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上午8点，专案组的会议桌被一摞摞旧卷宗压得吱呀作响。窗外的雪已经停了，阳光从高窗斜斜地打进来，照在积灰的档案柜上，却照不进那股潮湿的霉味。
“先把枪支这条线查死。”许文斌把搪瓷缸重重一放，“64式弹壳、1984-哈造，这就是钥匙。”
梁铎把一本封面褪色的《报废枪支处理记录》抽出来，翻到1984年10月那一页。钢笔字写得密密匝匝，最上面一行格外刺眼：“1984年10月15日，销毁报废64式手枪10支，经办人：江屿。”
“‘10支’的‘1’有重描。”程野的手指在纸面停住，“像是从‘9’改过来的。”
“叫江屿。”许文斌只说了三个字。
江屿进来的时候，衣领口还沾着一圈白霜。38岁，预审科民警，眼睛里有一层没睡醒的红。梁铎把记录本推到他面前：“你自己看。”
江屿低头看了一眼，嘴角抖了一下：“我记的是十支。当时就我一个人值班，领导催得紧，没人监督。清单后来补的，签名可能漏了。”
“你那天请假半天。”梁铎把当天的值班日志也推过去，“销毁时间写的是全天。”
江屿的手指攥紧了衣角，指节发白。“我记错了。”他挤出四个字。
“还有，”陆衡推门进来，把一份检测报告放到桌上，“这本记录纸的边缘有微量机油，成分和农具厂车间的机油一致。”
会议室里一下安静了。程野盯着江屿的右手食指——一道旧疤，两厘米长，像被什么锋利的工具划过。他想起了什么，却没有立刻开口。
“1985年，你因为弄丢沈砚案的笔录被记过。”程野换了个角度，“处分是郑钧签的？”
江屿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猛地抬起头，声音陡然拔高：“是！他就是公报私仇！当年沈砚案的补充笔录，我不肯签，我说证据不够，他就说我‘工作失误’，把我调去预审，还记了过！”
“先把情绪放下。”许文斌敲了敲桌面，“我只问一句：到底销毁了几支？”
江屿沉默了很久，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那四个字：“我记错了。”
下午两点，程野和梁铎踩着结了冰的土路，去了西磨坊。磨盘吱呀地转，风从破窗缝里钻进来，带着麦麸的细粉，呛得人直咳嗽。
磨坊主杜老坐在门槛上抽旱烟，见警车停下，眼神一躲，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杜大爷，问个事。”梁铎把烟递过去，“最近有人来买麦麸吗？”
“冬天没什么人磨麦，就几个老主顾。”杜老接过烟，却没点，夹在耳朵上。
程野把一张纸条的照片递过去，指着上面粘着的麦麸：“我们检测过，这个麦麸就是从你这儿出去的。”
杜老的手顿了一下，烟锅“当啷”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声音压得更低：“十天前……有个戴口罩的男人买了五斤，说喂鸡。给的是崭新的十元票子。”
“长什么样？”程野追问。
“高个儿，一米七五左右。手粗糙，全是老茧，像常年握工具的。说话沙哑，像感冒。”杜老抬眼看了他们一下，又迅速低下去，“没看见脸。”
梁铎的目光扫过屋里，停在墙角一把扫帚上。扫帚杆上缠着几根蓝色的纤维，像线头，在灰白的墙根下格外扎眼。
“那扫帚你的？”梁铎问。
“收废品的留下的，我没舍得扔。”杜老赶紧解释。
程野走过去，拿起扫帚。握痕很新，像是刚用不久。他用镊子轻轻取下几根纤维，装进证物袋：“杜大爷，这扫帚我们先拿去检测。”
“他往哪儿走了？”梁铎问。
杜老犹豫了一下，朝北面指了指：“农具厂那边。我当时还嘀咕，那厂子早倒闭了，荒得很。”
3月30日清晨，风更硬了。农具厂的铁门挂着一把锈死的锁，梁铎干脆用钳子把锁剪断。厂房里空空荡荡，玻璃全碎了，风裹着雪沫子灌进来，吹得人眼睛生疼。
“先看地面。”陆衡蹲下，用手电照着地面的灰尘，“脚印要比昨天清楚。”
“这里！”一个技术员喊了一声。
程野跑过去，只见一枚42码的胶底鞋印，菱形防滑纹，和郑钧家院墙外那半枚，纹路一模一样。
“把这个圈起来。”陆衡示意，“不要动。”
就在这时，程野的目光被地上一根蓝色的细线吸住了。他屏住呼吸，用镊子轻轻夹起：“陆哥，看这个。”
陆衡接过，放在显微镜下看了几秒，眼神亮了一下：“腈纶。县针织厂1985年停产的劳保服专用面料。”
程野的心“咚”地一下，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郑钧袖口那抹蓝色的纤维，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
