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七年，四月至五月。
春光虽好，却难以驱散帝国上空日益凝聚的阴云。南洋的战备、北疆的侦察、朝堂的博弈，以及那艘突如其来的葡萄牙使船，如同数股交织的绳索，牵动着帝国的神经，预示着这个春天乃至整个夏天，都将是多事之秋。
一、 红夷之议：利刃与毒药
葡萄牙使团在南京的驿馆中安顿下来，但他们带来的波澜，却在朝野间持续扩散。
礼部和鸿胪寺依例接待，安排了觐见、赐宴、参观（有限度的）等流程。然而，真正的交锋，发生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在徐光启的主持下，一场小范围的、针对葡萄牙使团所献“礼物”特别是那些火器、书籍、地图的技术评估会，在格致院秘密进行。
评估的结果，让与会的宋礼（专程从北京赶回）、徐光启以及几位精挑细选的工部、兵部专家，心情复杂。
“这几支燧发手枪，工艺精湛，机括巧妙，尤其是这簧片的弹性和击发机构的可靠性，胜过我们仿制的‘洪武六年式’不少。”一位火器大匠反复拆卸组装一支手枪，叹道，“其钢材质地均匀，韧性极佳，且防锈处理巧妙。虽是小器，可见其大匠功底。”
宋礼则更关注那架单筒望远镜：“镜片研磨之精，远超我们目前水平。视物清晰，倍率稳定。若用于水师了望或陆军侦察，价值不可估量。”
徐光启的重点在书籍和地图上。《几何原本》的印刷本，内容与之前利玛窦口述、他笔录的版本基本一致，但更为系统完整。而那幅世界地图，其绘制之精确、涵盖范围之广，尤其是对非洲西海岸、南美洲、以及南洋群岛以东未知海域的勾勒（尽管仍有大量空白和猜测），令人震撼。它无声地宣告着一个事实：大明并非世界的中心，甚至不是唯一强大的文明。
“使者言，此图乃集合近百年葡、西等国航海家成果所绘，尚不完备，然大致不差。”通译转述着那位名叫迪奥戈·德·索萨的葡萄牙低级贵族使者的话。
“他们展示这些，既是示好，更是示威。”徐光启对朱雄英私下汇报时，一针见血，“示好者，愿以技艺、知识相交；示威者，提醒我们，泰西诸国舟车之利、探索之广，已非昔年蒙元时可比的‘蛮夷’。其所求贸易之利、传教之权，恐非表面那般简单。”
朱雄英深以为然。他将蒋瓛的调查结果与徐光启的技术评估结合起来看，轮廓渐渐清晰。
蒋瓛的密报显示，这支使团表面来自葡萄牙王室，实则与澳门的葡萄牙商团及耶稣会关系密切。其出使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强势扩张，严重威胁到葡萄牙（此时西、葡王位联合，但殖民地利益各自独立）在远东的传统利益（尤其香料贸易和马六甲航线）。葡萄牙人既无力单独对抗荷兰，又担心大明与荷兰冲突升级波及自身，更觊觎与大明扩大直接贸易（而非仅通过澳门中转）的巨利。此番前来，试探、合作、制衡荷兰的意图兼而有之。至于与“鹰旗船”或“狮王”的直接关联，目前尚未发现确凿证据，但不排除通过复杂的中间商网络存在间接联系的可能。
“他们想火中取栗，又想隔岸观火。”朱雄英冷笑，“拿出些好东西吊着我们，既想我们顶住荷兰人，又怕我们太强反过来威胁他们，还想趁机捞足好处。”
“殿下，然其所献之物，确有其价值。”徐光启谨慎道，“望远镜于军国大利；几何、地图于格致、海贸大有裨益；即便那火器工艺，亦能启发我等。若断然拒之，恐闭门绝益。若全盘应之，则恐受其挟制，滋长其势。”
“先生所言甚是。”朱雄英沉吟，“此事，需以我为主，趋利避害。他们想谈，可以。但规矩，得我们来定。”
数日后，一场由礼部尚书主持、徐光启、宋礼、及户部、市舶司官员参与，与葡萄牙使团的正式谈判，在礼部衙门展开。
