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条上提及的“抬高包装物料定价”，是第一个需要破解的迷阵。计划经济时代，主要物资实行统购统销，价格由国家规定，理论上应是“统一价格”。但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就在于物料等级、运输成本、损耗计算等模糊地带。
我不只看，还问。趁着顾客不多的间隙，我会递上一支“大前门”，与面相和善的年长售货员攀谈，从“这糖纸真漂亮，是哪家厂子印的？”聊起，旁敲侧击地打听这些包装的来源，进货的难易，以及“听说”的价格——当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模糊的“上面调拨的”、“价格是死的，有啥好打听的”，但偶尔，也会从一些健谈的，或者对现状有些不满的采购员口中，听到只言片语的抱怨：“嗨，别看这张纸，分个甲乙丙丁等，价格能差出一截去！”“远道来的货，光运费摊到成本里就不得了！”
与此同时，我启动了另一条线。通过农业厅那位对我颇为赏识的王科长，我迂回地联系上了省轻工业厅下属负责包装材料计划调拨的一位老同志——张工。这位张工在计划系统工作了大半辈子，头发花白，眼神里透着一种阅尽文件沧桑的疲惫与洞明。我以“韩家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目需要进行精确的成本核算，以便向省里汇报和申请支持”为由，向他请教官方规定的、适用于我们这类乡镇企业的包装物料种类、等级划分标准以及基准调拨价格。
在王科长隐约其辞的“关照”下，张工并没有过多为难我，他翻出一些内部发行的《物资调拨价目参考》和《包装材料分类标准（内部试行）》，给我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在他的话语体系中，一切都有章可循，等级森严：纸张克重、塑料厚度、耐破度、透湿度……每一项指标都对应着不同的价格区间。运输费用则按照里程、货物重量、运输方式（铁路、公路、水路）有着复杂的计算公式。损耗率更是根据不同物料的特性，规定了从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五不等的“合理范围”。
当我将市场走访得到的模糊信息与张工提供的官方标准两相对照，计永兴他们可能采取的手段，便如同水落石出般清晰起来：
其一，“就高不就低”的等级陷阱。我们的火腿肠，或许只需要乙级甚至丙级的包装材料就已足够，但他们完全可以在审批时，“建议”或直接核定使用甲级材料，这中间的价差，可能高达百分之二三十。
其二，“合理”的成本膨胀。在计算运输费用时，可以选取最昂贵的运输路线和方式；在核定损耗时，一律按最高标准执行。这些看似微小的百分比，累积起来，足以让产品总成本显着上升，从而在报审时因“成本效益不佳”而被搁置。
其三，“计划”与“议价”的模糊界限。将一些本可以通过计划内渠道调拨的辅助材料（如粘合剂、印刷油墨等），巧妙地划归为需要自行解决的“议价”物资。在计划经济的海洋中，一旦被推向“议价”的市场孤岛，价格便充满了不确定性，操作空间巨大。
我将这些分析、市场记录、官方标准摘录，仔细整理、分类，用工整的字迹誊写在一个厚厚的牛皮纸笔记本上。这并非可以直接指证计永兴舞弊的铁证，但它是一面盾牌，一套应对诘难的“兵法总纲”。它让我心里有了底，不再是一个对潜规则一无所知的“愣头青”。在后续不可避免的成本报审、方案辩论环节，我将有能力、有依据地进行据理力争，逐一拆解他们的“迷阵”。
收集到的信息整理成册，虽然无法直接作为证据扳倒计永兴，但足以让我心里有底，在后续的成本报审环节，有了据理力争的依据。我知道，仅仅防御是不够的。
与此同时，另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摆在我面前——火腿肠的保质期。后世的火腿肠依靠成熟的防腐技术和真空包装，能保存数月。但在1964年的技术条件下，尤其是如果包装材料被卡脖子，无法使用最佳阻隔材料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产品在储运、销售过程中不变质，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难题。按照我最初的记忆，添加防腐剂（如山梨酸钾、亚硝酸盐在一定合规剂量内）是常规手段，但这需要专业知识。
