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冬月，十一月初六日正午时分，小火轮“湘江号”正吃力地逆流而上，犁开浑浊的江水，缓缓靠近长沙城。
谭嗣同凭栏独立，凛冽江风扑面，吹动他青布长衫的下摆。
眼前，苍茫的湘江浩浩荡荡奔向天际，远处巍峨的岳麓山在冬日薄雾中显出一种沉郁的青色。
他深深吸了一口带着水腥与烟火气息的空气，胸中翻腾着离家数年的复杂滋味——自二十岁踏入科场，才情卓绝却屡屡失意，直至而立之年依然名落孙山。
而《马关条约》带来的奇耻大辱，更如烧红的烙铁烫在心头，那故纸堆里的蝇营狗苟，他早已弃如敝履。父亲谭继洵——湖北巡抚，恼怒之余，终究拗不过他弃考的决心，只得花银子在江宁（南京）为他捐了个江苏候补知府。
那虚衔如同水中月，官场中人无人将他放在眼里。
他索性一头扎进西学，广结志士，一心追寻那救亡图存的维新大道。
此番回湘，明为受盛宣怀所托勘探矿产，实则是奔向长沙那风起云涌的维新浪潮，为这古老帝国寻觅一线生机。
“驹隙任添新岁月，马头还我好山川。”他低声吟哦，心中激越之情如这脚下的江水般奔涌。
他并非文弱书生，早年随父驻守西北边陲，练就一身骑射功夫。
忆起当年，他常策马出塞，与边关将士痛饮青稞烈酒，高歌苍凉的伊凉曲调，以广漠为席，枕戈待旦。“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这辽阔山河赋予了他鹰隼般的视野和熔岩般滚烫的生命。
十七岁那年，在西北湘军安定大营，他竟说服军士带他纵马深入大漠。
狂风卷起飞沙走石，如鬼哭狼嚎，他们弯弓搭箭，驱逐野兽，夜宿黄沙，饮黄羊血，“杂雪而咽”。
篝火旁，他拨动琵琶，引吭高歌秦腔，豪情直冲霄汉。
两年后，大雪纷飞，他竟又率一队骑兵，在河西走廊策马驱驰七个昼夜，行程一千六百余里。
荒山野谷，人迹罕至，饥渴交加时便“斧冰作糜”。
大腿内侧被马鞍磨得血肉淋漓，他却浑然不觉，迎着割面的北风长啸：
“遇西北风大作，沙石击人，如中强弩……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
那份少年意气，狂飙突进，仿佛只有西汉的霍去病方能与之比肩。
船甫一靠岸，谭嗣同便如离弦之箭，直奔小东街的时务学堂。
今日正是开学吉日，学堂门前，满地殷红的爆竹碎屑犹散发着硝烟气息，大门两侧一副红底黑字的对联在冬日微阳下灼灼生辉：
“三代遗规重庠序，九州奇变说山河”。一股热流瞬间涌遍全身——湖南的维新大幕，已然轰然开启！他大步踏入，梁启超、熊希龄等人脸上洋溢着喜气，众人相见，分外激动。
谭嗣同胸中豪情激荡，不及寒暄，径自取过笔墨，挥毫写下一联：“揽湖海英雄，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墨迹淋漓，力透纸背，字字如金石掷地。
他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梁启超亲拟的《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与《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目光如炬，时而点头赞许。卓如（梁启超字）深得乃师康有为真传，更显激进。
然而，他眉头微蹙，直言不讳：“卓如兄，政学、开民智，固为根本。然当今之世，救急之方，尤在培植真才实学之士，特别是西方格致之科学啊！”
梁启超闻言，只是温和一笑，并未深谈，旋即又全神贯注于案头。
他比在《时务报》时更加辛劳，以《孟子》、《公羊春秋》为教材，宣扬民权思想，播撒变革的火种。
每日授课四小时，夜深人静时，仍伏案批阅学生蔡锷等学子的读书札记，每条评语洋洋洒洒可达千言。
他正是通过这字斟句酌的批语，将激进的变革理念悄然注入青年学子的心田。
学生们札记中偶露的进步思想与民主要求，总能得到梁、谭等人热情洋溢的鼓励与引导。
湖湘学子的思想，如春笋般悄然顶破千年封建冻土，挣脱着无形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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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湘月余，谭嗣同除却矿务，全力奔走筹办南学会。
当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牌示传来——同意开南学会，且以巡抚署孝廉堂为集会讲学之所——谭嗣同精神大振，拍案而起：
“好！以此为根基，假以时日，必成湖南士绅之议院！纵使陈中丞他日离任，继任者亦难撼动此局！”
梁启超亦感振奋，两人目光交汇，心意相通：这南学会，当如京师强学会，研习新学，凝聚同志，成为推动维新变法的先锋堡垒。
岂料此时，陈宝箴却催促谭嗣同速去武昌，敦请盛宣怀早日派洋矿师来湘探矿，湖南定当全力配合。
谭嗣同不敢怠慢，星夜兼程赶赴武昌。然而盛宣怀先是推说矿师外出勘探，需待时日。
苦等十余日后，竟又变卦，以“天寒水浅”为由，断然拒绝派员。谭嗣同满腔热望化作冰水，愤懑难平。
