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清晨的呼兰县，薄雾还没散尽，县局值班室的电话就像被按了开关似的，尖锐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程野刚把传呼机揣进警服内袋——那上面还留着前天晚上匿名电话的留言“别再查了，再查还会死人”，就听见同事老赵在走廊里扯着嗓子喊：“程野！梁队让你赶紧去江屿家！江屿不见了！”
程野抓起桌上的勘查箱就往外跑，刚到楼下就撞见了脸色阴沉的梁铎。两人没多说话，梁铎直接把警车钥匙扔给他，“江屿妻子早上七点发现人没在家，桌上留了封信，你先看看。”程野接过折叠的信纸，指尖触到纸面时还能感觉到一点余温，显然是刚写没多久。
信上的字迹潦草得像在发抖，是江屿的笔体没错：“我没杀人，但我知道是谁干的。1984年那批报废的64式手枪，我没全熔，留了一支，藏在农具厂老车间东墙第三块砖缝里，用油布包着。别找我，找了也没用，你们抓不到我，也抓不到真凶。”
“没杀人，却藏枪？”程野把信递回去，眉头拧成了疙瘩，“他到底在怕什么？”梁铎没接话，只是猛踩油门，警车冲破薄雾往农具厂方向开。车窗外的白杨树飞快后退，程野看着江屿信上“知道是谁干的”那几个字，心里突然窜出个念头：江屿不是跑了，是被真凶逼走的——真凶手里一定有他的把柄，而那把柄，很可能就是这支没销毁的枪。
农具厂的老车间还是老样子，破玻璃在风里“哐当”作响，地上的灰尘厚得能没过鞋底。梁铎照着信里说的，蹲在东墙根，手指抠住第三块砖的缝隙，轻轻一掰，砖竟然松动了。他用镊子小心地夹出里面的东西：一块油布，层层裹得严实，打开后，一支乌黑的64式手枪躺在里面，枪管上还沾着点没擦干净的机油，和之前在农具厂车间发现的机油成分一模一样。
“立刻送技术队比对弹道。”梁铎把枪重新包好，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程野蹲在砖缝旁，用手电往里照，突然发现砖缝深处还沾着点白色的粉末——是麦麸，和前几起案发现场纸条上的麦麸纹理完全一致。“梁队，你看这个。”他用镊子夹起一点麦麸，“凶手也来过这里，而且知道江屿藏枪的位置。”
梁铎的脸色更沉了。没过多久，陆衡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急促：“梁队！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这支枪就是顾行家案发现场的作案工具！枪身上除了江屿的指纹，还有另一个人的指纹，但被刻意擦拭过，只留下一点残留，暂时没办法比对！”
程野站在车间中央，看着空荡荡的厂房，突然觉得这里像个巨大的陷阱——江屿藏枪，凶手知道藏枪的位置，甚至还在砖缝里留下了麦麸，像是在故意引导他们找到这支枪，又像是在挑衅：“你们找到的，不过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
4月7日晚上，程野和梁铎在办公室里对着满桌的线索发呆。哈尔滨那边传来消息，秦柏半年前就从装修队辞职了，没人知道他的去向，只听说他走之前跟工友借了五百块钱，说要“回呼兰办点事”。梁铎用红笔在地图上圈出秦柏可能落脚的地方，程野则翻着江屿的档案，试图从他的工作记录里找出点蛛丝马迹——江屿1984年负责销毁枪支，1985年因“弄丢沈砚案笔录”被记过，1986年突然失踪，这三年里的每一个节点，都像被一根无形的线串了起来，而线的另一头，似乎都指向“沈砚案”。
就在这时，值班室的电话又响了，这次的铃声比早上更急，老赵的声音带着颤音：“梁队……法院家属院出事了！邵廷副院长……没了！”
程野感觉心脏猛地一沉，他抓起勘查箱就往外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那个匿名电话的警告。警车往法院家属院开的路上，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映着路面的积水，像撒了一地的碎玻璃。梁铎握着方向盘的手青筋凸起，“邵廷是沈砚案的审判长，当年判沈砚死刑的就是他。”
程野的脚步顿了一下。郑钧是主办民警，顾行是复核检察官，邵廷是审判长——三个直接参与沈砚案的人，接连遇害，凶手的目标从来都不是随机的，是复仇，是冲着沈砚案来的。
邵廷家在家属院三楼，门是被撬开的，门框上还留着新鲜的划痕。客厅里一片狼藉，沙发被推倒在地，茶几上的玻璃杯碎了一地。邵廷倒在沙发旁，胸口插着一把匕首，刀柄上缠着和前两起案子一模一样的黑色电工胶带，旁边压着一张皱巴巴的毛边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熟悉的字：“为民除害”。
“鞋印！”程野的目光立刻锁定在地板上——一枚42码的胶底鞋印，菱形防滑纹，和郑钧家、顾行家案发现场的鞋印比对，纹路完全重合。他蹲下身，用镊子轻轻拨开邵廷的袖口，一根蓝色的腈纶纤维粘在布料上，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和县针织厂1985年停产的劳保服材质，一模一样。
“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晚上8点到9点之间。”周岚戴着口罩，声音低沉，“匕首刺入角度45度，一刀致命，和郑钧案的作案手法完全一致，凶手应该对人体结构很熟悉，或者有过类似的经验。”
