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馀，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着以为戒。——脱脱 《宋史》
元丰五年的汴京，刚入五月便已是暑气蒸腾。皇城深处的宫中，宋神宗赵顼却无心纳凉，一身明黄常服的他，正驻足在秘书省的藏画前，目光死死锁在一幅人物肖像上。
画中人身着南唐紫袍，面容俊雅温润，眉宇间却藏着挥之不去的愁绪，正是亡国之君李煜。神宗手指轻轻拂过画轴边缘，声音里带着几分叹惋：“都说李后主文采冠绝五代，观此画像，果然是风骨不凡，只可惜……”话未说完，内侍匆匆来报，向皇后在坤宁宫诞下皇子，哭声清亮，竟是个足月的男婴。
神宗大喜过望，转身便往坤宁宫去，一路上还在回味方才那幅画。谁知当夜入寝，竟梦到画中李煜身着旧朝衣冠，缓步走到床前躬身行礼，口中似有话语，却又听不真切。惊醒时窗外天已微亮，内侍再次来报，皇子眉眼间竟有几分清雅之气，与寻常婴孩的憨态截然不同。
这皇子便是赵佶，后来的宋徽宗。只是彼时无人知晓，这场“李煜托梦”的异兆，竟成了日后大宋覆灭的谶语。
按说皇子降生是天大的喜事，可宫中钦天监却在三日后奏报，称赵佶生于五月五日，这在古人眼中是“恶月恶日”，主不祥。神宗虽不信这些虚妄之说，却架不住太后与朝臣再三进言，最终只得下旨，将赵佶的生辰改为农历十月十日，对外只称是十月降生。
改了生辰，却改不了赵佶骨子里的天性。自小便养在深宫的他，不必像太子那般苦读经史、研习政务，每日里尽是锦衣玉食、仆从环绕。三岁起便跟着宫中画师学描红，五岁能骑小马，十岁时竟能把蹴鞠踢得如粘在脚上一般，连宫中最善蹴鞠的内侍都自愧不如。
到了十五六岁，赵佶更是出落得仪表堂堂，面如冠玉，目若朗星，只是那眼神里少了几分皇子该有的沉稳，多了几分少年人的浪荡。他不喜欢朝堂上的尔虞我诈，却痴迷于笔墨丹青：案头永远摆着上好的徽墨宣纸，画完的山水花鸟能堆满半间书房；他也爱奇花异石，只要听说哪里有罕见的太湖石、山茶，便不惜重金派人去寻；甚至连养鸟驯兽都成了他的癖好，王府里养着上百只名贵雀鸟，还有两只通人性的白鹦鹉，能学着人话说“端王千岁”。
彼时他已被封为端王，府邸设在汴京的繁华地段。每日退了朝，他便换上便服，带着几个心腹小厮逛遍汴京的街巷。有时去书坊淘古籍字画，有时去瓦舍看杂剧，甚至会偷偷溜进勾栏院，听那些名妓唱新词。朝臣们私下里都议论，说这位端王轻佻无行，可赵佶却毫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只把心思放在那些“无关紧要”的雅事上。
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竟把这位“风流王爷”推上了大宋的权力巅峰。
元符三年正月，汴京飘起了鹅毛大雪，皇城内外一片素白。就在这大雪天里，宫中传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消息：年仅二十五岁的宋哲宗赵煦驾崩了。
哲宗在位十五年，虽早年由高太后垂帘听政，亲政后却也算勤勉，一心想恢复神宗时期的新法，可惜天不假年，竟无子嗣留下。国不可一日无君，太后向氏当即召集大臣，在福宁殿商议皇位继承人选。
殿内烛火摇曳，气氛凝重。宰相章惇率先开口，声音沉稳：“按礼法，应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话音刚落，另一位大臣便反驳：“简王年幼，且体弱多病，恐难担大任。依臣之见，不如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端王年长，且素有贤名。”
“贤名？”章惇冷笑一声，“端王轻佻，好声色犬马，如何能当皇帝？若立端王，恐误国误民！”
两人争执不下，向太后却在一旁沉默许久。她想起当年赵佶降生时的异兆，又想起这些年赵佶虽爱玩乐，却对自己极为孝顺，每逢佳节，必亲自入宫请安，还时常献上自己画的扇面、写的字帖。相比之下，简王赵似性子孤僻，从未主动亲近过她。
最终，向太后缓缓开口：“先帝诸子中，端王最长，且仁孝有礼，哀家看，便立端王吧。”
章惇还想争辩，却被向太后打断：“此事哀家已决定，众卿不必多言。”大臣们见太后态度坚决，再无人敢反对。
消息传到端王府时，赵佶正在后院与小厮们蹴鞠。听到内侍宣读的圣旨，他竟愣在原地，手里的蹴鞠“咚”地掉在地上。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当皇帝，在他眼里，皇帝不过是个被困在皇宫里的囚徒，每日要处理堆积如山的奏折，还要应付朝堂上的明争暗斗，哪有当王爷逍遥自在？
可圣旨已下，容不得他拒绝。三日后，赵佶身着龙袍，在崇政殿举行了登基大典。当百官跪拜、山呼“万岁”时，他望着阶下密密麻麻的人头，心中竟没有丝毫喜悦，只觉得那龙袍重得压人，连呼吸都有些不畅。
