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南三河，宛如一条被烈日烤得快要枯竭的黄鳝，软塌塌地蜷缩在苏北平原那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
河水裹挟着枯枝败叶，夹杂着从上游冲刷而下的腐败水草，缓缓地流淌着，散发出刺鼻的腥臭味。
这股味道，混杂着滩涂上被炽热阳光蒸腾出的淤泥气息，厚重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仿佛天地间的炽热与浑浊，都在这一刻凝结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笼罩在恒丰生产队每一位劳作者的心头。
那沉甸甸的空气，仿佛压弯了他们的脊梁，也压得他们的心头沉重难堪。
河滩上，十几个人影在摇曳，挑着沉重的粪筐，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泥泞中。
泥水溅起，粘在衣服上，像是被汗水和泥土共同缠绕的印记。
“歇歇吧！ 这天真是毒得厉害！”
队长哑着嗓子喊了一声，自己也放下担子，随即一屁股坐在堤坡边那棵半死不活的歪脖柳树下，随手扯下一顶破草帽，用扇子猛扇着风。
人群逐渐散开，稀稀拉拉地聚拢过来。
四个南京来的男知青，王鹏、陈小兵、刘峰、菊平，汗衫早已被汗水浸透，紧贴在皮肤上，露出的胳膊晒得黝黑发亮，肌肤上布满了红黑相间的斑点。
他们甩掉肩上的扁担，毫无顾忌地瘫坐在滚烫的泥地上，大口喘着粗气。
这批来自省城的知识青年刚下乡插队时并不是在恒丰生产队，而是分别在福缘公社的西坊队、南庄队。
插队几年后在广润天地里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基本上融入了广大农村社员的行列。
当地社员们能干的活，他们都能干，有的比当地社员干的更好。
可能是当年恒丰生产队的青壮劳动力相对缺少，或许是恒丰队社员们的亲和率比较高。
公社知青办在他们南京知青插队第四个年头将福缘大队所有的男知青全部集中到恒丰生产队，这一下子给恒丰生产队增加了一批强壮劳动力。
同时也使恒丰生产队青少年有更多和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们接触学习的机会。
使恒丰生产队当年较其他生产队增强了青春的活力。
另外四个来自淮阴的女知青，靳秀芹、靳金萍、堵素英、王玉凤。她们刚下乡插队就在恒丰生产队。这几个女知青就显得略微拘谨一些。
她们找了块稍微干净点的石头，用草帽垫着坐下，掏出手绢擦拭着脖子上蜿蜒而下的汗水，脸上的红晕还未散去。
她们的神色中带着几分羞涩与疲惫，似乎在这烈日下，努力寻找一丝片刻的凉意。
本地的青年们，姬永明、姬忠良、田翔林、田慧银，习惯性地蹲在田埂边。
歇息的三方人聚集在三处圩埂上，像三块沉默的土坷垃。
会抽烟的卷着自制的旱烟卷，旱烟的辛辣味很快弥漫开来。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烟草香，夹杂着泥土的气息，令人心头一阵放松。
“王鹏，你爹信里说城里又闹腾啥了？”
菊平用胳膊肘轻轻捅了捅身旁的王鹏，王鹏的父亲是南京城里的普通教师，消息总比他们在乡下灵通些。
王鹏扯了扯黏在胸口的汗衫，脸上带着一抹漠然的神色：
“还能有啥？城乡那有多大差别，还不是特殊运动的继续！反反复复那些事儿。哦，对了，听说河南那边，在教育上又出了个事儿，一个女学生，叫张玉勤的，为不愿学英语的事跳水库被淹死了。”
“跳水库？为啥？”
靳金萍，年纪最小，刚满十六岁就当插队知青了，脸上还带着稚气，听到这个消息，瞪大了眼睛。
“为啥？”
王鹏噗嗤笑一声，吐掉嘴里嚼烂的草根，“就为了学那点英文！老师批评了几句，她就想不开。
临走还写了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还说‘不学Abc，照样干革命’！
嘿，这下可惹麻烦了，上面说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拿死人做文章，正全国上下批老师呢！”
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讲一件邻家鸡飞狗跳的小事。
“啧啧，学那鸟语有啥用？”
蹲着的姬永明闷声插话，他是家中长子，肩上还扛着七个姊妹生活的重担，早已压弯了他的腰。