孤灯寒夜，他欲借酒消愁，却愁更浓。恍惚间，忆起当年随父在兰州的一个冬夜，也曾这般孤愤难眠，吟哦过：
“苦月霜林微有阴，灯寒欲雪夜钟深。此时危坐管宁榻，抱膝乃为梁父吟。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摊书兀兀了无睡，起听五更孤角沉。”
人微言轻，壮志难伸，徒唤奈何！他只得收拾行装，黯然返回江宁（南京）度岁。
临行前，他禀明父亲谭继洵，将应陈宝箴之邀，弃官回湘，全力襄助新政。
值此国难深重之际，老父竟未过多阻拦，这默许反令谭嗣同心绪复杂，唏嘘不已。
他一向行事果决，春节刚过，便携夫人李闰及家眷自江宁启程返湘。
为免除后顾之忧，全力投身新政，他将李闰送回浏阳老宅安顿。
陈宝箴闻其归来，甚感欣慰，殷切嘱托：“复生啊，你回来正好！襄助秉三（熊希龄字），办好时务学堂与南学会，此乃湘省新政之基石！”
谭嗣同目光炯然，慨然应道：
“中丞放心！值此国家存亡绝续之秋，嗣同必竭尽心力，务使南学会成为我湖南士绅议政维新、共商国是之重镇！”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一日，南学会开讲之日。
谭嗣同早早来到孝廉堂。当他那颀长挺拔的身影如孤松般立于讲席之前，堂内众人目光齐聚，暗自赞叹：
好一位意气风发的奇伟男儿！他演讲的题目是《论中国情形危急》。
神情肃穆，声音沉痛，讲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强盛，讲到土耳其衰亡的惨痛教训，字字如刀，句句似火。
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闻所未闻的危局，令满堂听众杨昌济等如痴如醉，血脉贲张，只觉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唯有维新变法，方能救亡图存！
南学会一鸣惊人！此后，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分会，遥相呼应，实开中国地方议会制度之先河。
不久，樊锥在邵阳创立分会，谭嗣同亦返回浏阳，发起成立了群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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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风暴已在悄然酝酿。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学生札记和课堂问答中的批语，涉及平等、民权、废除跪拜、变更服饰、开设议院等激进主张，并借儒家经典、诸子学说阐释其民权思想。
这些惊世骇俗之论起初只在学堂内部流传，风气日益激扬，外界尚不知晓。及至年底放假，学生将载有这些批语的札记带回家中，激动地向家人宣讲。
家长们骤然色变，消息如野火燎原，迅即在长沙城内掀起轩然大波。守旧势力如临大敌，视之为洪水猛兽，疯狂地口诛笔伐，对维新派展开猛烈攻讦。
新年开学，梁启超因过度劳累，竟至病倒。谭嗣同闻讯，忧心如焚，急往探视。病榻前，两人执手相望，情谊真挚。
共同的理想，对国家富强的深切期盼，是支撑他们面对惊涛骇浪的精神砥柱。
然而，他们早已成为守旧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恶毒的詈骂如毒箭般向他们射来。
梁启超病情日重，不得不离湘赴上海就医。
谭嗣同送至码头。江风凛冽，吹动二人的衣袂。
望着载着挚友的船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浩渺烟波之中，谭嗣同双目模糊，心头沉重如铅，唯恐此去便是永诀。
船行江上，梁启超面色苍白却目光如炬，对同行者立下誓言：“今日之艰难险阻，非有抛却此身之决心，不能竟其功！”
其声斩钉截铁，如同咒誓，“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初春的长江，寒意未消，他的话语竟如谶语，在呜咽的江风中回荡。
不久，迫于守旧势力的巨大压力，陈宝箴的态度开始动摇，对维新派施加了诸多限制。
梁启超为时务学堂精心擘画的教学方针与课程，在无形中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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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困局，谭嗣同、熊希龄等一批年轻志士并未退缩。
他们决意创办一份日报，为维新事业摇旗呐喊，开辟新的宣传阵地。
很快，以熊希龄为首，维新同仁组成董事会，众人集资，《湘报》应运而生。
尽管陈宝箴最终同意设立《湘报》，却定下了诸多限制：