登基之初，赵佶倒也想做个好皇帝。他下旨赦免了部分元佑旧党官员，又减免了地方的赋税，还时常召大臣入宫议事。可没过多久，他便觉得政务枯燥乏味，那些奏折上满是“灾情”“赋税”“边防”等字眼，远不如他画纸上的山水、案头的奇石有趣。
渐渐地，他开始疏于朝政，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宫中。他命人在御花园里修建了一座“撷芳园”，专门用来存放他搜集来的奇花异石；又在宫中设立了“翰林图画院”，召集天下有名的画师入宫，每日与他们探讨画技；甚至还亲自上阵，写了一手瘦金体，笔画瘦硬挺拔，如刀刻一般，一时间引得满朝官员争相模仿。
就在赵佶沉浸在自己的“雅趣”中时，一群奸佞之徒却悄悄盯上了权力的中心，为首的便是蔡京、童贯二人。
赵佶登基的第二年，改元崇宁。这一年，他觉得宫中的陈设太过陈旧，便下旨修建景灵西宫，还想搜集更多的奇花异石、书画珍玩来装点宫殿。
可去哪里搜集这些东西呢？赵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童贯。童贯是宫中的宦官，早年曾跟随李宪出征西夏，颇有几分办事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极会揣摩赵佶的心思，每次赵佶想要什么，他总能提前备好，从不落空。
于是，赵佶任命童贯为供奉官，让他南下江浙一带，专门负责采办奇珍异宝。临行前，赵佶特意召见童贯，叮嘱道：“你此去务必用心，若能寻到稀世珍品，朕必有重赏。”
童贯躬身领旨，心中早已盘算好，这不仅是采办珍宝的差事，更是他攀附权贵、扩大势力的好机会。他带着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汴京，直奔江浙而去。
彼时的蔡京，正被贬在杭州任职。说起蔡京，也是个有才华的人。他书法极好，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画技也颇为精湛。可他性子贪婪，又善钻营，早年因支持新法，被元佑旧党打压，屡屡遭贬。这些年在杭州，他每日郁郁寡欢，总想着能有机会重回汴京，东山再起。
听说童贯奉旨南下采办，蔡京眼前一亮，他知道童贯是徽宗身边的红人，若能搭上童贯这条线，说不定就能重回朝堂。于是，他立刻派人打听童贯的行程，在童贯抵达杭州的当天，便带着厚礼登门拜访。
童贯早就听说过蔡京的才名，又见他如此殷勤，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一交谈，竟然十分投缘，蔡京知道童贯要讨好徽宗，便主动提出，愿意帮他搜集书画珍品，还能亲自作画题跋；童贯也明白蔡京的心思，便暗示他，若能帮自己办好差事，定会在徽宗面前为他美言。
从那以后，蔡京便成了童贯在杭州的“得力助手”。他每日闭门作画，画的都是徽宗喜欢的山水花鸟，每幅画上都题上优美的诗句，还特意署上自己的名字。他知道徽宗欣赏有才之人，这样既能展现自己的才华，又能让童贯在呈送时提及自己。
除此之外，蔡京还四处奔走，帮童贯搜集当地的奇珍异宝。他得知太湖边有一块巨大的太湖石，形状奇特，如卧虎一般，便亲自带人去搬运，光是运费就花了上千两银子；他还找到一位民间艺人，让他用象牙雕刻了一套“八仙过海”的摆件，工艺精湛，栩栩如生。
童贯见蔡京如此用心，心中大喜。临行前，蔡京又偷偷塞给童贯一箱金银珠宝，低声道：“还望公公在陛下面前多多提携，蔡京感激不尽。”童贯收下珠宝，拍着胸脯保证：“蔡大人放心，此事包在咱家身上。”
回到汴京后，童贯第一时间入宫向徽宗复命。他把蔡京画的书画、搜集的珍宝一一呈上，特意说道：“陛下，这些书画中有不少是杭州通判蔡京所画，此人不仅画技高超，书法更是一绝，臣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如今屈居杭州，实在可惜。”
徽宗拿起蔡京的画，仔细一看，只见画中山水意境悠远，笔法细腻，题诗也颇有文采，不由得点头称赞：“此人确实有才，朕竟不知江浙还有这样的人才。”
童贯见徽宗心动，又趁热打铁，联络了朝中几位与自己交好的大臣，让他们也在徽宗面前举荐蔡京。同时，他还贿赂了宫中的宦官和宫女，让他们时常在徽宗耳边说蔡京的好话。
徽宗欣赏有才之人，再加上众人的举荐，便下旨召蔡京回京，任命他为定州知州。仅仅两个月后，又改任大名府知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蔡京连升数职，最终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也就是宰相，一跃成为朝中权势最大的大臣。
