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的呼兰，雪还没化透，县局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却透着一股紧绷的劲儿。程野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捧着一本蓝皮册子，封面上“刑事案件证据审核标准”几个字，被他用红笔描得格外醒目。册子的边角已经被翻得卷边，每页空白处都写满了他的批注——“沈砚案：无凶器佐证，口供存疑”“秦柏案：蓝色纤维最初未重视，延误线索”，这些用红笔标注的教训，像一个个警钟，提醒着他不能有丝毫松懈。
“程队，这起盗窃案的案卷，您看看能不能移送起诉？”年轻民警小王抱着一摞案卷走进来，脸上带着急色，“失主天天来催，上面也问了好几次进度。”
程野接过案卷，一页页仔细翻着。案子是小王办的，嫌疑人已经认罪，但案卷里只有口供记录，没有赃物追回证明，也没有目击证人的证言。他把案卷放在桌上，指了指空白处：“小王，你看这里，嫌疑人说偷了手表和现金，但手表没找到，现金的数额也和失主说的对不上，怎么证明是他偷的？”
小王挠了挠头：“可他都认罪了，而且失主也指认了他……”
“认罪不能当证据，指认也可能有偏差。”程野打断他，拿起桌上的《证据审核标准》，翻到“三无案件处理办法”那一页，“你看这条，无物证、无完整口供、无证人佐证的案子，一律退回补充侦查。当年沈砚案就是因为只看口供，没找物证，才造成了冤案。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万一抓错人，毁掉的是别人一辈子。”
小王看着程野严肃的表情，又看了看标准上的红笔批注，慢慢低下了头：“我知道了程队，我现在就去重新查，一定找到赃物和证人。”
后来，小王重新走访了案发现场周边的住户，终于在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了被卖掉的手表，还找到了看到嫌疑人作案的邻居。当证据摆在嫌疑人面前时，他才承认自己一开始说了谎，真正的赃物比他交代的多了三倍。结案那天，小王特意找到程野：“程队，幸好您拦住了我，不然我就办错案了。”程野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这个教训，证据才是办案的根本。”
转眼到了3月，一场春雨过后，呼兰县的泥土里透着湿气。城郊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失主是个独居老人，说丢了500元现金——那是他攒了半年的医药费。程野带着勘查组赶到现场时，院子里满是泥泞，几个年轻民警踩着泥水四处查看，脸上带着“案子小，随便找找”的随意。
“都慢着点，别破坏了痕迹。”程野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手套戴上，小心翼翼地扒开窗台边的杂草。雨后的窗台沾着泥，他用手电筒照了半天，终于在窗沿下方发现了半个模糊的脚印，“小王，过来拍照，注意把脚印的纹路拍清楚。”
小王连忙拿出相机，蹲在旁边仔细拍摄。其他民警见状，也收起了随意的态度，跟着程野在院子里搜寻。没过多久，程野在草堆里发现了一枚黑色的纽扣，纽扣上还缠着几根蓝色的线：“把这个装起来，回去比对一下嫌疑人的衣服。”
“程队，就500块钱，用不用这么细致啊？”有个民警小声嘀咕。
程野站起身，擦了擦裤脚上的泥：“钱少不代表案子小，对老人来说，这500块是救命钱。而且不管案子大小，都得讲证据，不能凭感觉抓人。万一因为我们不细致，放了真凶，或者抓了好人，都是我们的失职。”
回到局里，程野让技术组比对脚印和纽扣。很快，技术组就有了结果——脚印和辖区内有盗窃前科的李某吻合，纽扣也和李某一件旧外套上的纽扣一致。程野带着人找到李某时，他起初死不承认，直到程野拿出脚印照片和纽扣，他才瘫坐在地上，不仅承认了这起盗窃案，还交代了之前在邻县犯下的三起盗窃案。
老人拿到追回的500元时，拉着程野的手哭个不停：“谢谢程警官，谢谢你们帮我把钱找回来，这是我的救命钱啊！”程野看着老人激动的样子，心里更坚定了——不管案子大小，都要守住证据底线，这是对受害者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
