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们有些迟钝，并没有发现大明朝廷已经是渐渐的在变化了，朝廷对于地方，尤其是东南的控制加强，地方长官被豪强掣肘的事情是越来越少，朝廷的权威已经逐渐在东南树立起来了。
同时三途并进的取士策略，使得大量的北方士子、吏员得以进入朝廷的官僚队伍，改变了以往东南出身的官员在朝堂上占据优势的地位，朱载坖个人的权威也很重要，现在大明的官员们对于朱载坖的个性已经算是有所了解了，朱载坖的杀伐果断，远胜于世宗皇帝。
而且在军中颇有威望，对于军队、厂卫的控制，恐怕和太祖、成祖、世宗不相上下，要是和他玩硬的，是决计没什么好下场的。
商人们还是依照老套路，想以重礼贿赂御史言官们，请他们为商人们说话，这也是他们之前的惯用套路了，这些御史言官们职小而权大，商人们之前以重礼贿赂，他们还是愿意帮商人们说话的，他们反正就是七品小官，根本不怕丢官罢职，之前用不了多久就能够被起复，要是因此被庭杖，那就更是光宗耀祖，荣耀无比了，求之不得的好事。
但是现在这招显然是不管用了，御史们根本不敢接受这些商人的贿赂，更不敢帮这些商人说话，很简单，现在锦衣亲军在大明各省有驻有千户所，他们的目的就是监视这些官员们，有受贿等不法事情，这些锦衣卫可是可以直接上奏京师的，朱载坖对于贪墨和太祖一样都是采取的严惩的办法。
更重要的是，庭杖现在的收益太低，风险太大了，之前的庭杖，虽然也有打死人的，但是毕竟不是多数，而现在的庭杖，可是打一个死一个，绝无幸免，而且一旦被庭杖，后面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不但是一打就死，更重要是本人削籍，还要连累家人，三代不能参加科举和吏员的考选，这显然就太不划算了，言官们不敢再像之前一样动辄挑衅皇帝，讪君卖直，对于这些商人的贿赂更是不敢接受了。
至于这些商人和士绅们擅长的煽动百姓，这次也没有什么效果了，原因也很简单，现在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加强，地方官府有了更加充足的人力，更多的吏员和巡检司的差役弓手，现在的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远非正德、嘉靖年间可以比的。
朱载坖的诏书刚刚下达，督师南京大学士殷士儋就以督师大学士的名义晓谕浙直各州县正印和书院、学堂的教谕、训导等人，要求他们向百姓、生员们解释朝廷政策，告诫他们不要以身试法，要是敢于抗旨甚至是煽动百姓、生员闹事的，朝廷定会严惩、决不轻饶，不仅自己受罚，还要祸及子孙，切莫自误。
同时驻扎在浙直等处的官军也开始密集的操演训练起来，枕戈待旦，严防作乱，在这种情况之下，东南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朱载坖也将杜太后和李皇后奉请到南京来。
朱载坖到南京来，当然不是为了加点税就了事了，对于东南的金融行业，朱载坖早就有加以控制的心思，这里是大明最繁华的地区，要是不加以管理不仅会使得朝廷损失巨额的税收，还会使得大明存在金融风险，朱载坖认为必须加以管理。
事实上户部尚书刘体乾，少府卿将提督银行事务大臣张守直已经多次向朱载坖上书要求对于民间的钱庄票号加以管理，不能允许他们随意经营了。
朱载坖认为他们的建议是十分中肯的，朱载坖之前就已经命令张守直等人制定相关的条款，用于对这些钱庄、票号等类似于银行的民间组织予以管理。
按照他们制定的则例，对于钱庄票号的管理，第一是限制其放贷利息，不允许他们通过高利贷盘剥百姓，根据张守直等人的商议，认为钱庄、票号放贷的年利率不得超过五分，违者可以到提督银行衙门举报，由提督银行衙门对这些票号进行处罚。
第二是对于票号的征税，对票号的征税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在向朝廷申请新设钱庄票号或者开设新的分店时，要向朝廷缴纳一笔银子，以领取执照，另外就是每年按照其规模的大小，征收定额的税收。
第三就是给这些票号划定红线，不准发行银票等带有货币性质的东西，钱庄、票号所发行的汇票仅能用于异地支取银钱等用途，不准融毁朝廷发行的银钱、制钱等，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资格，钱庄、票号所收取的民间杂色银两，必须按期缴纳朝廷，兑换银钱，不准私自留存，或者仍然使用银两交易，违者立即取消其资格并且没收资本。
第四就是朝廷在南京、苏州、扬州、淮安、松江、杭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各省会设立少府监和提督银行事务衙门的分司，负责监督这些钱庄、票号，各处的钱庄票号必须向所在地的少府监分司报备并且缴纳税银，领取执照方可开业，凡是没有执照，私自营业的钱庄、票号，少府监会同驻地锦衣亲军予以抄没。
同时，根据张守直的建议，朱载坖在提督海关关税衙门下设官银号，负责海外来的银两熔铸提纯，同时百姓可以持自己的手中的杂色银两直接到朝廷的官银号兑换银钱或着制钱，不收取火耗，同时地方各级官府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凡是折色赋税均可以使用银钱或制钱缴纳，各级官府不准拒收或者加征火耗，违者严惩，一经举报属实，州县正印当即罢官，永不叙用，涉事胥吏充军极边，遇赦不赦。
在朱载坖和朝廷的严令之下，银钱在东南的市场上开始推广使用，但是一些大商人仍旧拒绝使用朝廷的银钱，甚至准备以罢市来对抗朝廷的政策，朱载坖当然不会容忍这些商贾威胁自己，朱载坖当即在南京召见浙直的方面大臣，商讨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