股日军或伪军据点获取补充,现在日军据点防守严密,强攻代价巨大,而通过秘密交通线从外界运送弹药进来的风险成倍增加,十次能有二三次成功已属万幸。
药品也奇缺。
伤员们得不到有效的消炎和治疗,轻伤拖成重伤,重伤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
疟疾、痢疾等疾病在营养不良的部队中蔓延,却无药可医。
最严峻的是粮食危机。
根据地的粮食产量本就有限,日军的抢掠和封锁使得粮食来源几乎断绝。
部队的口粮标准一降再降,从干饭到稀粥,再到掺杂着野菜、树皮、观音土的“混合餐”。
战士们常常饿着肚子行军、训练,身体日渐虚弱。
与群众的联系也变得异常艰难。
以往可以自由活动的村庄,现在处于日伪的严密控制下。
部队进村筹粮或隐蔽,风险极大,容易给乡亲们带来灭顶之灾。
那种军民一家的融融之乐,被一种压抑的、小心翼翼的沉默所取代。
寒冬仿佛提前降临到了大别山。
不仅仅是气候上的寒冷,更是一种物资极度匮乏、行动备受限制、与外界的联系几乎被切断的“囚笼”之寒。
87师的战士们,在胜利的振奋过后,不得不面对一场更加漫长、更加考验生存意志的残酷斗争。
每一天,都在与饥饿、疾病、封锁和绝望抗争。畑俊六的毒计,正试图用这种缓慢而持久的方式,将这根“大别山钢钉”,生生锈蚀、困死在深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