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万国会议大厅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冰。当墙上的古董钟敲响第十下时，天宇将一份烫金封面的文件推过谈判桌中线，文件边缘的云纹暗绣在灯光下流转，像一道无声的宣言。
“这是中方的折中方案。”他的声音打破了沉寂，目光扫过英方代表团成员紧绷的脸，“为体现合作诚意，我们愿意开放安庆、芜湖两个长江口岸作为新增通商点，允许英国商人在租界外设立洋行；同时承诺，未来三年内，英国棉布、机器等大宗商品的进口关税维持现行优惠税率，不超过7.5%。”
英方首席代表寇松爵士的瞳孔微微收缩。他没料到中方会在经济利益上做出如此让步——安庆是皖省纺织业中心，芜湖更是长江中游的粮食集散地，这两个口岸的开放，意味着英国商品可直接深入华中腹地，省去了从上海转运的成本。身旁的曼彻斯特工厂主们交换着惊喜的眼神，手指在笔记本上快速计算着潜在的利润增长。
“但有两个前提。”天宇的语气陡然转硬，指尖重重敲在文件的“核心原则”部分，“第一，关税税则的制定权完全归还中国，海关总署从即日起由中方官员主管；第二，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关于‘协定关税’的条款全部废止，未来税率调整由中国政府根据国情自主决定，仅需提前三个月通知贸易伙伴。”
寇松爵士刚要伸手去拿文件的手停在了半空。他原以为中方的“折中”会包含海关人事权的妥协，毕竟自1854年以来，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始终由英籍人士担任，赫德、安格联等历任总税务司几乎成了中国财政的“太上皇”。
“天总长这是强人所难。”寇松爵士将文件推了回去，银质手杖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海关总税务司历来由英籍人士担任，这是维持海关高效运转的保障。贸然更换管理者，恐怕会导致关税征收混乱，最终损害双方利益。”他这话并非全无道理——晚清以来，海关确实是中国政府中少有的高效部门，英籍税务司建立的管理制度相对规范，但这绝不能成为剥夺中国主权的理由。
“高效运转不能以丧失主权为代价。”中方法务代表立刻起身，将一份厚厚的档案摔在桌上，档案袋上“海关黑幕”四个朱字格外刺眼。“1922年，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将盐税抵押给汇丰银行；去年，上海海关扣留中方从德国购买的军工设备，理由是‘可能用于内战’——这些‘高效运转’，难道是中国需要的？”
档案里的证据一页页展开：英籍税务司的私人账户与洋行的资金往来记录、海关仓库中堆积的走私鸦片清单、故意低估中国出口商品价值以压低关税的报表……这些文件大多来自海关内部的华人职员，他们忍无可忍，才冒险将证据送到了代表团手中。
大厅里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法国代表拿起一份走私清单，眉头紧锁：“我们一直怀疑印度鸦片通过香港流入中国，没想到海关竟然参与其中。”美国代表则对着那份压低出口价值的报表摇头——这直接损害了美国商人在华的公平竞争机会。
寇松爵士的脸色由红转白。他没想到中方会掌握如此详尽的证据，更没想到对方敢在万国会议上公开这些黑幕。“这些不过是个别案例……”他试图辩解，却被天宇打断。
“个别案例？”天宇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了百年的愤怒，“从赫德担任总税务司开始，海关就成了英国控制中国财政的工具。我们每年的关税收入中，近八成被用于偿还外债，而这些外债中，有多少是真正用于中国建设的？更多的是战争赔款、列强的掠夺性贷款！现在，你们还想继续把持海关，继续用我们的关税来压迫我们吗？”
他走到大厅中央的世界地图前，用红笔在“中国”版图上圈出一个个通商口岸：“开放安庆、芜湖，是我们自愿让出的经济利益；但海关主权，是底线，一寸也不能让。就像英国绝不会允许法国人参政、美国绝不会让德国人管理财政部一样，中国也绝不会让外国势力继续掌控海关。”
这番话掷地有声，连一直保持中立的荷兰代表都忍不住点头。在国际关系中，海关主权是国家经济独立的基石，英国的要求确实越过了底线。
寇松爵士看着身旁躁动的工厂主们，又瞥了眼主席台上国际联盟代表质疑的目光，知道不能再坚持“英籍总税务司”的要求了。但他仍不死心，退而求其次：“总税务司可由华人担任，但副总税务司必须是英籍，且海关高级职员中，英籍人士比例不得低于三成。”
“不可能。”天宇的回答斩钉截铁，“海关人事权必须完全由中国政府自主决定。我们可以聘请英籍专家担任顾问，但前提是他们服从中方领导，且不得参与核心决策。”他拿出一份早已拟好的《海关改革章程》，上面明确规定：“海关总署设总税务司一人，由华人担任；各级职员的任免、考核、晋升，全部由中国海关总署决定，任何国家不得干涉。”
为了让英方彻底放弃幻想，天宇补充道：“我们已经与法国、比利时达成协议，他们愿意派遣税务专家协助我们改革海关制度，条件比英国更优惠。若英方执意在人事权上纠缠，我们只能请其他国家的朋友帮忙了。”
这是赤裸裸的施压，却效果显着。寇松爵士身后的汇丰银行代表脸色骤变——海关税收是他们最优质的抵押品，一旦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改革海关，英国在华的金融优势将荡然无存。他悄悄扯了扯寇松的衣袖，低声道：“不能谈崩，至少要保住关税抵押的优先权。”
僵持在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后，寇松爵士终于松了口。“中方的折中方案，英方可以接受。”他的声音带着不甘，却不得不做出妥协，“但我们要求，在未来五年内，英国商人在新增口岸的经营活动，享受与现有租界同等的法律保护；同时，中国政府若调整关税，需提前六个月与英国协商。”
“法律保护可以按国际惯例执行，但‘协商’不等于‘同意’。”天宇寸土不让，“关税调整是中国内政，我们会听取英国商界的意见，但最终决定权在我方。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最终，双方在文件上签下了名字。当笔尖离开纸面时，天宇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海关主权的回归，意味着中国终于要收回被列强把持了近八十年的经济命脉。而英方虽然保住了部分经济利益，却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用关税作为枷锁束缚中国了。
签字仪式结束后，法国代表主动向天宇祝贺：“天总长的谈判艺术令人钦佩，既展现了诚意，又守住了底线。”天宇笑着回应：“不是艺术，是原则。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平等合作，但绝不会用主权换取合作。”
走出会议大厅时，伦敦的阳光正好。天宇抬头望着湛蓝的天空，想起了总理衙门时期那些在列强面前唯唯诺诺的外交官员，想起了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弱国无外交”的悲叹。今天，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在谈判桌上对列强说“不”了。
代表团的随员们兴奋地讨论着下一步的海关改革计划，有人提议邀请留美归国的经济学家主持关税税则制定，有人建议立刻派人接收上海、广州等地的海关管理权。天宇却显得很平静，他知道，让步部分经济权益只是权宜之计，真正的主权独立，还需要工业、军事、科技的全面崛起作为支撑。
“我们赢得了一场战役，但战争还没结束。”天宇对众人说，目光望向遥远的东方，“回去告诉国人，海关回来了，但我们的路还很长。唯有继续奋斗，才能让今天的让步，真正转化为明天的强大。”
远处的大本钟再次敲响，钟声里仿佛少了几分殖民时代的傲慢，多了几分对新时代的敬畏。天宇知道，从这一刻起，中国的海关，终于要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了。而这，只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更辉煌的篇章，还在等待着他们去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