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的黑龙江省警官职业学院，银杏叶刚染上浅黄，风里带着初秋的清爽。60岁的程野站在教学楼前，手里捧着一个棕色的案卷夹——里面是秦柏案的原始副本，封面已经被岁月磨得发白，边角用胶带补了又补，却依旧被他护得仔细。这是他退休后最后一次来警校讲课，也是他最后一次亲手捧着这本案卷，给年轻的学员们讲述那段刻在骨子里的往事。
阶梯教室里早已坐满了人，200多名即将毕业的学员穿着藏蓝色的训练服，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满是对未来职业的憧憬。程野走上讲台，没有急着翻开课件，而是先举起了手里的案卷夹：“今天我不讲课本上的法条，也不讲办案的技巧，只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案子——30年前，呼兰县的一起连环杀人案。”
他打开案卷，拿出一张泛黄的现场照片，照片上是一根夹在透明证物袋里的蓝色腈纶纤维，下面用钢笔标注着“1986年秦柏案现场提取，最初漏检，后成为关键证据”。“当年我还是个年轻民警，跟着老同事勘查现场时，因为觉得‘这只是根普通纤维’，差点漏掉了它。”程野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到教室的每个角落，原本有些嘈杂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更让我愧疚的是，这起杀人案的根源，是1983年的一起冤案——沈砚因为证据不足被错判，含冤而死，秦柏为了给她复仇，才走上了杀人的道路。”
他一页页翻着案卷，从沈砚案的平反通知书，到秦柏的笔迹练习稿，再到当年的审讯记录，每一份材料都带着岁月的痕迹，却依旧清晰地诉说着当年的悲剧。“这本案卷我保存了30年，里面的每一张纸、每一个字，都在提醒我：警察手里的每一份证据，都连着一个人的命运。我们多一分疏忽，可能就会毁掉一个家庭；我们多一分严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悲剧。”
程野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是刘桂兰家那个红色的木盒，里面整齐地放着秦柏的信、沈砚的平反通知书，还有孩子们的画。“这位叫刘桂兰的老人，是沈砚的母亲。她的儿子被冤死，却没有活在仇恨里，反而用一辈子的时间，给村里的孩子讲‘证据的重要性’。她告诉我，我们办案，不仅是抓凶手，更是守护像她这样普通人的生活，守护他们对正义的信任。”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员们都低着头，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有的女生甚至红了眼眶。课程最后，程野把案卷夹郑重地递给警校校长，双手微微颤抖：“这本案卷，我今天交给学校。希望它能成为一本‘活教材’，让每一代警察都记得：正义不是一句口号，是现场勘查时多弯一次腰，仔细看看有没有遗漏的物证；是审讯时多问一句‘你的说法有证据吗’，不被口供牵着走；是复核案件时多查一个细节，哪怕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证人。”
从警校出来，程野带着几名主动留下的学员，开车去了呼兰县烈士陵园。刚走到沈砚的墓碑前，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刑侦大队现任队长小李，他穿着警服，手里捧着一束新鲜的白菊，正蹲在地上给墓碑擦灰。小李是程野的徒弟，也是当年听过程野讲课的警校学员，后来主动申请回呼兰县局，跟着程野办案。
“师傅，您来了。”小李看到程野，赶紧站起身，脸上带着熟悉的憨厚笑容，“我每个月都会来这儿，看看沈砚姐和秦柏，提醒自己办案不能马虎。您当年教我的‘证据第一’，我一直记着。”
程野拍了拍小李的肩膀，眼里满是欣慰。学员们在沈砚的墓碑前深深鞠躬，其中一名扎着马尾的女生，鞠躬时眼泪掉了下来，砸在墓碑前的青草上。“以前在课本上看‘冤案’，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今天站在这里才知道，一个小小的疏忽，比如漏看一根纤维、没核实一个证人，就能酿成这么大的悲剧。”她抹了抹眼泪，语气坚定，“以后我办案，一定会把‘证据’两个字刻在心里，绝不让沈砚姐和秦柏的故事重演。”
