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昭的四道命令，如同四道威力无穷的符咒，通过电报网络，瞬间传遍了帝国从南到北的每一个角落。然而，这些来自未来维度的“降维打击”，在真正展现其神威之前，首先引爆的，却是积蓄已久的市场恐慌。
当皇家银行广州总行的大门外，一纸盖着鲜红国玺的公告，被庄重地贴出，宣布“暂停无限额兑付白银，改为预约限额制”时，人群在短暂的死寂之后，瞬间炸开了锅。
“什么？不给换银子了？！”
“天哪！我手上这几百块龙元，难道要变成废纸了吗？！”
恐慌，如同最猛烈的瘟疫，以比美洲病毒更快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城市，并迅速向内陆蔓延。在前一天还因为能够稳定兑换白银而被视若珍宝的“龙元”，在这一刻，仿佛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黑市上，龙元对白银的价格一泻千里，从最初的一比一，迅速跌到二比一，甚至五比一都有人不愿意接手。商铺开始拒收龙元，小贩们惊恐地藏起自己的钱箱。一场由外部敌人精心策划的金融绞杀，在这一刻，似乎已经成功地演变成了一场由内部恐慌引发的自我踩踏。整个共和国年轻的金融体系，正处在崩溃的边缘。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新生政权即将被自己的纸币压垮时，国家机器那沉重而有力的齿轮，开始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轰然转动。
次日清晨，天色微明。在南京、在广州、在上海、在帝国所有的大中城市，一个统一的、崭新的招牌，被同时挂在了过去“皇家商会”所有店铺的门楣之上——“供销合作总社”。
这些店铺的门口，无一例外地，都竖起了一块巨大的、用黑漆书写的价格牌。上面用最清晰醒目的字体，标示着所有基础生活物资的稳定价格：
“标准一等大米：每石，十五龙元。” “标准白面：每石，十八龙元。” “标准棉布：每匹，五龙元。” “食盐：每斤，零点一龙元。” ……
牌子的最下方，还有一行杀气腾腾的红字：“国家定价，敞开供应，凭龙元支付，伪造必究！”
南京，城南。
一位名叫王二的普通纺织工匠，一夜未眠。他家中所有的积蓄，那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六十多张龙元纸币，此刻正被他揣在怀里，却感觉不到丝毫温度，只有一片冰凉。他听了一夜的流言，说朝廷没银子了，龙元要作废了。绝望，几乎将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彻底击垮。
当他面如死灰地走出家门，准备去黑市上，哪怕用十比一的价格换回几两碎银子时，却看到了街坊邻居们，正潮水般地向着城东新开的“供销社”涌去。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跟随着人流，挤到了那间巨大的店铺门口。他看到了那块价目牌，看到了上面熟悉而又令人不敢置信的价格——和他半个月前买米时的价格，一模一样！
他的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
店铺内，一排排的货架上，堆满了小山一般的米袋、面袋和成匹的棉布。穿着统一蓝色制服的店员，正在有条不紊地称重、收钱、找零。而店铺的角落里，赫然站着一队荷枪实弹的镇北军宪兵，他们冰冷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进店的人，无形中，维持着一种绝对的秩序。
王二颤抖着排着队，轮到他时，他几乎是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小心翼翼地问道：“掌柜的……这，这龙元，真的还收吗？”
店员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熟练地回答：“共和国法定货币，为何不收？买什么，买多少？”
“米！我要一石米！”
“十五龙元。”
王二几乎是哆嗦着，从怀里掏出了十五张他以为已经变成废纸的龙元。店员接过，在验钞机（一种简易的紫外光灯）下过了一下，确认无误后，便递给了他一张票据。
很快，一个壮硕的伙计，扛着一个沉甸甸的、印着“供销总社”字样的麻袋，放到了他的脚下。
那熟悉的、属于粮食的沉重分量，通过他的肩膀，传遍了全身。王二再也忍不住，他一把抱住那袋米，像是抱着失而复得的亲人，滚烫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
他没有回家，而是扛着这袋米，在街上疯狂地奔走，逢人便激动地大喊：“龙元没倒！龙元没倒！朝廷（共和国）没骗我们！供销社里，真的能买到平价米！”
这一幕，在全国成千上万个城镇，同时上演着。无数个像王二一样的普通百姓，在亲手将手中的纸币，换成了实实在在的口粮和布匹之后，那种发自内心的安心与信赖，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了支撑起国家信用的滔滔江河。
