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六月的赫图阿拉，议事大殿内的气氛比盛夏的阳光还要热烈。努尔哈赤坐在虎皮椅上，面前摊着两份文书：一份是 “行政衙门设置方案”，一份是 “八旗军事调度新规”。殿下文武百官分列两侧，有女真贝勒，有汉官降将，还有蒙古使者 —— 这是后金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讨论 “制度革新”，而推动这一切的，正是努尔哈赤 “从打天下到治天下” 的野心。
此前，后金的政权架构更像 “部落联盟”：行政上靠女真贵族分片管理，军事上依赖八旗各自调度，没有统一的政令与指挥体系。随着地盘扩大到开原、铁岭，人口增至二十余万，这种 “粗放式管理” 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 有时女真贵族与汉官对同一事务的处置意见相悖，有时八旗出兵时因粮草分配不均互相推诿，甚至出现过 “蒙古盟友通报军情，却找不到对应衙门对接” 的混乱局面。
“现在咱们不是小部落了，是要统一天下的大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努尔哈赤手指重重敲了敲文书，“今天就定下来，行政要设衙门，军事要定规矩，以后不管是女真、汉人还是蒙古人，都得按咱们的制度来！”
最先讨论的是行政制度。努尔哈赤采纳了汉官范文程（此时已归附后金，任幕僚）的建议，参考明朝 “六部” 架构，设立 “理政听讼五大臣”—— 由额亦都、费英东等五位资深女真贵族担任，负责处理全国军政大事；同时下设 “吏、户、礼、兵、刑、工” 六房，每房设 “承政” 一人（女真贵族与汉官各半），分别掌管官员任免、户籍赋税、礼仪外交、军事调度、司法刑狱、工程建设。
这个提议刚一落地，就有女真贵族提出异议。正白旗贝勒多铎皱着眉说：“咱们女真的事，凭什么让汉人来管？六房承政用汉人，万一他们通敌明朝怎么办？”
没等努尔哈赤开口，汉官李永芳站了出来：“贝勒爷放心，我等归附大金，早已断了回明朝的念头。再说，六房事务多是户籍、赋税这类细活，汉人熟悉中原制度，用汉人承政，能少走很多弯路。而且每个承政都有女真贵族监督，何来通敌之说？”
努尔哈赤点头附和：“李永芳说得对。用汉人不是不信任女真，是为了把事办好。以后不管是女真还是汉人，只要有本事，就有官做；只要忠心，就有赏赐。” 他当即拍板：六房承政中，吏、兵二房由女真贵族担任，户、刑二房由汉官担任，礼、工二房由女真贵族与汉官共同担任，既保证了女真的主导权，又发挥了汉官的优势。
行政制度定下来后，众人又转向军事制度。此时后金八旗虽有 “共议军机” 的传统，但出兵时往往各旗自行其是，缺乏统一指挥 —— 萨尔浒之战时，就曾出现过代善的红旗军已发起冲锋，阿敏的蓝旗军还在准备粮草的情况。努尔哈赤决定，在八旗之上设立 “都元帅” 一职，由自己亲自担任，总揽军事大权；同时规定，凡出兵超过一旗兵力，必须由 “都元帅” 下达调令，各旗贝勒需按调令时间、地点集结，不得擅自行动。
为了防止八旗贝勒权力过大，努尔哈赤还制定了 “军功考核制”：每次战后，由 “理政听讼五大臣” 共同核算各旗战功，根据斩杀敌兵、缴获物资的数量论功行赏，避免贝勒们因私怨争抢功劳；同时规定，八旗士兵的粮饷由后金统一发放，不再由各旗贝勒自行筹集，从根本上切断了贝勒与士兵的人身依附关系。
正黄旗贝勒皇太极对此十分赞同：“以前各旗自己筹粮，富的旗士兵吃得饱，穷的旗士兵饿肚子，打仗时自然没力气。现在统一发粮，大家待遇一样，打仗时才能一心向前。”
除了行政与军事制度，努尔哈赤还完善了司法制度。他下令颁布《后金律》，明确规定 “杀人者死、偷盗者鞭刑、诬告者反坐”，同时特别注明 “女真、汉人、蒙古人犯法，一体治罪”，打破了此前 “女真贵族犯法可从轻处置” 的惯例。为了让百姓了解律法，他还让工匠将《后金律》刻在木牌上，立在各城门口，供百姓随时观看。
七月初，新制度正式推行。赫图阿拉城内，六房衙门的牌子相继挂起，汉人承政范文程在户部房内忙着登记户籍，女真贵族额亦都在兵部房内调度军队，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城外的练兵场上，八旗士兵统一穿着红色号衣，听着统一的号角声操练，再也没有出现过各旗散漫的情况。
最让百姓安心的是司法制度的完善。开原城外，一名女真士兵因抢夺汉人农户的鸡被抓，按《后金律》应处以鞭刑五十。有人向努尔哈赤求情：“不过是一只鸡，何必这么较真？” 努尔哈赤却摇头：“律法面前，没有大小。今天抢一只鸡不罚，明天就敢抢一座城。只有人人遵守律法，天下才能太平。” 最终，那名士兵被当众鞭刑五十，围观的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新制度的推行，很快收到了成效。七月中旬，后金准备进攻沈阳，努尔哈赤下达调令后，六旗兵力在三日内全部集结完毕，比以往快了整整两天；户部房仅用十天，就统计出开原、铁岭一带的粮食储备，为军队提供了精准的粮草支持。汉官范文程在向努尔哈赤汇报时说：“如今政令统一，军心齐整，百姓安定，正是进攻沈阳、辽阳的好时机。”
而此时的明朝，行政与军事制度早已腐朽不堪。辽阳的熊廷弼虽有治军之才，却因受到东林党与阉党的双重排挤，政令难以推行；沈阳的贺世贤虽为总兵，却连麾下将领的粮饷都无法按时发放，军队士气低落到了极点。一边是制度革新、蒸蒸日上的后金，一边是制度僵化、内耗严重的明朝，双方的差距在天启元年的夏天，变得越来越明显。
天启元年七月的最后一天，努尔哈赤站在赫图阿拉的城墙上，望着远处操练的八旗士兵与忙碌的衙门官员，心中充满了底气。他知道，行政与军事制度的完善，不仅巩固了后金的政权，更让后金具备了与明朝长期抗衡的实力。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率领这支制度完善、士气高昂的军队，拿下沈阳、辽阳，将整个辽东纳入后金的版图 —— 一场决定辽东命运的大战，已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