“防腐剂……保质期……”我喃喃自语，目光投向了窗外。计永兴想用流程和成本拖死我，那我必须在技术层面找到突破口，用产品本身的可行性和价值，来倒逼流程的畅通。而技术问题，需要寻找专业的外援。
我的目标，锁定了省农业技术研究院（农技院）和……商业局下属饮服公司有经验的老师傅。
农技院拥有这个时代最顶尖的食品储藏与加工研究力量，而饮服公司的特级厨师们，则掌握着传统食品加工中关于风味保持和初步防腐的宝贵经验（如腌制、烟熏、风干等原理的应用）。
这一次，我没有再通过陈秘书或农业厅，而是直接带着几根精心带来的、韩家村试产的火腿肠样品，徒步走到了位于城郊的省农技院。我选择了最直接，也最显诚意的方式——登门求教。
农技院的门卫听说我是来自基层农村，有技术问题请教专家，倒是没有过多为难，指引我找到了食品加工研究室的负责人，一位姓李的副研究员。李研究员大约五十岁年纪，戴着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还沾着些微粉末，一看就是常年泡在实验室里的人。
我说明来意，并将火腿肠样品递上，诚恳地说：“李研究员，这是我们村尝试用集体养殖的猪肉做的火腿肠，想摸索一条肉制品深加工的路子，丰富市场供应。但现在遇到了保质期的难题，想请您和院里的专家们帮忙看看，在现有条件下，有没有办法能把保质期延长到……至少20天以上？”
李研究员接过火腿肠，仔细看了看色泽，又闻了闻气味，眼中露出感兴趣的神色。“农村自己搞肉制品深加工？想法很好啊！”他让我坐下，详细询问了工艺流程，然后皱起眉头，“保质期20天……不加任何防腐措施，靠自然风干或者烟熏，达不到这个效果，而且风味改变太大。如果要保持这种湿润和口感，需要考虑添加允许使用的食品级防腐剂，并结合改进包装，减少细菌侵入和氧化。”
他带我参观了他们的简易实验室，介绍了目前国内允许在肉制品中限量使用的几种防腐剂，如亚硝酸钠（发色、防腐）、山梨酸钾等，并讲解了大概的作用原理和添加要求。“这些的使用量和安全性，我们有数据可以支持。但是，”他话锋一转，“具体到你们的产品，最佳配比、工艺参数，还需要实验来确定。而且，最终的产品需要符合卫生标准，这需要相关部门的检测认定。”
听到“实验确定”和“检测认定”，我心中反而一安。这说明有路可走，而且路径是科学的、合规的。我立刻表示：“李研究员，我们愿意全力配合实验！需要多少样品、需要测试什么数据，您尽管说！我们韩家村虽然条件有限，但为了把这件事做成，愿意投入！”
我的态度打动了李研究员，他答应组织人手，尽快对韩家村火腿肠进行防腐保鲜技术的辅助研究，力争在现有条件下，找到延长保质期的可行方案。
带着农技院方面的初步积极信号，我脚步轻快地走出了农技院的大门。
我没有立刻返回招待所，而是径直走向了附近的一家邮局。排队的人不多，我填写了长途电话申请单，耐心等待着接线员接通…嘟…嘟…
终于，电话被接起，传来了李书记那熟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喂，哪位？”
“李书记，是我，韩浩！”听到书记的声音，我心头一热，语气也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振奋。
“浩子？！”李书记的声音立刻提高了八度，透着惊喜和关切，“省城那边情况咋样？还顺利不？”
“书记，长话短说，有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抑制住激动，尽量用清晰、简洁的语言汇报，“我今天拜访了省农技院的食品加工专家，李研究员。他们对咱们的火腿肠项目非常感兴趣，已经答应帮我们系统研究防腐保鲜的技术难题，寻找在现有条件下延长保质期的科学办法！”
“太好了！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电话那头，李书记的声音充满了激动，“我就知道，你小子有办法！”
“是啊，书记，这是关键的突破。不过，专家帮忙，也需要咱们自己全力配合。”我话锋一转，开始交代具体任务，“李研究员这边需要咱们提供样品进行实验，测试不同配方和工艺的效果。所以，村里要立刻行动起来：
