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自治领的晨露还挂在麦秸上时，青龙区河湾乡的里正老周已带着登记员小李挨家挨户敲门。“王大爷，开门喽！登记户籍喽！”老周的嗓门洪亮，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门“吱呀”一声开了，王大爷攥着皱巴巴的地契，身后跟着三个探头探脑的孙辈，门框上还贴着昨夜特意剪的红窗花——领民们都把登记户籍当成家里的大事，透着股郑重。
这场全域户籍登记，从靖海区试点开始，如今像潮水般漫向十二乡的每个角落。六十名登记员分成十二组，每组带着印泥、表单、丈量步弓和厚厚的“区域地契图”，踩着田埂、踏着山路，把“谁住在哪、有多少地、家里几口人”这些事，一笔一画地记进档案里。
一、逐户登记：把名字刻进自治领的册页
登记员小李的木匣里，装着三样宝贝：桑皮纸表单（一式两份）、浸了桐油的麻绳（用来装订成册）、一小盒朱砂（供不识字的领民按手印）。他跟着老周走了半个月，学会的第一句话是：“别怕麻烦，咱得把您家的事记准了。”
王大爷家的登记花了两炷香。老周蹲在门槛上，指着表单栏念：“户主姓名？”“王老实。”“年龄？”“六十七。”“家里几口人？”王大爷掰着指头数：“我，老婆子，俩儿子，仨孙娃，共八口。”小李笔尖在“家庭成员”栏游走，忽然停住：“大爷，您二儿子去年去瀚东区挖矿了，算不算？”
“算！算！”王大爷急忙点头，“他在那边盖了土房，娶了矿上的姑娘，生了个大胖小子——这都得写上，他是我王家的人，也是自治领的人！”小李笑着添上“次子王二柱，三十一岁，矿工，妻李氏，子狗蛋，现居瀚东区铁矿乡”，又让老周指认了自家三亩水浇地的位置，在“资产栏”画了个简易地图，标注“东头临河，西头靠路”。
最难登记的是散居在黑松岭的猎户。登记员小张跟着向导走了三天山路，才找到张猎户的窝棚。张猎户常年独居，连自己确切年龄都记不清，只说“光绪爷在位时生的”。小张没急着下笔，先帮他劈了柴、挑了水，夜里围着火堆听他讲打猎的故事，才慢慢问清：“您说二十岁那年得了张虎皮，那年官府换了新制钱——查年表，那年是光绪二十五年，算下来您今年五十六啦。”张猎户咧嘴笑：“还是你们读书人厉害，我总算知道自个儿多大了。”
登记时最动人的，是那些“认祖归宗”的细节。有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陈先生，拿出泛黄的家谱，指着“祖籍靖海”四个字红了眼眶：“我爹临终前说，一定要把名字写回老家用的册子里。”小李特意在“籍贯栏”用红笔标注“侨居南洋，祖籍靖海”，陈先生捧着表单，对着老家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逐户登记的进度不快，平均每天只能完成三十户，但每一页都写得扎实。登记员们脚底板磨出了茧，嗓子喊得发哑，却没人抱怨——他们知道，笔下的每个名字、每笔资产，都是自治领的血肉，记准了，这片土地才算有了“家底”。
二、档案台账：用麻线串起的治理脉络
靖海区总署的偏房里，二十个文书正围着长桌忙碌。桌上摊着从各村收来的户籍表单，按“乡-村-户”分类，用麻绳装订成册，册脊上贴着标签：“靖海乡第三册·商户”“工坊乡第一册·工匠”。每个册子的扉页，都画着该区域的简易地图，标着每户的大致位置，像一张立体的“民生网”。
“这户的田产信息和地契对不上。”文书小赵拿着放大镜，比对表单和地契存根，发现农户李某登记的“五亩地”，地契上实际是“四亩八分”。他立刻在“疑问栏”记下，派人去村里复核——原来是李某把自家开垦的二分荒地也算进去了，复核后修正为“四亩八分，含二分新垦，按规矩免税”。
档案管理有套严格的流程：
- 初审：检查表单是否缺项、字迹是否清晰，有错漏的退回补填；
- 复核：对照地契、旧户籍册、乡老证言，确认信息真实；
- 归档：按区域、职业、家庭规模分类，装入樟木箱防潮防虫；
- 备份：重要信息（如田产、纳税记录）抄录到“总台账”，用红笔标注变动情况（如“张某子娶王氏，添丁一口”）。
总台账是本皇皇巨册，用最好的宣纸装订，每页只记二十户，字迹工整如印刷。翻开第一页，是天宇亲笔题的“民为邦本”四个字，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靖海乡第一户：王记布庄，王二柱，四十二岁，妻张氏，子三人，房产三间，织机五台，田产两亩……”