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机锋。葡使迪奥戈重申了扩大贸易、降低关税、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特别是北京）传教等要求，并暗示可以协助调解与荷兰的争端，甚至提供“某些泰西先进技艺的咨询”。
大明方面则提出，扩大贸易可以商议，但需遵循新修订的《市舶条例》，且葡商须严格遵守大明律法，不得夹带违禁之物，不得庇护不法，其在华活动范围，仍以澳门及指定口岸为主。至于传教，可以允许耶稣会士在已有基础的广州、南昌等地继续活动，并可在南京设立一处固定的“译书馆”，协助翻译泰西典籍，但进入北京及内地传教，暂无可能。
关于调解与荷兰争端，大明方面态度明确：“南洋之事，乃我朝藩属安宁及海道畅通之内务，无须外人置喙。荷夷若守商约，自可相安；若恃强凌弱，我朝自有雷霆手段。”
最关键的“技术交流”部分，大明提出了一个方案：由格致院与葡方指定人员（主要是耶稣会士中的学者和工匠），在南京“译书馆”框架下，进行有选择的、对等的学术与技艺交流。大明可提供部分传统工艺、算学、农学典籍供其研究；葡方则需提供更多关于天文、历法、几何、地理测绘、以及……火器制造、船舶设计等方面的详细原理、图纸或实物样品。并且，所有交流成果，需经双方共同确认，大明拥有在其领土上的完全使用权。
这个方案，既没有完全拒绝葡方的“好意”，又将交流控制在了官方、有序、且相对平等的框架内，更明确了知识产权的归属（尽管此时尚无此概念），避免了技术单向流失或被掣肘。
迪奥戈显然没料到明方准备如此充分，条件如此“苛刻”。他反复强调“知识无价”、“友谊至上”，试图争取更宽松的条件和更多的传教自由，但在明方有理有据、软中带硬的坚持下，谈判进展缓慢。
谈判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在朝野流传。保守派官员再次聒噪，认为与“红毛夷”交往过密，有损天朝体统，且泰西之学“奇诡难测”，恐乱人心。支持新政的官员则多认为，若能以可控方式获取泰西之长技，于国有利。民间士林，则对此好奇与疑虑并存。
朱雄英对此不予置评，只是让谈判继续进行。他需要时间，观察葡方的真实底线和后续反应，也需要时间，让内部的不同意见充分暴露、碰撞、乃至融合。与西人的交道，注定漫长而曲折，而这仅仅是开始。
二、 边海新血：小胜与深忧
四月下旬，南洋。
周忱的“南洋联防第一舰队”在完成了首次大规模联合巡防后，取得了第一个战果——在邦加海峡以东，成功拦截并击溃了一支由四艘鹰旗快船组成的小型袭扰舰队。战斗中，明军吸取了上次教训，不再试图远距离炮击，而是利用数量优势和土邦船只的灵活，进行包抄围堵，逼迫对方接舷。虽然鹰旗快船依旧凶悍，火铳精准，但在绝对优势兵力的跳帮近战下，最终两艘被俘，一艘被焚毁，一艘重伤逃脱。俘虏中包括数名受伤的鹰旗船员。
初步审讯得知，这些船员成分复杂，有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冒险家，有从中亚流亡的武士，也有被雇佣的南洋土着。他们受雇于一个名为“海鹰商会”的神秘组织，该组织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密切合作，专门承接一些“灰色任务”，包括袭扰商路、打击敌对土邦、以及为荷兰人干一些“不方便直接出面”的脏活。至于“海鹰商会”的背后是谁，这些底层船员一无所知。