6月的培训基地，蝉鸣阵阵。程野站在讲台上，面前坐着几十名新入职的民警，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笔记本和笔，眼神里满是认真。他手里拿着一叠照片，最上面一张，是秦柏案里那把带血的匕首，旁边一张，是秦柏的笔迹练习稿。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不是课本上的理论，而是我亲身经历的案子——呼兰连环杀人案。”程野把照片贴在黑板上，声音沉重，“这起案子的根源，是1983年的沈砚冤案。当年办案的民警，只凭口供就定了案，没有找到凶器，没有核实证人，最终导致沈砚含冤而死，秦柏为了复仇，杀了四个人。如果当年我们能多找一个物证，多核实一个证人，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
台下的新民警们都屏住了呼吸，认真听着程野的话。
“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办案准则，”程野伸出三根手指，“第一，现场勘查要‘慢’，不能漏过任何细节，哪怕是一枚纽扣、半个脚印，都可能是关键证据；第二，审讯要‘实’，不能逼供、诱供，要让嫌疑人自愿供述，而且口供必须有物证佐证；第三，证据要‘全’，物证、口供、证人证言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有任何漏洞。”
他拿起那张笔迹练习稿的照片：“当年我们就是因为忽视了秦柏的笔迹，差点错过了关键线索。后来我才明白，办案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步来，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培训结束后，有个叫小李的新民警找到程野：“程队，您的课比课本还实用，我以后办案，一定记住您说的‘慢、实、全’。”程野笑着点点头：“记住就好，我们手里的是别人的人生，不能出错。”
6月30日，程野特意去了邻县，回访之前平反的“1984年盗窃案”当事人老张。老张现在开了个小卖部，店面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货架上摆满了日用品。看到程野来，老张连忙放下手里的活，拉着他进了屋，还给他倒了杯冰镇汽水。
“程警官，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老张的脸上满是笑容，和去年刚平反时的憔悴判若两人。
“来看看你，最近生意怎么样？”程野喝了口汽水，感觉心里很清爽。
“挺好的，附近的邻居都来照顾我生意，”老张给程野递了袋瓜子，“多亏了你们当年帮我平反，不然我这一辈子就毁了。以前别人都叫我‘小偷’，现在都叫我‘张老板’，这都是托你们的福啊！”
程野看着老张眼里的光，心里有些愧疚：“是我们当年办案不细，让你受了委屈。以后我们会更严谨，制定了《证据审核标准》，就是为了不让这种事再发生。”
离开小卖部时，老张非要塞给程野一筐苹果：“这是我自己种的，您拿着尝尝。”程野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坐在车里，他看着手里的苹果，又想起了刘桂兰，想起了沈砚，想起了秦柏。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办案日志》，在上面写道：“每一个平反的冤案，都是对我们的提醒。证据是正义的基石，不能有丝毫松动。我们多一分细致，百姓就少一分委屈；我们守住证据底线，就能守住更多人的人生。”
回到局里，程野把那枚从盗窃案现场找到的纽扣，放在了刑侦大队的“证据展示柜”里，旁边贴了一张手写的标签：“1988年3月盗窃案，一枚纽扣锁定真凶，细节决定成败。”后来，每次有新民警去勘查现场前，都会来看看这个纽扣，提醒自己不能放过任何小细节。
这年年底，程野制定的《证据审核标准》被黑龙江省公安厅采纳，在全省推广。推广后第一年，黑龙江省的“三无案件”退回率就下降了60%，冤案发生率大幅降低。程野也被评为“全省优秀人民警察”，他的办案故事被写成《证据守护者》，刊登在《人民公安报》上。
县局刑侦大队在他的带领下，成了“零冤案”大队，很多新民警都希望能分到他的组里学习。每次有人问他办案的秘诀，他都会拿出那本卷边的《证据审核标准》，指着上面的红笔批注说：“没有秘诀，只是记住了过去的教训，守住了证据的底线。因为我知道，我们手里的笔，写的不仅是案卷，更是别人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