为了方便查询，文书们还发明了“索引法”：按姓氏笔画排序，制作“姓氏索引册”；按职业分类，编订“工匠名录”“农户名录”；甚至给孤寡老人、烈属等特殊群体单独立册，标注“需救济”“免赋税”。民政官周先生翻着索引册，笑着说：“以前找户人家，得翻遍十几个册子；现在按索引查，一炷香就能找到，这才叫‘心中有数’。”
档案不仅是记录，更是治理的依据。查“工匠名录”，能知道哪个乡有多少铁匠、木匠，工坊招工不用满街跑；看“农户田产册”，能精准分配灌溉用水，避免“多占地多用水”的纠纷；翻“特殊群体册”，发放救济粮时不会漏了一户孤寡。有次青龙区闹蝗灾，官府按户籍册上的“受灾户数”发种子，不多不少，正好覆盖所有受损农户，百姓们都说：“官府像长了千里眼，知道咱缺啥。”
用麻线串起的档案册，在干燥的库房里散发着纸墨和樟木的清香，看似沉默，却像自治领的神经脉络，把千家万户的动静，都传到了治理中枢。
三、补登通道：给每个遗漏者留扇门
户籍登记推进到第三个月，大部分区域已完成，但总有些“漏网之鱼”：或是外出经商的商户，或是走亲访友的流民，或是躲在深山里的独居老人。天宇早有准备，在十二乡各设了“补登点”，挂着“户籍补登处”的木牌，规定“登记结束后三个月内，随时可来补登，逾期将影响赋税减免、救济申领”。
补登点最热闹的是靖海港的码头。商船刚靠岸，就有商户匆匆赶来。做香料生意的刘老板常年往来南洋，错过了集中登记，补登时拿着船票和商号执照，急得满头汗：“我在城里有仓库、有宅院，要是没登记，算不算‘黑户’？”补登员笑着安抚：“只要能证明您在自治领有资产、常居住，就能补登。”核实信息后，当天就把他的名字加进了“商户册”。
最让人唏嘘的是流民补登。有个姓赵的汉子，带着一家五口逃难来此，住在安置坊的草棚里，总觉得“没扎下根”，不敢登记。补登员小郑找到他时，他正蹲在墙角抽烟：“我们这样的，登了也白登，说不定哪天又得走。”小郑指着安置坊新盖的砖房：“您看，官府给流民盖了房，孩子能上学，您去工坊干活还能领工钱——这就是家了，登了记，才算真正的领民。”赵汉子沉默半晌，接过表单，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手都在抖。
补登点还处理了些“特殊案例”。有个被遗弃的女童，在学堂门口乞讨，周夫子把她带来补登，在“户主”栏填了“学堂”，“与户主关系”写“养女”，给她取名“周学堂”。小学堂捧着写有自己名字的表单，第一次露出了笑脸。
为了让漏登的人知道补登通道，登记员们想出各种法子：在集市上敲锣宣传，让货郎走村串户时捎话，甚至在寺庙、教堂的布告栏贴通知。有个耳聋的老裁缝，是邻居看到补登通知后，比划着告诉他“要去官府写名字”，才拄着拐杖来补登的。
三个月补登期结束，补登人数达两千三百余人，占总登记数的两成多。每个补登的名字后面，都附着“补登原因”和“证明人”，确保信息真实。当最后一本补登册装订完毕，整个自治领的户籍档案才算真正完整——十万两千三百五十六人，一个都不少。
四、册页里的民心：从“过客”到“领民”的转身
户籍登记完成那天，各乡都举行了“发户帖”仪式。领民们排着队，从登记员手里接过属于自家的那张户籍表单（副本），像捧着沉甸甸的宝贝。
王大爷把户帖用浆糊贴在堂屋正中，和家谱并排挂着，逢人就炫耀：“你看，官府册子上有咱老王家的名字，连孙娃子的小名都写上了！”张猎户把户帖折成小块，贴身藏着，打猎时遇着巡山的护卫队，掏出户帖晃一晃：“我是黑松岭的张五，册子上有我！”
最开心的是那些新移民。赵汉子带着家人搬进了安置坊的砖房，门楣上挂着户帖，他摸着“领民”两个字，对婆娘说：“咱以后也是有根的人了，孩子能在这儿上学，咱能在这儿养老。”
天宇站在档案库房里，看着排满书架的户籍册，伸手拂过册脊上的标签。这些用麻线串起的纸页，不只是冰冷的记录，更是滚烫的认同——当领民们把户帖贴在墙上、藏在怀里时，他们认的不只是一张纸，更是“华夏自治领”这个共同的身份。
夕阳透过窗棂，照在“民为邦本”四个字上，金光流转。户籍登记完成了，但它的使命才刚刚开始——这些册页会记得谁家添了新丁，谁家盖了新房，谁家的田产多了几分；会陪着自治领经历丰年和灾年，见证孩童长大、老人老去；会像一棵大树的年轮，一圈圈记录着这片土地的生长。
而那些被郑重写下的名字，终将成为华夏自治领最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