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的铁门在身后合上时，我还在盯着手腕上的编号发呆——那串数字用蓝黑墨水印在皮肤上，洗了几次都没掉，像一道永远擦不去的疤。监室不大，靠墙摆着四张铁架床，墙角放着一个旧书架，上面零散地放着几本书。每天的作息像上了发条的钟：清晨六点起床，整理内务，七点吃早饭，八点到放风区活动，其余时间要么坐在桌前看书，要么听管教讲法律知识。起初我总失眠，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些人的脸，后来在放风区跑两圈，汗湿了衣服，夜里倒能睡得沉些。
第一次见到法律援助律师是在会见室。他穿着深色西装，手里拿着厚厚的案卷，坐下来先给我递了张名片，然后翻开卷宗，一页页指着说：“庭审会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几个阶段，你有权利质证证据，也有权利为自己辩护。”我盯着他手指划过的“故意杀人罪”字样，喉咙发紧，只点头，说不出话。他又问我有没有要补充的细节，比如作案时的环境、工具来源，我摇头，那些画面太清晰，一想起来就浑身发冷。他没再追问，只是把联系方式写在纸上递给我：“有任何想法，随时联系我。”
开庭那天，法警把我从看守所提走时，天刚蒙蒙亮。押送车穿过街道，路边的早餐店已经开了门，蒸汽从玻璃缝里冒出来，飘着油条的香味。我盯着窗外，想起小时候母亲早上给我炸油条的样子，眼睛突然就湿了。法庭的门很重，推开时发出“吱呀”一声，我被带到被告席，金属栏杆冰凉，硌得我手腕生疼。抬头时，我看见旁听席上坐着几位受害者的家属，有个中年女人红着眼眶，手里攥着一张照片，另一个男人盯着我，眼神里的愤怒像要烧起来。我赶紧低下头，盯着脚下的木板缝，不敢再看。
审判长敲槌，庭审开始。书记员宣读法庭纪律时，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的，在安静的法庭里格外清楚。公诉人起身宣读起诉书，声音平稳却有力，每念到一个受害者的名字，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下——刘梅、赵琳、周敏……那些名字曾经只是我生活里匆匆闪过的影子，如今却成了我余生都甩不掉的债。他列举着每起案件的时间、地点、手段，从厂区后巷的相遇，到河边的争执，再到服装店后的拖拽，每个细节都像一把刀，割着我的神经。
证据展示阶段，屏幕上开始播放案发现场的照片。虽然关键部位打了马赛克，但那些场景我太熟悉了：昏暗的巷子墙上有青苔，生锈的铁门把手上有划痕，河边的鹅卵石堆里藏着杂草，服装店后的墙角堆着旧纸箱。接着是指纹比对报告，我的指纹印在红色方框里，和现场提取的指纹完全重合；dNA鉴定意见上，红色的“匹配”二字格外刺眼；作案工具的照片也被一一展示，那把从工地拿的撬棍、偷来的刀、小卖部买的胶带，都用透明证物袋装着，旁边贴着标签。我把双手攥得更紧，指甲掐进掌心，疼得我后背发麻。
当公诉人读到受害者家属的陈述时，法庭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我女儿才二十岁，放寒假回家，怎么就没了……”那个中年女人的声音从录音里传出来，带着哭腔，“她还说要给我买新围巾，现在围巾没了，人也没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很沙哑：“我妻子每天加班到十点，就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交学费，她那么好的人，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我再也忍不住，头抵在栏杆上，低声说了句“对不起”。声音很轻，却像一颗石子掉进水里，在法庭里荡开涟漪。旁边的法警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轮到我最后陈述时，我站起身，腿有点抖。看着审判席，看着旁听席上的家属，看着公诉人和律师，我张了张嘴，想说的话太多，最后只挤出一句：“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法律的任何制裁。”说完，我深深鞠了一躬，直起身时，眼泪已经掉在了衣襟上。
一审判决下来那天，天气很阴。法官念判决结果时，我听得很清楚：“被告人张礼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律师问我要不要上诉，我摇头，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时，手很稳。走出法庭，风有点冷，我抬头看了看天，乌云压得很低，像要下雨。
