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卡拉底的书房总飘着股旧书味。那天下午，马克抱着本海德格尔文集推门进来时，老教授正对着摊开的《道德经》皱眉，指尖在“道可道，非常道”几个字上敲来敲去。
“这汉字真像迷宫。”迪卡拉底抬眼笑了，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两条缝，“海德格尔说‘存在’不可言说，老子说‘道’说不明白——他俩隔着两千年，倒像在说同件事？”
马克把书往桌上一放，带起的风掀动了宣纸页：“我看是牵强附会。一个说西方哲学的‘存在’，一个说东方的‘道’，八竿子打不着。”
窗外的蝉鸣突然密起来，迪卡拉底起身倒了杯茶，青瓷杯沿沾着茶渍：“二十年前我也这么想。直到在弗莱堡大学，看见海德格尔跟萧师毅翻译《道德经》的手稿，那纸都脆得像饼干，上面全是修改的痕迹——‘道’先是译成‘道路’，划掉；改成‘理性’，又涂了；最后海德格尔写了个德语词‘weg’，旁边画了个问号。”
马克伸手去翻那本《道德经》，书页间掉出张老照片。黑白影像里，海德格尔穿着粗布衬衫，萧师毅戴着圆框眼镜，俩人围着张木桌，桌上摊着线装书，像俩琢磨棋谱的棋手。
“他们为啥这么较劲？”马克捏着照片边缘，“海德格尔研究‘存在’研究了一辈子，突然跑去翻中国古籍，图啥？”
“图个照镜子。”迪卡拉底往椅背上一靠，藤椅发出“咯吱”声，“就像你穿新鞋，总得找面镜子看看合不合脚。海德格尔觉得西方哲学太执着于‘概念’，把‘存在’框得死死的，就像把活鱼钉在案板上。他听说中国的‘道’是流动的，说不清道不明，就想借来看看——自家的鱼是不是养错了池子。”
正说着，门铃响了。开门进来的是哲学系的牟教授，手里攥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封皮都磨白了。“来得巧！”牟教授扬了扬书，“刚看到牟宗三用康德的‘物自体’解儒家的‘心性’，越看越有意思——康德说‘物自体’是隔着层纱的月亮，看得见影子，摸不着实在；儒家说‘心性’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不也一个道理？”
马克把照片推过去：“牟老师，您这算不算用西方哲学给中国思想贴标签？就像给孔夫子穿西装，别扭不？”
牟教授往桌边一坐，手指在康德着作上敲得“笃笃”响：“当年我在台湾读书，老师教‘心性论’，总说‘心即理’，听得我云里雾里。直到读了康德，说人有‘先天范畴’，就像戴了副有色眼镜，看东西都带着色儿—— suddenly（突然）就懂了！儒家说的‘心性’，不就是这副眼镜？人人都带着，所以看‘理’的时候，既有共通处，又有自己的色儿。”
迪卡拉底笑着补充：“牟宗三不是让孔夫子穿西装，是发现孔夫子的长袍里，藏着跟西装相通的剪裁道理。就像海德格尔看‘道’，不是把‘存在’改名叫‘道’，是发现‘存在’也能像水一样流动，不一定非得是块铁板。”
窗外的阳光斜斜切进来，照在三个人面前的书上。海德格尔的文集、《道德经》、康德的着作，书页在风里轻轻碰着，像在低声说话。
马克想起去年去乡下考察，看见木匠做椅子。老木匠不用钉子，全靠榫卯咬合，凸的叫榫，凹的叫卯，严丝合缝。“您说，”他忽然开口，“不同哲学是不是就像榫和卯？看着不一样，其实能咬到一块儿去？”
“这话在理。”牟教授翻开《纯粹理性批判》，指着密密麻麻的批注，“牟宗三说‘内圣外王’，‘内圣’是修心性，‘外王’是做实事。康德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一个管认识，一个管行动——你看，榫卯对上了吧？”
迪卡拉底起身从书架上抽出本手稿复印件，上面是海德格尔的笔迹，用德语写着：“‘道’是流动的存在，存在是凝固的道。”字迹歪歪扭扭，像老头走路。“他到死都没把‘道’和‘存在’说透，可这不重要。”老教授指着那句话，“重要的是他借‘道’看见了‘存在’的另一种样子——就像你总看自家院子，跳墙上一看邻居家，才发现自家的树原来歪着长。”
马克拿起那本《道德经》，指尖划过“道法自然”四个字。他想起海德格尔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忽然觉得，一个说“自然”，一个说“栖居”，其实是在说同一片土地。
“我以前总觉得，不同文化的哲学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走不到一块儿。”马克合上书，“现在才明白，它们是围着同一个湖转圈，有的从东边走，有的从西边走，看到的风景不一样，可都是在看同一个湖。”
牟教授收拾书时，不小心碰倒了茶杯，茶水在宣纸上洇开，把“道可道，非常道”几个字泡得模糊。“你看，”他指着那片水渍，“就像这字，本来清清楚楚，泡了水反倒有了新意思——哲学的融合，不就是让干巴巴的字泡点别的水吗？”
夕阳把书房染成暖黄色，迪卡拉底的眼镜片反射着光。他拿起那本海德格尔文集，轻轻放在《道德经》旁边，两本书的书脊挨着，像两个老朋友终于坐在一起。
“说到底，”老教授的声音混着渐弱的蝉鸣，“哲学不是比谁的道理更对，是看谁能让道理活得更久。就像海德格尔和老子，隔着千年的时差，却在问同一个问题——人该咋活着，世界是啥模样。能凑到一块儿琢磨琢磨，总是好的。”
马克走出书房时，晚风带着槐花香。他回头望了眼窗户，觉得那扇窗里，有两个来自不同时代的哲学家，正隔着书页，慢慢喝着同一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