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分来大学生，是1998年秋天的事。
那天早上，我们正在换工装，主任领进来一个年轻人，白衬衫，黑框眼镜，手里拎着个人造革包。“这是小陈，机械系毕业的，分到咱们三车间。”主任说完就走了，留下我们和小陈面相觑。
王师傅先开的口：“大学生？会拧螺丝不？”
小陈推了推眼镜：“理论上会。”
车间里响起一阵笑。李胖子拍拍他肩膀：“这儿不讲理论，讲这个。”他伸出满是老茧的手。
小陈的柜子在我旁边。他挂工装的动作很生疏，扣子一个一个解，叠得方方正正。我们的工装都是团成一团塞进去的。他放好衣服，又从包里掏出几本书，最上面一本是《机械原理》，边角都磨白了。
“还看书？”我问。
“晚上看看。”他有点不好意思。
“这儿用不上。”李胖子说，“这儿用的在这儿。”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又指了指手上的茧。
头一个月，小陈闹了不少笑话。游标卡尺认反了方向，给螺栓上油上成了黄油，有次差点把手指头卷进传送带。王师傅每次都说：“看看，大学生。”话里没有恶意，但有种说不清的隔阂。
小陈不太说话，只是低头做。他的扳手总是擦得最亮，图纸画得最工整，记录本上记得最详细——温度、转速、异常声音，像写日记。有次机器出了怪声，我们听了几遍没听出来，他翻出本子：“上周三也有这个声音，调了皮带松紧度就好了。”
大家愣了下。王师傅嘟囔：“还真记啊。”
改变是从一把扳手开始的。厂里进了批新设备，配套的扳手不对号，德国货，说明书谁也看不懂。主任急得冒火，说耽误一天产量损失多少多少。
小陈那天请了假回来拿东西，听见了，说：“我试试。”
他拿着说明书看了半小时，在图纸上写写画画，然后说：“不是扳手的问题，是扭矩设置错了。他们用的公制，我们习惯英制。”
照他说的调了，机器转了。主任拍他肩膀：“好小子！”那天晚饭，王师傅多买了一碟猪头肉，推到他面前。
渐渐，大家有事会问他。李胖子女儿上高中，物理不好，小陈周末去辅导。王大妈家里水管漏，小陈去修，还画了张图，告诉她哪是总闸。他还是不太说话，但车间里“大学生”三个字，慢慢变了味儿。
1999年冬天，厂里要技改，每个车间抽人去培训。主任报了小陈。通知下来那天，王师傅说：“去了好好学，回来教我们。”小陈点点头，那晚他柜子里的灯亮到很晚。
培训回来，小陈瘦了一圈，但眼睛亮。他开了个小班，下班后教我们看新图纸，学新参数。教室就是车间角落，黑板是块旧铁皮，粉笔写上去吱吱响。从最初的三五人，到后来半个车间都来听。他讲得慢，一遍不懂讲两遍，两遍不懂画图讲。
有次讲齿轮传动比，李胖子怎么也不明白。小陈蹲在地上，用粉笔画了两个大圈：“这是咱俩。”他指着大圈带动小圈，“我转一圈，你转三圈，这就是传动比。”李胖子挠挠头：“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
大家笑了。小陈也笑了，眼镜滑到鼻尖。
2001年，厂子效益不好，要裁一批人。名单下来前，气氛凝重。那天晨会，主任念完生产计划，顿了顿：“还有个事。小陈要走，调去技术科。”
沉默了几秒。王师傅问：“非走不可？”
主任点头：“上面定的。”
李胖子说：“技术科好啊，不用闻机油味了。”
但谁也没笑。
小陈走那天，和来时一样，拎着那个人造革包，只是鼓了些——里面装着大家送的东西：王师傅的一副旧手套，李胖子老婆腌的咸菜，我给他的一把新扳手。他说谢谢，声音有点哑。
他的柜子空了。那几本书还在，压在抽屉最底下。我打开《机械原理》，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理论是灰色的，唯有实践之树常青——与三车间师傅们共勉。”
后来技术科常有人下车间，都白衬衫，都夹着本子。但再没一个人像小陈那样，能一眼认出哪台机器是王师傅调的，哪台是李胖子装的；再没一个人，修完机器会顺手把工具擦干净，摆回原来的位置；也再没一个人，教图纸时先问：“我讲明白了吗？”
去年厂子拆迁，我们回去看。车间空了，机器都搬走了，地上只剩些油渍和螺丝。走到角落，那块当黑板的铁皮还在，上面模糊有些字迹。李胖子认了半天，说：“是小陈的字。”
写的是个公式，下面有行小字：“师傅们，这个好用，记着。”
王师傅蹲下，用手摸了摸那些字。灰很大，在阳光里飞起来，像当年粉笔末。
我们站在空旷的车间里，谁也没说话。忽然明白，有些人在你生命里留下痕迹，不是因为他有多特别，而是因为他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他就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认真地拧螺丝，认真地画图纸，认真地对待身边的每个人。
就像地上这些油渍，机器搬走了，它们还在。不是多么显眼，但你知道，有些东西在这里发生过，真实地，存在过。
离开时，李胖子说：“也不知道小陈现在在哪。”
我说：“应该还在某个地方，认真地做着什么事吧。”
就像他曾经在这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