“Abc？能当饭吃，还是能当工分？咱庄稼人，认几个字，会写自己名字，算清工分账，够用一辈子了！
念多了，心思就野了，不安分。”
他粗糙的手指夹着烟卷，用力吸了一口，劣质的烟草在嘴里喷出一缕缕青烟，模糊了他那早早显露出沧桑的脸。
“就是！”姬忠良立即附和，他父亲那点不清不楚的“历史问题”像无形的枷锁，让他本能地躲避一切可能的风波。
“你看咱队里，不都是初中念完就回来挣工分了？
城里来的不也一样？金萍妹子才多大，不也还没初中毕就下来插队做知青了？”
他瞥了一眼靳金萍。
靳金萍低头不语，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
她是闹着要跟姑姑靳秀芹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破格提前下乡的，此刻被点名，心里说不出是委屈还是茫然。
陈小兵，那个大学教授的儿子，平日沉默寡言，此时却突然从裤兜里摸出一片薄薄的树叶，放在唇边。
一缕极轻、极飘忽的旋律从他嘴里流出，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旋律。
那声音在闷热的空气中游丝般颤动，带着一种与这泥泞河滩格格不入的忧郁与遥远。
刘峰，那位苏北某市委副书记的公子，皱了皱眉，没说话。
菊平听得入迷，王鹏则不耐烦地挥手：“小兵，别吹这洋腔洋调了，这不还苏修那边过来的老歌吗？小心惹麻烦！”
树叶的呜咽声戛然而止。
陈小兵把树叶揉碎在掌心，绿色的汁液染脏了他的手指。
他抬起头，望向南三河那浑浊流淌、似乎通向远方的河水，眼神空洞。
知识、音乐，那些曾在他血液中流淌的东西，此刻像这片被揉碎的叶子，只剩下一点苦涩的汁液。
靳秀芹叹了口气，打破了短暂的沉寂，转向身旁的姑娘堵素英：
“素英，你手真巧，这鞋垫纳得真密实。”
她指着堵素英放在脚边刚纳了一半的鞋垫。
堵素英腼腆一笑：
“瞎弄呗，下工没事，总得找点营生。”
她纳鞋垫的手势熟练而有力，那是长久劳作磨练出的筋骨。
王玉凤接着说：“就是，有这功夫，不如多歇会儿。
念书？念到初中顶天了，在农村认得工分本，会记个账，还不够用？”
她的话语中带着一种近乎理直气壮的实事求是。
歪脖子柳树的影子在炙热的土地上忽长忽短。
休息的闲谈，像南三河上漂浮的泡沫，生灭不定。
在这片土地上，“初中毕业，能写会算，下地干活不耽误”——
这念头如同脚下的泥土一样坚实，深深扎根在每一个年轻或年长的心里。汗水顺着被太阳烤得发烫的皮肤滑落，滴入干渴的土地，也无声地灌溉着一种近乎麻木的认知：
书本上的字迹，终究敌不过手中锄头、犁耙。
那场起于河南马振扶中学的风暴，裹挟着张玉勤投河自尽的悲凉和那首“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决绝打油诗，如同盛夏里突如其来的雷暴风云，带着冰雹般的沉重，席卷了广袤的华北平原。
最终，寒意如刀，直刺洪泽湖畔的福缘公社。
消息最初像水渍一样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
公社的广播喇叭不再只是播放激昂的革命歌曲和最高指示，开始夹杂着一种尖锐的声音——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大队部的土墙上，一夜之间糊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墨汁淋漓，字字如刀，直指那些“用资产阶级知识毒害青少年”、“妄图复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师们。
田间地头，饭桌炕头，社员们的议论也随之变了模样。
“听说了吗？河南那闺女，就是被老师逼得跳河的！
学那外国话，不是存心不让人活嘛！”
会计张大叔在供销社柜台后，一边拨拉着油腻的算盘珠子，一边对着来买酱油的乡亲们低声议论。
“可不是！咱祖祖辈辈刨土坷垃，不认得洋码子字，不也活得好好的？念书念多了，心就邪了！”
站在供销社门口抽旱烟的老汉，磕了磕烟袋锅，眼里满是笃定。
这场风暴如同夏日的雷雨，骤然席卷而来，带来阵阵惊涛骇浪，也让无数年轻的心在迷茫与挣扎中摇摆。
乡村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绪：
既有对未来的迷惘，也有对现实的无奈，更有那一份深藏心底的坚韧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