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留下孩子，像是一道分水岭。之前的挣扎、对抗、冰冷的绝望，被一种新的、更为沉重的平静所取代。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将问题扛上了肩，开始了更具体、也更漫长的跋涉。
家里的气氛悄然发生了变化。那种剑拔弩张的紧绷感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同面对现实的默契。陈远和李静之间，依旧没有太多温情的言语，交流大多围绕着具体的生计和孕期的必要事务，但那种刻意营造的疏离和无声的指责，明显减少了。
生活的重心，不可逆转地倾斜向那个尚未出世的小生命。李静停止了所有额外的兼职工作，这是陈远和医生共同坚持的结果。她的身体底子本就不算好，孕吐反应又格外强烈，继续透支下去，无论对她还是对孩子都风险太大。家里的收入，彻底依赖陈远在“科汇”那份缩水的薪水和李静的基本工资，经济状况瞬间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陈远身上的担子陡然加重。他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橡皮筋，在“科汇”应对着永无止境的琐碎项目和吴总监时不时的冷脸，下班后则要立刻切换角色，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和照顾小宝的责任。他学着根据手机App上的食谱，准备口味清淡、营养均衡的孕妇餐；他会抢在李静前面去洗碗、拖地；在小宝缠着要妈妈讲故事时，他会主动拿起绘本，用并不生动的语调试图吸引儿子的注意力。
他做得并不好。炒菜时常忘了放盐，或者咸得发苦；拖过的地板上总是留着水渍；讲故事也远没有李静那样绘声绘色。但李静只是默默地看着，偶尔在他手忙脚乱时，会低声提醒一句“火关小点”或者“酱油放多了”，不再有以前的埋怨和尖锐。
这是一种奇特的“休战”状态。他们都清楚，外部危机并未解除，内部创伤也远未愈合。但新生命的到来，像一道无声的命令，强迫他们必须将个人的情绪、委屈和恐惧，暂时搁置一旁，优先保障这个脆弱联合体的基本运转。
经济的压力是其中最现实、最迫人的一环。郑律师那边的费用，像一座小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李静父母那笔钱，如同杯水车薪，很快见底。陈远硬着头皮，向吴总监提出预支部分薪水的请求。吴总监从厚厚的镜片后打量了他许久，那目光让陈远如坐针毡，最终，还是批了，但提醒他“下不为例”。这笔预支的薪水，转头就大部分汇入了郑律师的账户。
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彻底取消了任何非必要的消费。周末的短途旅行、偶尔的外出就餐、甚至给小宝买新玩具的计划，都无限期搁置。陈远戒烟了，这个他坚持了十几年的习惯，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且奢侈。李静则翻出了几年前的衣服，勉强修改着穿，孕肚渐渐明显后，也只是在网上买了两件最便宜的孕妇装轮流换洗。
生活仿佛退守到了最原始的生存层面。每一天，都在精打细算中度过，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这种“负重”前行的感觉，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陈远感到自己像一头被套上沉重轭具的老牛，只能低着头，一步一步，拉着身后破旧的家庭大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看不到尽头，也不敢停下。
唯一能带来些许慰藉的，是李静腹中那个小生命逐渐明显的存在感。当陈远第一次在产检的b超屏幕上，看到那个模糊却有力跳动的小心脏时，一种奇异的情感击中了他——混杂着难以言喻的感动、沉甸甸的责任，以及一丝隐秘的、对于生命本身的敬畏。当李静在某天晚上，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手，放在她微微隆起的腹部，让他感受那一下极其轻微、如同蝴蝶振翅般的胎动时，陈远的手颤抖了。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压力和委屈，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安放的支点。
这个孩子，在他们最不堪、最狼狈的时候到来，像一颗意外落入贫瘠石缝的种子，顽强地生根、发芽，用它自身的存在，逼迫着这对身心俱疲的父母，不得不打起精神，为它撑起一片哪怕狭小、却必须存在的天空。
夜晚，陈远依旧睡在书房的折叠床上。但有时，他会听到主卧里李静因为抽筋而发出的细微呻吟，他会起身，倒一杯温水送进去，或者动作生涩地帮她揉一揉小腿。没有过多的交流，但那种刻意的隔绝，似乎在一点点消融。
他们都知道，法律的风险依旧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宏远那边暂时没有新的动静，但这沉默反而更让人不安。郑律师偶尔会传来消息，多是关于证据收集的进展，语气一如既往的审慎，不乐观，也不绝望。
生活，就在这种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内部小心翼翼维持的平衡中，缓慢地向前蠕动。每一天都像是在负重攀登，看不到山顶，但回头望去，似乎也离谷底有了一段距离。这距离，是用汗水、隐忍和那份关于新生命的、沉重而复杂的希望，一寸一寸丈量出来的。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轻松的救赎。所谓的坚强，不过是在认清现实的残酷之后，依然选择扛起那份你必须承担的重量，哪怕步履蹒跚，哪怕内心泣血，也咬着牙，一步一步，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