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夜，深沉而静默。
白日里的喧嚣被稀释成零星几声遥远的狗吠和偶尔驶过的拖拉机的突突声，更反衬出这平房小院的寂静。
屋里只亮着一盏瓦数很低的昏黄灯泡，光线勉强驱散桌案一小片范围的黑暗，将梅小艳和周建国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墙壁上，拉得忽长忽短，随着灯丝的轻微闪烁而晃动，一如他们此刻焦灼不定的心绪。
桌上，摊开着那份《关于合作成立“康乐康复中心”的计划书（草案）》。纸张被反复摩挲，边缘已经卷曲，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条款，像一道道冰冷的沟壑，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周建国闷头抽着烟，劣质烟草的辛辣气味弥漫在狭小的空间里，他的眉头拧成一个深刻的“川”字，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哒哒声。
“还差两万。”他终于嘶哑地开口，声音像是被烟熏过，带着浓浓的疲惫和无力感，“我算尽了所有的门路，能借的，能凑的，都在这儿了。”他指了指桌上那叠数额不一的钞票和一些皱巴巴的存折，“房租押金、最简单的康复器械定金、首批药材采购……这点钱，刚够塞牙缝。后续的运营，人员的开支……根本不敢想。”
小艳坐在他对面，双手手指冰凉。
她一遍遍核对着那些数字，仿佛多看几遍，就能凭空变出钱来。周建国报出的每一个数字，都像一块巨石，压在她的心上。
两万块！
在九十年代初，这对于两个几乎掏空了家底、还背着一身潜在债务的人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她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似欲被这冰冷的现实几乎浇灭。
她想起白天去走访的几个可能的资助对象。街道办两手一摊，表示没有这项预算；县残联倒是同情，但资金审批流程漫长，远水难救近火；去找了几个据说发了财的个体户，对方一听是搞“慈善康复”，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直接摇头，话语里透着精明与疏离：“小艳，不是我们不支持，这赔本的买卖……唉，难啊。”
难道，真的要就此止步了吗？
放弃那个能给王大姐、李阿姨她们一个避风港的梦想？
眼睁睁看着她们在绝望中沉沦？
小艳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窒息般的疼痛。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轻微的、熟悉的脚步声，伴随着一声小心翼翼的呼唤：“小艳？睡了吗？”
是母亲。
小艳愣了一下，赶紧起身去开门。周建国也下意识地掐灭了烟头，略显局促地站了起来。
梅母端着一个粗瓷碗走了进来，碗里是冒着热气的糖水鸡蛋。“夜里凉，给你们煮了点吃的。建国也还在啊。”她的目光扫过桌上摊开的文件和那叠显眼的钱，又看了看两人愁云惨淡的脸色，心里顿时明白了七八分。
她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将碗放在桌上。
“妈，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睡？”小艳接过碗，触手是温热的暖意，一直凉到心底的温度似乎回升了一点点。
“睡不着，心里惦记着。”梅母叹了口气，在旁边的旧藤椅上坐下，昏黄的灯光照着她花白的头发和写满沧桑的脸庞。她的目光再次落在那份计划书上，沉默了片刻，轻声问：“……还差多少？”
小艳鼻子一酸，几乎要落下泪来。她强忍着，低声道：“还差……不少。妈，您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再想办法。”
“想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梅母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一样敲在小艳心上。
她看着女儿憔悴的脸颊和眼泡的乌青，又看了看一旁沉默不语、同样被沉重压力压弯了腰的周建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颤巍巍地站起身，走进了里屋。留下小艳和周建国面面相觑，不知母亲要做什么。
里屋传来轻微的翻动声，像是打开了某个老旧的箱子和匣子。
过了一会儿，梅母捧着一个用深蓝色土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袱，慢慢地走了出来。她的动作庄重而缓慢，仿佛捧着什么极其珍贵的东西。
她重新坐下，将包袱放在膝头，枯瘦的手指仔细地、一层层地解开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布包。
每解开一层，她的神情就愈发凝重一分，眼神里流淌着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有追忆，有不舍，更有一种决绝。
最后一层布揭开，露出了里面的东西——是一个暗红色的、漆面有些斑驳脱落的老式木匣子。
匣子上了锁，梅母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枚小小的、已经磨得发亮的铜钥匙，插进锁孔。
“咔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匣盖被轻轻打开。柔软的红色丝绒衬垫上，静静地躺着一只手镯。
那镯子通体翠绿，色泽莹润，水头极好，即便在昏暗的灯光下，也流转着一层柔和而深邃的光华，像一泓凝固的碧水，瞬间吸引住了所有的目光。那是块上好的翡翠。
小艳的心脏猛地一跳，呼吸骤然屏住。她认得这只镯子！这是母亲的嫁妆，也是外婆传给母亲的祖传之物！几乎是母亲最值几个钱的宝物了。
母亲平日里从不轻易示人，只在最重要的年节或家族大事时，才会拿出来默默看上一眼，又小心翼翼地收好。那是她对过往岁月、对家族念想最重要的寄托。
“妈！您这是……”小艳的声音瞬间哽咽了，她似乎预感到了母亲要做什么。
梅母没有看她，她的目光完全被那只翡翠镯子吸引，手指极其轻柔地抚摸着冰凉的玉身，仿佛在触摸一段无比珍贵的回忆。她的眼眶微微泛红，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穿越时光的沧桑感：