第一，保障样品供应。 挑选最好的猪肉，严格按照我们之前定下的工艺流程，精心制作几批火腿肠样品。要特别注意卫生，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准备好后，尽快派人送到省城农技院来，交给李建民研究员。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放心！这事儿我亲自盯着！”李书记斩钉截铁地保证。
“第二，详细记录数据。”我继续强调，“这次制作样品，不能像往常那样估摸着来。从选肉的肥瘦比例、绞肉的粒度、配料的精确重量、搅拌的时间、灌肠的紧实度，到蒸煮的温度和时间控制，每一个步骤都必须用本子详细记录下来，形成数据。专家需要这些原始数据来分析问题，优化方案。咱们要养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
“明白！我让会计和知青里字写得好的专门负责记录，搞个‘生产日志’！”李书记立刻领会了意图。
“没问题！大队部的电话随时有人守着！需要啥，咱们就想办法弄啥！”李书记的回应充满了干劲。
“好！书记，省城这边，包装物料的问题我正在调查，已经有了些眉目。计永兴那边肯定不会轻易放手，但我已经有了新的想法来应对。”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情况，但没详细说明战略调整的完整计划，毕竟电话里说不清楚，也怕隔墙有耳。
“浩子，你在外面放手去干！村里有我在，乱不了！”李书记的话语充满了信任和担当，“专家那边需要啥，咱们就供啥！需要咱咋配合，咱就咋配合！告诉农技院的专家，我们韩家村全体社员，感谢他们的帮助！”
“嗯！”我重重地应了一声，“书记，保重身体。样品的事抓紧，我等村里的消息。”
挂断电话，支付了电话费，我走出邮局，重新融入省城的人流。
火腿肠的技术攻关需要时间，而计永兴的掣肘却迫在眉睫。更重要的是，我反复咀嚼着纸条上的警告，以及会议上那些基层代表们殷切的目光，一个更深的思考浮现出来。
我是否太执着于“火腿肠”这个单一产品了？是否太急于由韩家村这个“点”，去直接推动全省范围的“面”？阻力如此之大，不仅仅是因为计永兴的个人恩怨，恐怕也触及了某些固有的利益格局和思维惯性。
“不能一起上，阻力太大了，也不能由韩家村外力推动。”我回想起会议上刘书记、女大队长他们的话，他们需要的是切实可行、能立刻上手、见到效益的办法。“农业厅里基层人民的发言由衷打动了我。要内部发力。要当地发力。我能做的就是进行技术帮扶。”
一个清晰的战略调整方案，在我脑中逐渐成型：
第一步，化整为零，切换赛道。 暂时将火腿肠这个技术要求高、审批流程复杂的“高端”产品作为技术储备，转而推广一个技术门槛更低、见效更快、更符合当前消费水平和习惯的产品——茶叶蛋。
茶叶蛋，制作简单（有锅灶、有酱油茶叶香料即可），对保质期要求相对宽松（数日内消费完），原料（鸡蛋）正是目前各地在学习韩家村模式后，开始大量增产的东西。推广茶叶蛋，可以立刻消化各地养鸡合作社产出的鸡蛋，让社员和集体迅速见到现金回报，进一步巩固养鸡产业的积极性。
第二步，转变角色，赋能内部。 韩家村从我直接推动的“火车头”，转变为提供技术、标准和初期启动支持的“服务站”。我不再试图去替各地跑审批、争指标，而是帮助它们自己具备生产能力。
具体方案就是：由韩家村提供经过验证的、标准化的茶叶蛋卤制配方和工艺（包括卫生要求），并设计简单实用的浸泡桶、周转箱等工具。然后，通过农业厅的渠道，向有意向的公社、大队推广。
第三步，解决设备与资金瓶颈。 “所需机械由太原机械厂提供。”我可以利用在太原的机会，找机械厂洽谈，生产这种非标的、但简单可靠的浸泡桶等小型设备。 “钱财由韩家村借贷。”由韩家村集体出面，为那些确实有困难但又积极想干的社队，提供小额的无息或低息借贷，用于购买初期设备和原料，待茶叶蛋销售回款后偿还。
这样一来，每个环节都活了：
对于基层社队：他们获得了一个立竿见影、风险可控的增收项目。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会爆发出巨大的主动性，去解决本地的鸡蛋供应、燃料来源，以及最重要的——通过基层供销社或其他渠道进行销售的问题。他们不再是被动的等待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真正形成了“内部发力”。