程野看着这群年轻的面孔，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轻轻拍了拍女生的肩膀：“记住现在的感觉，它会成为你们一辈子的‘护身符’，在你们遇到压力、想妥协的时候，提醒你们不能偏离正义的方向。”
离开陵园，他们一起去了呼兰县局刑侦大队。办公区比程野退休时又翻新了，墙面刷成了淡蓝色，每个民警的桌上都摆着一盆绿植，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显得格外温馨。走廊里的“功勋民警”墙上，程野的照片挂在c位，照片下面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是小李当年手写的：“师傅教会我们，办案要‘慢一点、细一点、实一点’——慢，是不急于求成；细，是不遗漏细节；实，是不编造证据。”
小李带着他们走进证据室，里面的变化更大了——以前的木质货架换成了恒温恒湿的金属保管柜，每个物证袋上都贴着详细的标签，标注着“案件编号、提取时间、提取人、保管人”，甚至还有二维码，扫码就能看到物证的照片和流转记录。“师傅，这是您当年定下的规矩，我们一直守着，还加了新东西。”小李拿出一份蓝色封皮的册子，是新版的《刑事案件证据审核细则》，“我们在您的《证据指南》基础上，加了‘电子证据审核规范’‘dNA比对流程’，还有‘大数据证据校验方法’，现在办案更严谨了。这几年，我们大队还是‘零冤案’，没有一起因为证据不足被退回，也没有一起投诉。”
程野接过细则，一页页仔细翻看。里面的内容比他当年的《证据指南》更详细、更全面，却依旧保留着“证据第一、疑点从无”的核心。他的眼眶有些湿润，手指轻轻拂过书页：“好，好，你们做得比我好。把‘证据意识’好好传下去，我就放心了。”
最后一站，程野带着大家去了沈村。刘桂兰三年前安详离世了，临终前，她特意立下遗嘱，把自己的房子捐给村里，希望改成“法治教育小院”，让更多人知道沈砚和秦柏的故事，知道“证据”的重要性。
如今的小院，已经成了呼兰县的“普法教育基地”。院子里的老槐树还在，枝繁叶茂，树干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是程野当年亲手写的“证据是正义的基石”，字迹虽然有些褪色，却依旧清晰。院子里的正屋改成了陈列室，里面摆着玻璃展柜，展柜里放着秦柏的信、沈砚的平反通知书、程野的办案笔记复印件，还有孩子们当年画的蜡笔画——“保护我们的程叔叔、沈砚叔叔、秦柏叔叔”。墙上还挂着一张大照片，是2013年程野和刘桂兰在院子里的合影，照片里的老人坐在玉米堆旁，手里拿着沈砚的全家福，笑得格外温暖。
村里的老支书正在给一群来参观的小学生讲解，看到程野，赶紧迎了上来：“程警官，你可来了！每天都有村民或学生来这儿，尤其是家长，都会带着孩子看这些展品，讲‘证据的故事’。刘奶奶的心愿，早就实现了！”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小院里，给老槐树、展柜、照片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程野坐在老槐树下的竹椅上，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奔跑嬉戏，听他们笑着说“以后要当讲证据的警察”，心里满是平静。他拿出手机，翻出刘桂兰的照片，手指轻轻划过屏幕，在心里轻声说：“婶子，沈砚，秦柏，你们放心吧。正义的种子已经种下了，小李他们在传，警校的学员们会接着传，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传下去。再也不会有人因为证据不足被冤枉，再也不会有人因为冤屈走上绝路了。”
远处的呼兰河静静流淌，河水映着夕阳的余晖，波光粼粼。30年的岁月，像这条河一样，带走了悲剧的伤痛，却留下了最珍贵的教训——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能缺席；而让正义不缺席的，从来不是侥幸，而是每一代警察对“证据”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这种坚守，会像陵园里的松柏、小院里的老槐树一样，历经岁月，生生不息，成为永远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