小胜鼓舞了士气，证明了联防策略的有效性。但周忱却高兴不起来。从俘虏口中和缴获的船只装备来看，“海鹰商会”显然拥有稳定的精良武器来源和充足的资金，其活动范围不仅仅在南洋，似乎还延伸到印度洋甚至更西。这是一个组织严密、背景深厚的对手，绝不仅仅是一伙普通的海盗或雇佣兵。
更令他忧虑的是，几乎在取得小胜的同时，他接到了旧港苏丹的紧急求援——一支规模更大的荷兰舰队（六艘主力武装商船），突然出现在旧港外海，以“搜查违禁品、确保航行自由”为名，强行拦截检查进出旧港的商船，并与旧港水军发生对峙，气氛紧张。
荷兰人显然是在报复，也是在试探。他们选择了大明最亲密的藩属之一、同时也是“南洋联防”重要节点的旧港下手，意图逼大明做出更强硬反应，或迫使亲明土邦屈服。
周忱面临抉择：是立刻率主力驰援旧港，与荷兰舰队正面对峙乃至冲突？还是暂避锋芒，固守其他要点，通过外交途径施压？
他思考良久，最终下令：“舰队主力，向宾坦岛基地集结，做出增援旧港态势，但保持距离。令旧港水军，避免与荷兰舰队正面冲突，可放其检查商船（非军械船），但需派船全程‘陪同’，记录其一切行为。同时，以八百里加急，将荷兰人强行检查藩属港口、威胁海道安全之行为，详奏朝廷，并提请朝廷向巴达维亚荷兰总督发出正式抗议照会！”
他选择了一种相对克制但立场鲜明的应对。既展现了维护藩属的决心，又未立即升级为军事冲突，将外交与军事压力结合起来，也为朝廷的后续决策留出了空间和理由。
几乎与此同时，北疆，蓝玉派出的化装侦察小队，历经艰险，终于从黑水河地区传回了第一份有价值的密报。
密报称，他们在黑水河北岸一处隐秘山谷，发现了大规模人马驻扎的痕迹，估计曾停留数百人、上千匹马，并有大量车轮印迹，显是运输重物。山谷中有临时冶炼炉和工棚废墟，发现了少量与北疆缴获火铳类似的金属碎屑和特殊矿渣。更关键的是，他们从一个偶然抓获的、前往该山谷交易皮毛的鄂尔多斯小部落牧民口中得知，约一个月前，确有一支“西边来的大商队”在此与“白帐的人”碰头，卸下了“很多沉重的箱子”，然后又装上“很多皮子和羊毛”离开了。牧民还提到，商队里除了蒙古人，还有“高鼻子、深眼睛、说话听不懂的人”，以及一些“穿着铁衣服、看起来很凶的人”护卫。
“西边来的大商队”、“高鼻子深眼睛的人”、“沉重的箱子”——这与军火交易的推测高度吻合！而且，交易地点、参与方、甚至部分人员特征都得到了侧面证实。
然而，这份密报是用血换来的。传递消息的两名夜不收，在返回途中遭遇不明身份骑队追杀，一人战死，一人重伤垂危，拼死将情报送回。蓝玉接到密报，既兴奋于线索的突破，又痛心于忠勇将士的牺牲，更对敌人侦缉与灭口能力感到凛然。
北疆的网，正在收紧，但收网的过程，注定充满血腥与危险。
三、 新政之困：摊派与反弹
四五月间，随着《水师三年强军案》和《边军武备加速案》的逐步推进，庞大的军费需求，如同巨石入水，在帝国的地方层面激起了层层涟漪，也暴露了新政执行中的深层困境。
为了筹措资金，除了发行“强军国债”（主要由沈万三等东南巨商认购），户部行文各省，要求“协济”部分海防、边饷，并加征了“海防捐”（主要针对沿海州县及从事海贸的商贾）和“边事捐”（主要针对北方数省及边贸商人）。这些举措，虽经朝廷反复斟酌，力求“摊派均平、不伤根本”，但一旦落实到基层，在各地官员执行力、地方利益结构千差万别的情况下，难免变形走样。
在江南某些府县，地方官为完成“协济”额度，或为趁机中饱私囊，将部分负担转嫁给了普通农户和小手工业者，甚至提前预征了部分税赋。在湖广，有官员借征收“边事捐”之名，强行摊派给与边贸毫无关系的粮户。在东南沿海，一些与海贸无关的小商贩，也被牙行胥吏勒索“海防捐”。