“这镯子……还是你外婆的外婆传下来的。闹饥荒那年，你外公差点用它换一袋红薯，我没舍得……文革的时候，我把它埋在后院枣树下三年，生怕被搜了去……”
梅母的声音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翻涌的情绪，才继续缓缓说道，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最深处抠出来：“……是我能留的最重要的宝了。”
她抬起眼，目光灼灼地看向小艳，那目光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慈爱与决断：“这镯子，现在，它该去救更多人了。”
她拿起那只沉甸甸的、蕴含着家族记忆与生命重量的翡翠镯子，不由分说地，塞进小艳冰冷的手里。翡翠触手温润，小艳却觉得它滚烫得吓人，几乎要灼伤她的皮肤。
“妈！不行！这绝对不行！”小艳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想把手缩回去，眼泪夺眶而出，“这是外婆留给您的！是咱家的念想！我怎么能……”
“拿着！”梅母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罕见的、母性的威严，她的手紧紧攥住小艳的手，不容她退缩，“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念想放在心里头，比放在匣子里强！王大姐她们……等不了！你们的中心，等不了！……好好干，总会赎回来的。”
她的目光转向一旁同样震惊动容的周建国，语气斩钉截铁：“建国，明天，你去找个靠谱的地方，把它当了！抵押了！无论如何，把这窟窿填上！把中心开起来！”
周建国喉结滚动，嘴唇嗫嚅着，想说些什么，却发现任何语言在这样沉重而无私的馈赠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只能重重地点了点头，鼻腔酸涩得厉害。
小艳握着那枚冰凉而沉重的镯子，仿佛握着母亲一生的重量，握着家族几代人的体温。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看着母亲坚毅而慈祥的脸庞，所有的拒绝和推辞都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只能低下头，任由滚烫的泪水一滴一滴，砸在冰凉翠绿的镯子上，溅开细小的水花。
第二天，周建国跑遍了县城和邻县，最终找到一家信誉尚可的当铺。那掌柜的拿着放大镜，对着镯子反复端详了很久，嘴里啧啧称奇，报出了一个数字。虽然远低于镯子本身的价值，但解燃眉之急，足够了。
手续办完，接过那叠厚厚的、带着霉味的钞票时，周建国的手都在抖。他小心翼翼地将钱装进内袋，仿佛那不是钱，而是一颗沉甸甸的心。
资金到位，一切仿佛按下了快进键。“康乐康复中心”的牌子，终于在一片匆忙和简陋中，挂在了临街租来的一个小院门口。牌子是周建国找熟人写的，字迹算不上漂亮，却透着一股实实在在的期盼。
开业那天，没有鞭炮齐鸣，没有花篮簇拥，只有简单的清扫和布置。但小艳和周建国的心，却比任何隆重的典礼都要激动和紧张。
首批接收的五名女工，包括王大姐、李阿姨，被她们的家人或用自行车推着，或搀扶着，送到了这里。
她们的脸上带着长期病痛折磨留下的灰暗和麻木，眼神怯生生的，充满了对陌生环境的不安和对自己成为家人累赘的深深自卑。她们低着头，不敢与人直视，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小艳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护士服——她自己的护士服，迎了上去。
她的脸上带着最温暖、最真诚的笑容，依次紧紧握住她们粗糙而僵硬的手。
“王大姐，李阿姨，赵姐……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这里就是咱们以后的家，大家一起努力，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她的声音轻柔却充满力量，像春风拂过冰封的湖面。
她带着她们参观虽然简陋却干净整洁的房间，介绍那些最基本的康复器械，耐心地回答她们每一个小心翼翼的问题。她没有说任何空泛的大道理，只是用行动告诉她们：这里欢迎你，你没有被抛弃。
下午，小艳没有急着安排康复训练。她烧了一大壶开水，拿出自家带来的炒瓜子和小点心，把大家召集到院子里阳光最好的角落。
“咱们今天啥也不干，就拉拉家常，说说话。”小艳笑着给每个人倒上热水，“王大姐，您儿子今年该中考了吧？学习咋样？李阿姨，您家老娘最近身体好些没？”
她没有问她们的病情，没有问她们的困难，只是聊着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起初，大家还很拘谨，问一句答一句。渐渐地，在小艳温和的引导和其他人偶尔的插话中，话匣子慢慢打开了。
她们说起孩子的不懂事，说起家里的柴米油盐，说起当年在车间里的热闹时光……说到动情处，有人抹起了眼泪，有人则发出了久违的、轻微的笑声。
小艳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适时地递上一杯水，或者拍拍对方的肩膀。她知道，身体的康复固然重要，但心灵的冻土更需要阳光和温度来融化。
这些压抑了太久的倾诉和倾听，这种彼此理解、相互取暖的氛围，本身就是一剂最好的良药。
夕阳的余晖洒满小院，给每个人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虽然未来的路依然漫长而艰难，虽然康复中心依旧面临着无数未知的挑战，但在这片小小的、用祖传玉镯换来的天地里，第一颗名为“希望”的种子，已经悄无声息地落入了干涸的心田，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刻。
小艳看着眼前这一幕，悄悄背过身，擦了擦眼角。她握了握口袋，里面空空如也，那只承载了太多的翡翠镯子已经不在了。但她的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充实。母亲说得对，念想放在心里，比放在匣子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