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目光扫过众人，语气愈发严厉：“倘若我真的听了你们的话，举兵造反，湘军会是什么下场？”
“我们习惯用铁桶战法，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地打，打九江要五年，打安庆要十七个月，那打武昌呢？打保定呢？打北京呢？**从南京到北京，沿途多少城池，我们难道要花上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到那时，粮草耗尽，士兵疲惫，列强趁机插手，革命军、捻军在背后偷袭，湘军辛苦聚集的二十万人，怕是要在半路上就化作枯骨。”
“满清或许腐败，可它依旧掌控着天下粮仓、赋税重地，我们拿什么跟它耗？拿士兵的命去耗吗？”
他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悲壮与决绝，缓缓念出两句诗：“**竟无片甲还天下，犹有丹青照汗青**。”
诗句在寂静的屋内回荡，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重量——“你们看，我曾国藩一生打仗，没靠过速战速决的本事，没赢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巧仗’。可我心中始终记着‘忠义’二字。纵然没有‘片甲还天下’的军事能力，纵然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平定叛乱，可我至少能守住‘忠于朝廷’的本心。这‘丹青’之上，若能留下我‘忠义’的笔墨，比什么帝位、什么天下都重要。”
满座将领闻言，眼神里的狂热彻底熄灭，取而代之的是震撼与羞愧。
彭玉麟率先拱手道：“曾帅，是我等目光短浅，只看到兵力，却忘了湘军打仗的短板。若真造反，我们确实难以速胜，反而会拖垮自己。”
杨载福也叹道：“是啊，我们习惯了围困，却忘了打仗需要的是‘巧’，是‘快’，我们确实没有速战速决的能力，贸然造反，只会害了湘军，害了百姓。”
曾国荃更是低下头，声音里带着哽咽：“大哥，我错了……我以为兵多就能赢，却忘了我们打仗的‘笨’，忘了天下的大局。”
曾国藩看着众人幡然醒悟的模样，心中稍安。
他明白，这两句诗不仅是对自己的证明，更是对湘军将领们的警示——**忠义不是空谈，而是要在认清自身短板的基础上，守住本心，不被野心裹挟**。
他走到众人面前，语气缓和了些：“你们都是我的兄弟、我的部下，我从不怀疑你们的忠诚。可造反不是儿戏，不是靠‘拥兵百万’就能成事的。我们湘军的本事，是平定叛乱、恢复秩序，不是去打一场注定耗时耗力、害人害己的仗。只要我们守住‘忠义’，守住‘天下’，就算没有帝位，也能在丹青上留下清白的名字。”
夜色渐深，村落里的灯火渐渐熄灭，可那两句诗却在众人心中久久回荡。
曾国藩用“军事短板”戳破了造反的虚妄，用“丹青照汗青”守住了湘军的本心。
这场深夜的剖心之谈，不仅让将领们彻底打消了造反的念头，也让曾国藩的“忠义”形象在湘军内部更加牢固。
夜色同样笼罩着紫禁城，军机处的烛火彻夜未熄，朝堂之上的气氛比曾国藩所在的村落更显凝重。
面对湘军的“拥立”传闻与各地蜂拥而起的叛乱，朝廷诸臣争论不休，焦头烂额——“处理吧！谁去平定西北、川蜀、两湖的革命军，还有贵州朱明月政权、云南杜文秀大理政权？”
太后宝座下，众臣面面相觑，无人敢应。
僧格林沁麾下的蒙古铁骑虽精锐，却需兼顾京畿防务与北方捻军；地方绿营早已腐朽不堪，难当大任。
若此时强行裁撤湘军、惩办曾国藩，无异于自断臂膀，让叛乱势力趁机坐大。
可**“不处理吧！曾国藩会不会在大清内忧外患之际反了朝廷？”**
那句“东南无主，主公可有意乎”的传言，早已传入宫中，让慈禧与军机大臣们如坐针毡——湘军兵强马壮，曾国藩又深得人心，一旦生变，后果不堪设想。
更棘手的是裁撤湘军后的善后问题：“那些裁去的士卒怎么办？”
二十万湘军士卒多来自湖南乡野，若无妥善安置，极易沦为流寇，反噬朝廷。
朝堂上，有人主张先封赏曾国藩以稳军心，再徐徐图之；有人则力主削减湘军兵额，防止其尾大不掉。
双方争执不下，殿内一片嘈杂，唯有慈禧太后端坐于宝座之上，目光沉静，似在权衡着天平两端的利弊。
烛火在紫禁城军机处的铜兽灯里跳动，将慈禧太后的影子投在御制屏风上，如巨兽般沉凝不动。
当她缓缓吐出“咱们先说说曾氏兄弟封赏的事情吧！文宗曾亲口许诺，最先攻下金陵城的封王，我等应当遵循”时，殿内喧嚣骤然凝滞，连炭盆里银霜炭的爆裂声都清晰可闻——这既是对曾国藩的试探，更是给满朝文武抛出的烫手山芋。
文祥出列时，朝珠与朝服摩擦出细碎声响，他的声音带着文人特有的克制，却字字千钧：“太后明鉴，祖宗之训，汉人不可封王，此乃我大清立国之基。若破此例，恐开异姓封王之端，天下人心将为之动摇。”
他抬眼扫过殿内诸臣，见有人颔首，有人蹙眉，又补充道：“且曾氏兄弟手握重兵，若骤然封王，其势难制，于朝廷实为隐患。此理，太后与诸公皆心知肚明。”
慈禧的指尖轻轻敲击着扶手，目光在文祥与众人间流转，似在掂量这番话的分量。
她当然明白“汉人不可封王”的祖训背后，是满清对汉人势力的警惕，可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功劳摆在眼前，若不加封赏，难堵天下悠悠之口，更恐寒了前线将士的心。
片刻沉吟后，她缓缓道：“既如此，便让曾国藩先剿灭残余革命军，待功成之后再酌情封王。眼下，先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曾国荃为一等威毅伯，以示朝廷优渥。”
这番话看似折中，实则暗藏玄机：将封王之事延后，既给了曾国藩希望，又为自己留足了斡旋余地；而侯爵、伯爵的封赏，既彰显了朝廷的赏罚分明，又未触碰“汉人封王”的底线，堪称一场精妙的政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