在看守所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日子里，我开始写信。没有信纸，就用管教给的草稿纸；没有信封，就把纸折成方块。写给父母时，我写自己有多后悔，写小时候他们怎么疼我，写我不该走上这条路；写给受害者家属时，我写自己知道错了，知道再多道歉也换不回他们的亲人，只希望他们能好好生活，别被我的错拖累。写好的信都放在枕头下，我知道这些信可能永远寄不出去，但写下来，心里就轻一点。
我还向管教申请，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问我会什么，我说会折千纸鹤。从那以后，每天午休时，我就坐在桌前折千纸鹤，彩纸是从图书室借的，颜色很鲜艳。折好的千纸鹤放在书架最上层，有人拿走，我就再折。管教问我为什么折，我说：“如果有人拿走，就当我替他们求个平安吧。”
执行那天清晨，天还没亮。法警来提我时，我正在折最后一只千纸鹤，翅膀还没捏好。我把它放在书架上，对着同监室的人笑了笑，他们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我换上干净的衣服，是刚进看守所时发的那套，洗得有些发白。走出监室前，我向管教鞠了一躬，谢谢他这段时间的照顾。
临行前，我向法警提出想再见父亲一面。会见室里，父亲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看见我就哭了。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抖，像得了帕金森。“爸，别恨我。”我只说了这句话，眼泪就掉了下来。他点头，说不出话，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背。
执行后，我的遗物只有几封信和一小盒折好的千纸鹤。管教说，那些信会按照地址寄出去，千纸鹤留在了图书室的书架上，有人拿走，也有人再放新的上去。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秦风带领专案组走访了所有受害者家属。每到一家，他都会把判决书复印件递过去，轻声说：“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你们要好好生活。”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他会坐下来陪他们聊一会儿，听他们讲受害者的故事，讲那些没来得及实现的心愿。有位老人拉着他的手，说谢谢他们还记着自己的女儿，秦风红了眼，说这是他们该做的。
李佳把所有物证都整理归档，从现场提取的指纹卡、dNA鉴定报告，到作案工具的照片和记录，都一一编号，放进特制的档案盒里。她把这些资料带到法医培训课上，给新人讲解如何通过细微痕迹锁定凶手，如何让证据说话。“每个物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们要做的，就是替那些不能说话的人，把故事讲完。”她站在讲台上，声音很坚定。
当地警方以这起案件为警示，加强了夜间巡逻。在曾经发生案件的偏僻路段，增设了路灯和监控，灯杆上贴着“夜间出行注意安全”的标语。社区也组织了女性自我保护讲座，邀请民警和律师来讲课，教大家如何识别危险、如何自救。有位年轻女孩说，现在晚上下班走夜路，看到巡逻的警车，心里就踏实多了。
在刑警队的总结会上，秦风看着墙上的案件照片，沉默了很久才开口：“案件虽然告破，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那些逝去的生命。她们本可以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未来，却因为一个人的错误，永远停在了最好的年纪。我们守着这座城市，就是要让这样的悲剧少一点，再少一点。”
罗文把那张画着我轮廓的嫌疑人画像收进了抽屉，旁边放着一张新的值班表。画像已经有些破旧，边缘卷了角，上面的铅笔痕迹被摩挲得有些模糊。他摸着画像，想起当初为了确定我的身份，全队人熬夜排查监控、走访群众的日子，心里很感慨。“城市的安宁，不是靠运气，是靠我们每天的守护。”他对身边的年轻民警说，然后拿起对讲机，开始了新一天的巡逻。
城市的夜晚依旧热闹，路灯亮得像星星，巡逻的警车缓缓驶过街道，灯光照在行人脸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平静的笑容。那些逝去的生命或许不会被所有人记住，但总有人在替她们守护着这份安宁，总有人在努力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