蔡京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报答童贯的恩情。他向徽宗举荐童贯，说他南下采办有功，又有军事才能，请求徽宗重用。徽宗本来就非常信任童贯，便任命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还让他掌管枢密院。要知道，枢密院是掌管军事的重要机构，历来由文官担任长官，童贯一个宦官能担任此职，在大宋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自此，蔡京与童贯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开始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排挤异己。而徽宗则依旧沉浸在自己的“雅趣”中，对朝堂上的暗流涌动毫不知情，大宋的国运，也在这看似繁华的表象下，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蔡京当上宰相后，便以“复行新法”为旗号，开始在朝中大肆排挤异己。他知道徽宗对元佑旧党心存不满，当年元佑旧党打压新法，还曾反对徽宗登基，于是便借机发难，把所有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大臣都扣上“元佑党人”的帽子。
他首先拿原宰相司马光开刀。司马光虽是一代名相，却因反对新法，被蔡京视为眼中钉。蔡京向徽宗上奏，说司马光“废除新法，动摇国本”，请求徽宗追夺他的官职。徽宗一开始就对司马光没有好感，再加上蔡京在一旁煽风点火，便下旨追夺司马光的“温国公”封号，还销毁了他的画像。
紧接着，蔡京又列出了一份“元佑党人名单”，把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等一百一十七位大臣都列入其中。这些人中，有的早已去世，有的已经退休，还有的正在朝中任职。蔡京不管这些，他请求徽宗御书这份名单，然后命工匠刻在石碑上，立在端礼门，名曰“党人碑”，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些人是“奸党”。
徽宗觉得这是个彰显自己权威的好机会，便亲自提笔写下了“元佑党籍碑”五个大字。石碑立起的那天，蔡京特意带领百官前往观看，还下令：“凡列入党籍者，其子孙后代不得为官，宗室不得与他们通婚，臣僚中若有姓名与党人相同者，一律改名。”
一时间，朝中人心惶惶。有位大臣名叫李惇，与党人名单中的一位大臣同名，不得不改名为李亨；还有一位宗室子弟，娶了苏辙的孙女，蔡京得知后，立刻上奏徽宗，请求废黜这门婚事，徽宗竟也准了。
苏轼的弟弟苏辙当时正在颍昌府任职，蔡京下旨将他贬为雷州别驾，流放岭南。苏轼虽然早已去世，却也未能幸免，蔡京下令销毁苏轼的所有着作，连民间流传的苏轼诗集都要收缴焚烧。有位书生因为藏了一本苏轼的诗集，被官府发现后，竟被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
黄庭坚是当时着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也被列入党人名单，贬为涪州别驾，安置在黔州。蔡京还觉得不解气，又派人去黔州，把黄庭坚写的碑文都凿掉，连他为朋友写的墓志铭都不放过。
对于那些不肯依附自己的大臣，蔡京更是毫不留情。有位名叫陈禾的御史，因弹劾蔡京专权，被蔡京贬为地方小官；还有位大臣名叫陈师道，因拒绝为蔡京写碑文，被罢官回家，最终贫病交加而死。
短短几年间，朝中凡是反对蔡京的大臣，不是被贬官流放，就是被治罪处死，剩下的大多是蔡京的亲信和党羽。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六贼”——除了蔡京和童贯，还有朱勔、王黼、李彦、梁师成四人。
朱勔是蔡京的亲信，负责在江浙一带为徽宗搜集奇花异石，也就是后来的“花石纲”。他为了讨好徽宗，不惜劳民伤财，强行征收百姓的财物，还纵容手下欺压百姓，江浙一带的百姓苦不堪言，却敢怒不敢言。
王黼长得英俊潇洒，能言善辩，很得徽宗的欢心。他靠着巴结蔡京和童贯，一路升迁至宰相，与蔡京分掌朝政。此人极为贪婪，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家中的财富比国库还要多。
李彦是宫中的宦官，负责在京畿一带强占百姓的土地，把百姓赶出家园，将土地改为皇家的庄园。他手段残忍，凡是反抗的百姓，轻则被殴打，重则被处死，京畿一带的百姓流离失所，纷纷逃亡。
梁师成也是宦官，却自称是苏轼的私生子，靠着模仿苏轼的书法，深得徽宗的信任。他在宫中权势极大，甚至能擅自任免官员，朝中大臣都称他为“隐相”。
这“六贼”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横征暴敛，把大宋的朝堂搅得乌烟瘴气。而徽宗则依旧沉迷于书画、花石之中，对“六贼”的恶行视而不见。他下令修建更大的宫殿，搜集更多的奇珍异宝，甚至还微服出宫，去民间寻花问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