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锴（920—974），字楚金，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朝陈至北宋初年着名文学家、文字学家。作为“二徐”之一，他与兄长徐铉并称于世，尤以对《说文解字》的精深研究闻名，其学术成就为后世汉字训诂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徐锴出身于江东望族徐氏，其家族自南朝宋以来便以文名显世。伯父徐陵为陈朝重臣、着名文学家，曾编纂《玉台新咏》，是“宫体诗”的核心代表人物；父亲徐摛（此处需辨明：徐陵为徐摛之子，徐锴为徐陵之侄，故其父应为徐陵之弟，史载不详，暂以家族脉络统称）虽未居高位，却承继家学，对经史子集多有涉猎。这种“文宦世家”的背景，为徐锴早年的学术启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史载徐锴“幼而聪悟，过目成诵”，五岁时便能认读《说文解字》中的常用字，七岁可讲解《论语》章句，展现出对文字与典籍的超常敏感。南朝陈时期，士族教育注重“经史兼通”，徐锴的启蒙课程便遵循这一传统：先随父研习《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理解文字背后的礼乐精神；后随伯父徐陵学习辞赋创作，体会汉字在文学表达中的韵律之美。徐陵对这位侄子十分器重，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楚金于文字，如鱼得水，他日必能继吾家学。”
十五岁时，徐锴已遍读家中藏书，尤其对《说文解字》产生浓厚兴趣。许慎的这部文字学经典在南朝流传不广，且因传抄讹误颇多，解读难度极大。徐锴常“夜以继日，手校数本”，对照不同版本的《说文解字》，标注异文、辨析字形，并尝试为晦涩的释义添加通俗注解。这一时期的积累，为他日后系统注疏《说文解字》埋下伏笔。
南朝陈建立后（557年），徐锴年方弱冠，以“明经”科被举荐入仕，初任太学助教，负责协助博士讲授经史。太学虽为官方最高学府，但在陈朝国力衰微的背景下，学风已大不如前。徐锴却借此机会接触到宫廷秘藏的《说文解字》古本，其版本比民间流传的更为完整，其中“重文”（异体字）与“读若”（注音）的记载尤为珍贵。他将古本与民间本逐一比对，写下《说文异同记》三卷，这是他现存最早的文字学着作。
不久后，徐锴迁任尚书殿中郎，负责朝廷文书的起草与校订。这一职位虽事务繁杂，却让他得以接触大量官方文书与碑刻资料，进一步丰富了对汉字演变的认知。他发现秦汉以来的隶书、楷书与《说文解字》中的小篆差异显着，遂开始研究“隶变”规律，着《字林通释》（已佚），探讨隶书对小篆的简化与变形逻辑。
陈后主至德年间（583—586），朝政腐败，战乱频仍，许多文人或归隐山林，或依附权贵。徐锴却坚守职位，利用工作之余继续深耕文字学。他认为“乱世更需正文字”，曾对友人说：“文字者，王道之始也。字形乱则义理惑，义理惑则教化衰。”这一时期，他完成《说文解字系传》的初稿，将《说文解字》十五卷拆解为“通释”“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八部分，各有侧重，形成了系统的注疏体系。
祯明三年（589年），隋灭陈，徐锴与兄长徐铉一同入隋，被迁至长安。隋文帝虽推行文化统一政策，但对南朝文人多有猜忌，二徐未获重用，仅授闲职。这段“北漂”岁月虽仕途失意，却成为徐锴学术生涯的关键转折。
在长安，他得以接触到北方学者收藏的古文典籍，尤其是东汉郑玄、许慎的手稿残卷，以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对地名沿革的文字考证。他将南北学术特点融合，一方面继承南朝注重文字形义关系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北朝重视音韵与训诂的方法，对《说文解字系传》进行大幅修订。例如，他在解释“河”字时，不仅引用《说文解字》“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的本义，还结合《水经注》补充其流域变迁，并标注“河”在秦汉时期的读音与南朝口语的差异，展现出“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研究思路。
开皇年间（581—600），徐锴因兄长徐铉获罪牵连，被贬为苏州司户参军。苏州是南朝故地，文风鼎盛，他在此地与当地学者频繁交流，搜集到大量吴地方言与俗字资料。他发现民间流行的“俗字”虽不符合小篆规范，却蕴含着汉字简化的规律，遂着《俗字考》一卷，收录“体”作“体”、“礼”作“礼”等俗字，分析其流行原因，这一研究比后世戴震、段玉裁的俗字学早了近千年。
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二徐因学识渊博被召入秘书省，参与整理经史典籍。此时徐锴已年近六十，却仍精力充沛，每日校书至深夜。他利用秘书省藏书，对《说文解字系传》进行最后定稿，增补了“通释”部分对会意字、形声字的辨析，尤其对“六书”中的“转注”“假借”提出新解，认为“转注者，同义相受，如‘考’与‘老’；假借者，音同相代，如‘令’与‘长’”，这一观点被后世文字学家广泛采纳。
唐太宗贞观初年，徐锴的学术成就逐渐获得认可。太子李承乾曾召其讲解《说文解字》，赞其“解经如破竹，析字如剖薪”。当时的国子博士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多次引用徐锴的观点，称其“于文字训诂，当世无出其右”。徐锴还与兄长徐铉合作，校订《说文解字》正文，纠正了传抄中的数百处错误，为这部经典的流传保驾护航。
值得一提的是，徐锴的文学造诣亦不容忽视。他承继徐陵“宫体诗”的清丽文风，却摒弃其绮靡之病，其诗作《江南春》“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以简洁文字勾勒江南秋景，被收入《唐诗品汇》。其散文《说文解字系传·自序》，文辞典雅，逻辑严谨，既是学术着作，也是骈散结合的文学名篇。
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徐锴病逝于长安，享年七十四岁。临终前，他将《说文解字系传》手稿托付给徐铉，叮嘱“此书本于许慎，成于南北学术之合，望兄善藏之，待知音传布”。徐铉不负所托，在晚年将其整理刊行，使其得以传世。
《说文解字系传》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注疏《说文解字》的着作，其“以字证经，以经证字”的方法，为后世训诂学树立典范。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均以其为重要参考，段玉裁曾评价：“楚金之注，如灯照路，使后学知许书之奥。”
他首次提出“反切与声韵相协”的观点，在解释汉字读音时结合南朝韵书与北朝声谱，为宋代《广韵》的编纂提供了基础。
作为南朝学术的继承者，他将江东士族的文字学传统与北方学术融合，促进了隋唐文化统一，其着作成为连接魏晋与宋元文字学的桥梁。
《陈书·文学传》虽为徐锴立传，篇幅较短，但明确记载其“精于《说文》，与兄铉齐名，号‘二徐’，着述凡三十卷”，肯定了他在文学与学术领域的双重地位。后世学者对其评价甚高，清代阮元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称：“南朝学术，在文字者，楚金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