与此同时，为了加快新式工坊建设和军工生产，工部和地方官府在一些州县推行“物料征调”和“匠户役使”，虽然承诺付给报酬，但或因款项拨付不及时，或因吏胥克扣，导致实际承担劳役的百姓怨声载道。
这些“新政”带来的额外负担和扰攘，与地方上原有的矛盾（如土地兼并、胥吏腐败、宗族争斗）交织在一起，在部分地区引发了不满情绪的积聚。
五月初，浙江宁波府下属某县，发生了小规模的农户抗拒“海防捐”和预征税赋，聚集县衙请愿的事件，虽未酿成暴力冲突，但影响恶劣。几乎同时，湖广辰州府，数家被强行摊派“边事捐”的粮行罢市抗议。江西景德镇，部分瓷匠因官府“征调”其烧制军需瓷瓶（用于火药存储）而待遇不公，酝酿怠工。
这些事件规模都不大，很快被地方官府或安抚、或压制下去，但通过都察院渠道和锦衣卫密报，却清晰地呈现在朱雄英的案头。它们像是一根根细小的尖刺，提醒着他，新政的推进，绝非朝堂上一纸诏令那么简单。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触动原有的格局，引发反弹。而官僚系统的低效、腐败与惰性，则是最大的阻力与变数。
“朝廷良法美意，一到地方，往往成了害民苛政。”朱雄英将一份关于宁波事件的详细报告递给徐光启和蒋瓛，“你们看看。根源何在？”
徐光启叹道：“殿下，此非新政之过，实乃吏治之弊，执行之偏。朝廷政令，经层层下达，到州县胥吏之手，往往面目全非。加之地方豪强胥吏勾结，常借朝廷之名，行盘剥之实。百姓不堪其扰，怨气自然指向朝廷新政。”
蒋瓛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殿下，据臣所查，宁波闹事背后，似有当地几个与海贸有关、但未能从新政中获益反而觉得利益受损的旧式海商家族暗中煽动。湖广辰州粮行罢市，则与当地几个不满‘官督商办’挤压其生存空间的粮绅有关。新政触及旧利，有人不甘心。”
朱雄英点头，两人所言，都切中要害。“吏治腐败，执行走样，此为一害。利益受损者煽动反抗，此为二害。两者结合，便是地方不宁之源。”
他思忖片刻，下令道：“传旨都察院、刑部，加派巡按御史，分赴浙江、湖广、江西等地，实地查访加征、摊派、征调中之不法情事，凡查实有借机贪墨、滥征、害民者，无论官职，严惩不贷！所征不合理款项，责令退还！涉案地方豪强，若有确凿证据证明其煽动闹事、对抗朝廷，亦一并查办！”
“同时，通令各省督抚，严饬下属，朝廷加征、摊派、征调，皆需明示缘由、标准、时限，张榜公布，接受士民监督。凡有阳奉阴违、变相加害者，督抚同责！”
“另外，”他看向徐光启，“新政之利，需让更多百姓看见、感受到。除黄河新桥、驰铁通车外，各地新式工坊招募工匠，需优先考虑当地失地或少地农户，工钱需按时足额发放。官府组织的农田水利、道路修缮等工程，亦可多用本地民夫，给付合理报酬。要让百姓知道，新政不仅仅是从他们那里取，更要让他们看到，朝廷也在努力让他们有所得！”
这是纠偏，也是安抚，更是将新政的根基，更深地扎入民间土壤的努力。
多事之秋，内外交困。但朱雄英知道，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自乱阵脚。外需强军以慑敌，内需清明以安民，新政则需在艰难平衡中坚定推进。这是一场考验耐心、智慧与决断力的漫长征程。
他望向窗外，春末夏初的阳光，已有了几分炽烈。而帝国的夏天，注定将在汗水、鲜血与不绝的争议中，灼热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