对于太原机械厂：获得了一批虽然零散但稳定的生产订单，消化了部分闲置产能，或许还能解决一些家属的就业问题。
对于韩家村：虽然暂时放弃了火腿肠可能带来的直接高利润，但成功输出了模式和标准，巩固了“领头羊”的地位。通过借贷建立的互助网络，是为未来更广泛合作埋下的种子。同时，火腿肠作为技术储备，由农技院协助持续研发，静待政策或市场环境变化的良机。
对于计永兴等人：他们的阻挠主要针对的是韩家村主导的、需要跨区域协调资源、可能触动原有利益格局的“火腿肠”项目。而对于这种由各地自发搞起来的、小规模的、旨在解决本地鸡蛋销售和社员增收的“茶叶蛋”项目，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大面积打压。如果强行干预，无异于站在了广大渴望致富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对立面，其政治风险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与其在别人设定好的规则里硬碰硬，不如跳出棋盘，开辟新的战场。” 我在心中默念。这套“授人以渔”的产业发展赋能方案，立足于激发内生动力，紧密贴合“发展集体经济、改善市场供应”的国家号召，并能迅速惠及民生，它所能汇聚的力量，必将远超我之前单打独斗推动火腿肠项目时所获得的支持。
接下来的两天，我闭门不出，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撰写这份新的报告之中。我不再仅仅陈述火腿肠项目的困难和请求支持，而是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层次分明的战略转型规划。报告详细阐述了推广茶叶蛋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实施方案，包括技术要点、设备设计思路、资金运作模式以及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我力求逻辑严密，数据翔实，文字充满说服力，既要体现前瞻性，又要突出其立足现实的务实风格。
报告完成的那一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窗外，已是华灯初上，省城的灯火在夜色中连成一片朦胧的光海。
我仔细地将报告装订好，准备第二天就去拜访陈秘书和农业厅的王科长。我相信，这份凝聚了心血与智慧的新方案，将能打动他们，为韩家村，也为更多渴望改变的乡村，闯出一条更宽阔、更稳健的道路。
然而，命运的齿轮似乎总是在人们稍感松懈时骤然收紧。
“咚、咚、咚。”
声音沉稳而规律，在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甚至带着一丝寒意。
我心头微微一紧，这个时间点，会是谁？王科长？陈秘书？似乎都不太可能。
我起身，走到门后，平静地问道：“哪位？”
门外传来一个低沉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男声：“韩浩同志吗？”
“是我。”我一边回答，一边打开了房门。
门外，站着两位身穿挺括的深蓝色中山装、表情严肃的中年男子。他们的站姿笔挺，目光锐利，带着一种体制内审查人员特有的、混合着审视与疏离的气质。其中一人，动作熟练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深色封皮的证件，在我面前一亮。
“我们是商业局监察科的。”他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像一块冰，瞬间冻结了房间内原本略显轻松的空气，“接到相关反映，需要向你核实一些关于韩家村技术交流小组在省城期间的活动情况，以及相关项目资金使用的问题。”
“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