报纸须以绝大部分篇幅刊登朝廷谕旨、官府公文、奏疏，报道本省新政、各国时事、杂闻、商务。论说文章虽可登载，但只许平和议论时政，“不准放言高论”。
在商议主笔人选时，谭嗣同力荐挚友唐才常，盛赞其“学贯中西，识见宏阔，为人持重能吃苦，且有主笔之经验！”
熊希龄深表赞同。陈宝箴却面有难色，沉吟道：
“佛尘（唐才常字）此前在《湘学报》上言论激烈，鼓吹救亡变法，已颇令张香帅（张之洞）不悦。”
谭嗣同急切地解释：“中丞明鉴！佛尘眼见列强环伺，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朝廷大员却一味守旧，故言语间难免激愤，欲以此唤醒民众。
只要事前多加商榷，日常严加督促，当不至于有过激之论！”陈宝箴素知唐才常才华横溢，性情也非极端，终于点头应允。
唐才常得任主笔，如鱼得水，以笔为枪，在《湘报》上刊发大量激越文章，大力宣扬“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维新，与守旧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
倡办学会、提倡地方自治、重视科学技术、抵御外侮、兴办实业、废除八股、伸张民权……《湘报》的言论，以其深沉的爱国热情，磅礴的气势，言辞之锐利，主张之激进，一时间竟使名噪一时的《时务报》、《国闻报》等维新报刊也黯然失色。
至此，时务学堂、《湘报》、南学会，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各展所长，使湖南维新运动如火如荼，声势之盛，冠绝全国，引来各方瞩目。
谭嗣同此时意气风发，爽朗的笑声常伴左右。
他日日奔走于学堂、学会与报馆之间，只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眼前仿佛展开一幅崭新的图景：
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好景难长，《湘报》创刊不久，风波又起。
陈宝箴在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愈加摇摆，给蓬勃发展的湖南维新运动投下了致命的阴影。
这一转折始于谭嗣同在《湘报》上刊登了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并亲自撰写附文，盛赞康有为揭露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力主皇帝亲自主持变法，任用维新志士参与政权。
此举立刻招致陈宝箴之子、名士陈三立（字伯严）的强烈不满，讥刺谭嗣同“钻营康有为，自侪于门人之列”。
甚至连谭嗣同素来敬若父亲的业师欧阳中鹄也感到不快，写信质问：你并非康门弟子，为何要自称门生？
谭嗣同对此深感困惑与委屈，在回复欧阳中鹄的信中，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
其决绝与超然，已隐隐透出以身殉道的悲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湘报》刊发了易鼐所着《中国宜以弱为强》一文，其主张异常激进，提出“西法与中法相参”、“西教与中教并行”、“民权与君权两重”、“黄种人与白种人互婚”四大救国策略。
此文一出，湘鄂震动。湖广总督张之洞阅后勃然大怒，立即致电陈宝箴，措辞严厉，要求“谕导阻止，设法更正”。
陈宝箴亦感事态严重，斥责易鼐“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并命欧阳中鹄致书报馆，严词批评。
唐才常与谭嗣同接信后，愤慨不已。
两人迅速撰文为易鼐辩护，以《复欧阳节吾（欧阳中鹄字）舍人论报书》为题刊于《湘报》：
“其（易鼐）中心之哀痛，冀朝廷毅然变法，以图存于存亡危急之间，实具忠君爱国之血诚，未可湮没也！”
岂料，此举反令陈宝箴态度更趋强硬，断然剥夺了谭嗣同、唐才常主编《湘报》之权，同时免去了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务。
守旧势力趁势大举进攻，与以谭嗣同、熊希龄为首的维新派展开了激烈的公开论战。
新旧力量对比悬殊，但维新志士凛然不惧。谭嗣同面对汹汹诋毁，慨然道：“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两派纷争已达白热化，势同水火，《湘报》更成为守旧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坐立不安的陈宝箴勒令熊希龄交出《湘报》报馆，并单方面停发了原每月拨给报馆的二百两官款。
这釜底抽薪之举，使《湘报》顿时陷入绝境，只得宣布因“馆址搬迁、酌议章程”而暂时停刊。
祸不单行，早在四月十三日，南学会亦以“天气炎热”为由，宣布讲学暂时休会。
湖南维新运动的两大喉舌与重要阵地，在守旧势力的围攻与官方的摇摆退缩下，相继陷入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