梁铎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往下看，家属院的路灯下站着几个围观的邻居。他突然转身问：“有没有目击者？或者看到可疑人员？”负责走访的同事递过来一个笔记本，“有个出租车司机刚过来做笔录，他说晚上8点半左右，在县医院门口拉过一个戴口罩的男人，男人要去法院家属院，但是在农具厂路口就下了车，手里拎着个黑色的布包，包角有磨损。”
“又是农具厂。”程野捏紧了手里的镊子，“凶手把农具厂当成了据点？还是在故意用农具厂引我们的注意力？”梁铎没说话，只是把那张“为民除害”的纸条收进证物袋，眼神里的疑惑更深了——如果江屿是内鬼，那他为什么要留下藏枪的线索？如果江屿不是内鬼，那真凶又是怎么知道三位受害者的作息，甚至能精准避开巡逻民警的？
4月8日上午，技术队的鉴定结果出来了。陆衡抱着一摞报告走进专案组，脸色凝重：“三起案件的纸条笔迹经过省厅专家鉴定，高度一致，是同一人书写，排除了江屿作案的可能——江屿的字迹偏瘦，而纸条上的字迹更浑厚，虽然都学过何绍基，但笔锋完全不一样。另外，江屿藏枪的油布上，除了江屿和凶手的指纹，还检测到了麦麸的成分，和砖缝里的麦麸是同一批。”
“江屿不是真凶，但他一定和凶手有联系。”许文斌把报告拍在桌上，手指在三位受害者的名字上敲了敲，“郑钧、顾行、邵廷，都是沈砚案的关键人物，凶手是在替沈砚复仇。江屿藏枪，要么是被凶手要挟，要么是早就知道凶手的计划，想帮凶手掩盖。”
“我更倾向于被要挟。”程野突然开口，“江屿的信里说‘我知道是谁干的’，但没说名字，说明他害怕凶手报复。而且他1985年因为沈砚案被记过，和郑钧有矛盾，凶手很可能利用这一点，让他帮忙提供受害者的作息，再用藏枪的事威胁他，让他不敢揭发。”
梁铎点点头，“有道理。但江屿为什么突然消失？是凶手发现他要揭发，把他灭口了？还是他自己害怕，跑了？”这个问题像块石头压在所有人心里。程野突然想起江屿妻子说的话，“江屿1985年搬家时，黑色布包不见了”，他立刻翻出江屿的档案，“1985年正是沈砚被执行死刑的年份，凶手会不会在那时候就和江屿有联系了？”
“先找到江屿。”梁铎站起身，“他是解开谜团的关键。老赵，你去火车站查一下江屿的购票记录，看看他有没有离开呼兰县；小张，你去江屿的亲戚家走访，问问他有没有去过；程野，你跟我再去一趟江屿家，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江屿家还是早上的样子，桌上的粥已经凉了，碗边还沾着点米粒。程野在书桌抽屉里翻找时，突然发现了一张被压在笔记本下的照片——是江屿和一个男人的合影，男人戴着帽子，看不清脸，但右手食指上有一道疤痕，和杜老描述的“买麦麸男人”的手很像。“梁队，你看这个。”程野把照片递过去，“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农具厂，拍摄时间是1984年，正好是江屿销毁枪支的年份。”
梁铎接过照片，用手电照了照，“这个男人的身高和体型，和出租车司机描述的凶手很像。老赵，立刻把照片送去技术队，看看能不能还原男人的脸！”
中午的时候，老赵从火车站打来电话，语气急促：“梁队！查到了！江屿昨天早上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但没上车，退票记录还在！而且他昨天下午还去银行取了五百块钱，应该是准备跑路，但不知道为什么又没走！”
“没走，要么是被凶手控制了，要么是在等什么。”程野站在江屿家的阳台上，看着楼下的人群，突然觉得江屿可能还在呼兰县，甚至就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看着他们调查。他摸出传呼机，看着上面的匿名留言，突然想起什么，“梁队！匿名电话是从火车站附近的公用电话打来的，江屿昨天去了火车站，会不会是他打的？”
梁铎摇摇头，“不像。如果是江屿，他没必要用匿名电话警告我们，直接揭发凶手就行了。”他把照片收好，“先等技术队还原照片，另外，加派人手在农具厂附近巡逻，凶手既然多次在那里出现，肯定还会回去。”
傍晚的时候，程野和梁铎又去了一趟农具厂。老车间里的风更冷了，吹得地上的灰尘打着旋儿转。程野蹲在江屿藏枪的砖缝旁，突然发现砖缝里还卡着一根黑色的线——是毛线，和江屿警服上的毛线颜色一样。“江屿最近来过这里。”他把毛线收好，“而且很匆忙，不然不会把毛线卡在这里。”
梁铎走到车间中央，看着空荡荡的厂房，突然开口：“凶手一直在利用沈砚案复仇，江屿是他的棋子，现在棋子没用了，要么被灭口，要么被抛弃。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凶手对下一个目标动手前，找到江屿，找到秦柏。”
程野抬头看着窗外的夕阳，余晖透过破玻璃照进来，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像一个个没解开的谜团。他握紧了手里的勘查箱，心里清楚，这起案子远没到结束的时候——江屿藏枪的秘密，秦柏的去向，凶手的真实身份，还有沈砚案背后的真相，都还埋在厚厚的迷雾里，等着他们一点点挖出来。而那个匿名电话的警告，更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提醒着他们，凶手还在暗处，随时可能再一次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