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商人企图以罢市来威胁朝廷，朱载坖当然不会惯着他们，想玩抗税这一套，在朱载坖这里是行不通的，朱载坖当即命令浙江巡抚蔡国熙、南直隶巡抚杨继盛，晓谕这些商人，不要和朝廷作对，恢复营业，当然朱载坖不会指望仅凭朱载坖的圣谕和地方官府的说教就能够让他们去恢复营业，停止罢市，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朱载坖没有惯着他们，朱载坖很清楚他们手段和目的，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商人罢市，这些机工们没有收入，自然生计断绝，到时候自然是要闹事的，而这个时候这些商人们就会把事情的责任完全推到朝廷身上来了，声称是朝廷对这些商贾盘剥太过，才导致商人们无法经营喜下去，利用这些机工对朝廷形成强大的压力。
地方官员畏惧民变，不得不屈从于他们的意见，至于带头闹事的，那就完全是弃子了，这些商贾们很清楚，朝廷时候肯定是要杀几个人泄愤的，这些带头闹事恶机工到时候大不了被官府拉去砍头，这些商贾们出现银子帮他们收敛尸体，修筑坟墓，再找几个文人歌颂一下他们。
这下收工齐活，朝廷和地方官保全了脸面，商贾得了实惠，这些带头闹事的机工得了名誉，各取所需罢了。
朱载坖可不会惯着他们，这个套路朱载坖早就熟悉了，也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想玩这套，朱载坖根本不买账，朱载坖随即下令，总理盐政衙门将两淮的余盐调拨一部分给盐商，征用盐商的船只，帮助朝廷运送各种物资到东南，平抑物价，这些盐商往往都经营其他行业，可以填补这些罢市商人的空缺。
朱载坖还命令总理盐政衙门明确警告这些盐商，这次要是和东南商人沆瀣一气者，朝廷永远将其踢出盐商行列，不管是边商还是内商，永不准其获得盐引，在朱载坖的严旨下，各种物资通过盐商们的船只运往东南各州县，同时现在对于民心波动最大的就是粮食问题。
朱载坖命令提督海关衙门将各处用于抵税的海外粮食转运到东南各州县，以平价卖给百姓，甚至比之前的市场价还更加低廉，加上朱载坖之前命令地方官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使得机工们的情绪现在还相对问题。
但是这样并不持久，毕竟对于机工们来说，这些商人们罢市，工场主就没有生意，没人购买他们的丝绸，机工们就等于坐吃山空，总有耗尽储蓄的那一天，对此不仅是朱文科、蔡国熙、杨继盛等人十分着急，连张居正、殷士儋等人也非常着急，张居正和殷士儋甚至向朱载坖建议立即动用官军，镇压这些不法商人。
但是朱载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说道：“商人罢市，朕就动用官军，天下以为朕是何等样之主，朕不能如此做。”
张居正等人不禁在心中腹诽，之前你动用官军可是比谁都积极，现在又不动用官军了，真是奇了怪了，不过臣子们还是想知道，朱载坖想要靠什么来使得这些商人的屈服。
朱载坖说了三个字：“内官监。”
奉朱载坖的谕令，司礼监秉笔兼内官监太监李芳携带文思院在京师制造的织机抵达松江府，走水路到苏州来，李芳到苏州之后，随即和朱文科联系上了，此时的朱文科是非常焦急的，虽然现在苏州一切情况尚好，但是他很清楚，这可不能持久，一旦真的搞出民变来，不管什么结果，他头顶的乌纱是肯定保不住了。
李芳的到来最开始并没有引起朱文科的注意，苏州往来办差、采办的太监每年不知道有多少，李芳不过是品级高了些罢了，没什么稀奇的。
但是李芳一到苏州就找到了朱文科，要求苏州府衙协助内官监办差，当得知李芳来找他的意思之后，朱文科大喜过望，连忙行文苏州府下辖各州县，要求所有官吏必须配合内官监的差事，要是谁敢误了内官监的皇差，不仅朱文科要收拾他们，搞得不好北镇抚司雅座一位。
随即苏州府衙和各州府衙门的官吏发布告示，到城内去宣传，为了使得苏州和东南各州县的百姓有生计，陛下特命内官监到苏州和东南各府县来采办丝绸，家中有织机的可以直接从内官监领取生丝，织成丝绸后交给内官监，领取工钱，家中没有织机的，可以从内官监手中赊购织机，与市价一样，不收利息，一年内还清即可。
至于丝绸所需要的生丝，朝廷和内官监已经从浙江等地收购，朱载坖命令湖州等出产生丝的州县，告知百姓，朝廷今年不仅可以用本色生丝交解赋税，还以市场价收购生丝，运往苏州、松江等地，由内官监散给百姓们纺织。
所织成的丝绸，由内官监卖给西洋人，朱载坖还下旨给提督海关衙门，命令大明海关暂停浙直等处丝绸的出口，外商想采购丝绸，只能找内官监购买，既然你们不想做生意，朱载坖大可以代劳。
织机并不复杂，京师的工匠将其拆解之后标准化生产并不难，至于所需的材料，木料从天津造船厂的下脚料中去找，至于铁，遵化、唐山两个朝廷官营铁厂，随便挤出一点就足够了，朱载坖在南巡之前就料到这帮人要玩什么套路，而且朱载坖对丝绸、瓷器贸易的丰厚收入也早就垂涎三尺，想从中分一杯羹了。
既然东南的商人这么给机会，朱载坖当然乐的接招，朱载坖就是要增加苏州等处拥有织机的机工数量，借此抵消大商人、大工场主对于市场的垄断，不少机工借机从内官监赊购织机，从为工场主打工变成了个体户，同时朱文科按照保甲，将这些织工组织起来，每十人选出一名织长。每百人由府州县衙派出一名小吏管理，负责发给工资、生丝，收取丝绸等事，将这些机工登记造册，管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