“扩大范围。”陆衡低声说。
大家散开，在灰尘里一寸寸地找。很快，更多的蓝色纤维被找到，主要集中在一个生锈的工具箱旁边。
“这箱子上有字。”梁铎蹲下，用手套抹去灰尘，模糊的一个“沈”字露了出来，像是用钉子刻的，笔画深浅不一。
“沈砚当年就在这个车间打工。”梁铎的声音压得很低，“这箱子，可能是他的。”
陆衡戴上手套，打开工具箱。里面躺着一把自制的撬锁工具，前端磨成扁平，边缘有细微的划痕。
“拍照，比对顾行家窗沿的划痕。”陆衡说。
几分钟后，技术员小跑回来：“陆队，吻合！就是这把工具划的。”
程野的脑海里，线索像珠子一样一颗颗串起来：窗沿上的划痕不是撬锁，而是测量；测量用的工具，就是这把自制的扁头工具。
“江屿的记录纸上有机油，成分和这里的一致。”陆衡补充道。
“这地方，江屿来过。”梁铎说。
临近中午，一个住在附近的老职工被喊了过来。他叫张叔，头发花白，手背上全是老茧。他看着那把撬锁工具，又看了看工具箱上的“沈”字，沉默了很久。
“这字，像是沈砚刻的。”张叔开口，“1983年以前，他和一个叫秦柏的常在这车间待着。两人拜把子兄弟。秦柏手巧，会修机器，也会开锁。厂里的门锁坏了，都是他修。”
“秦柏？”程野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心里“咯噔”一下。
“嗯。”张叔点点头，“沈砚被判了以后，秦柏就走了，听说去哈尔滨做装修工了。他右手有老茧，握锤子螺丝刀磨的。”
“有疤吗？”程野问。
张叔想了想：“好像有一道，食指上。”
程野和梁铎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下午三点，江屿再次被传唤到专案组。撬锁工具的照片、蓝色纤维的检测报告、机油成分的比对结果，一张张摊在他面前。
“江屿，”梁铎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1984年，你到底销毁了几支枪？”
江屿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恐惧，有愤怒，也有某种程野看不懂的东西。
“我没销毁十支。”他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只销毁了九支。”
屋子里一下安静得只剩下暖气的嗡鸣。
“那一支呢？”许文斌问。
江屿的肩膀垮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我……我弄丢了。”
“你在撒谎。”梁铎说，“你不是‘弄丢了’，你是‘留下了’。”
江屿猛地抬起头，眼里满是血丝：“我没有！你们没有证据！”
“我们会有。”许文斌平静地说，“还有一个问题。十天前，你去西磨坊买过麦麸吗？”
江屿愣住了，像是没想到他们会问这个。他的嘴唇抖了抖，没再说话。
傍晚六点，程野和梁铎去了江屿家。江屿的妻子开门时，眼圈已经红了。她看着他们，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嫂子，我们只想了解一件事。”程野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温和，“1984年之后，江哥有没有在家里放过一个黑色的布包？”
女人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有。他说是朋友托他放的，不让我问。1985年搬家的时候，那个包不见了。他说朋友拿走了。”
“包什么样？”梁铎问。
“包角有磨损，上面好像有个破洞。”女人回忆道，“颜色很深，布很硬。”
回到县局，已经是晚上十点。会议室里，灯光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黑板上，新画的线索图把“江屿—1984枪支—西磨坊—农具厂—秦柏—哈尔滨装修工”连成了一条清晰的线。
“江屿，重点嫌疑人，涉嫌隐瞒枪支失踪。”许文斌总结，“秦柏，重大作案嫌疑，技能、体貌、去向都对上了。”
“明天一早，我带人去哈尔滨。”梁铎说。
“我也去。”程野立刻接上。
许文斌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带上你的眼睛。”
窗外，月光清冷。程野合上笔记本，指尖在“秦柏”两个字上停了一秒。他忽然觉得，这个名字背后，藏着的不只是一个凶手，还有一整个冬天的秘密。
而那个秘密，已经开始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