如果说，供销社的敞开供应，是国家信用的“定海神针”，那么，紧随其后的法律与暴力，便是保卫这根神针的“刀剑与甲胄”。
就在供销社开业的同一天，帝国最高法院与廉政公署，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紧急公告》。公告以最严厉的措辞，宣布所有在大明境内，以任何形式拒收法定货币龙元、或恶意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的行为，均以“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罪”论处。
罪行分三等：情节较轻者，没收全部家产，流放西伯利亚；情节严重者，处以绞刑；罪大恶极、引发一方大乱者，公开处决，夷三族！
这已经不是警告，而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
与此同时，一队队戴着白色袖标的镇北军宪兵，开始在各大城市的街头巷尾巡逻。他们如同猎犬一般，嗅探着任何一丝恐慌与投机的气息。
广州菜市口，人头攒动。
三个在黑市上高价倒卖白银、并大肆散播“皇家银行即将倒闭”谣言的本地富商，和两名行为诡异的欧洲水手，被宪兵部队当场逮捕。在一场极为迅速的公开审判之后，他们被判处“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罪”的最高刑——死刑。
冰冷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五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地。那浓重的血腥味，混合着围观百姓的惊呼声，向所有心怀叵测之人，传递了一个最清晰不过的信号：共和国的信用，不仅建立在堆积如山的商品之上，更建立在锋利无比的刀枪之上！
远在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还在等待着东方帝国金融崩溃的“捷报”。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
他们的代理人报告说，龙元非但没有崩溃，反而在一场短暂的恐慌之后，以前所未有的坚挺姿态，重新站稳了脚跟。老百姓宁愿手持龙元去排队买米，也不愿意用高价去黑市换取他们手中的白银。
他们运去的海量白银，如同投入了一片奇怪的泥沼，除了能从一些胆大包天的走私贩子手中，买到一些丝绸、香料之类的奢侈品外，根本无法触及粮食、棉花、钢铁这些被国家严格管制的战略物资。
而他们为了冲击市场而兑换到手的、数以亿计的龙元，则彻底成了一堆无法变现的“资产”。银行不给换，市场不需要，它们只能躺在箱子里，发出纸张的霉味。
他们被困住了。如同一个企图用洪水淹没对手的巫师，却发现对手直接将整片大地，都变成了吸水的海绵。
就在这些欧洲金融家的代理人们，如坐针毡，进退维谷之际，皇家银行的总行长侯三，终于悠闲地露面了。
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所有持有大额龙元的欧洲商会，宣布了一个新的“兑换方案”。
皇家银行，愿意“溢价”回购他们手中的龙元。但支付的，不是白银，而是一揽子大明帝国拥有绝对定价权的商品——丝绸、茶叶和瓷器。至于兑换的比率，则由皇家银行单方面说了算。
“你们运来一船闪亮的白银，妄图掏空我们的国库；现在，你们可以选择，是让你们的纸片在这里烂掉，还是换走一船精美的瓷器，回去至少还能向你们的股东，交个差。”侯三的话，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嘲讽。
面对这个屈辱却又唯一的选择，欧洲“辛迪加”的代理人们，只能捏着鼻子，接受了这份不平等的“城下之盟”。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明沿海的港口，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一幕：一艘艘满载着白银的欧洲快船驶入港湾，卸下成箱的银币，然后又装上成箱的茶叶和瓷器，屈辱地扬帆远去。
他们运来的是战争，运走的却是商品。他们付出了真金白银，却只为大明的工业体系，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去库存”，并且，还以“铸币税”的形式，为皇家银行，贡献了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利润。
此战过后，当最后一艘欧洲商船黯然离港，这场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也终于落下了帷幕。
“龙元”的信用，浴火重生。它不再虚弱地依赖于任何贵金属的价值，而是如同一棵参天大树，深深地扎根于共和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无与伦比的社会组织能力，以及那支足以碾压一切敌人的、国家暴力机器的土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