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郊外，老农田中善次蹲在自家的田埂上，愁眉不展地看着地里稀稀拉拉的稻苗。战乱耽误了农时，虽然明廷宣布减免赋税，但基层的执行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头。几个明国来的农官，带着通译，正在村里推广一种叫做“番薯”的藤苗，说是产量高，耐旱涝。
“又是上位者想出来的新奇玩意儿？”田中嘟囔着，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抱怨，“以前的藩主不也搞过什么新农具，最后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泥腿子。”他决定按兵不动，先看看隔壁的山本老头会不会上当。
博多町的手工业者小林清十郎，则对明人商人竭力推销的新式织机将信将疑。那商人唾沫横飞：“林桑，你看这梭子，这踏板！效率比你们的老织机快三倍！织出的布又密又匀，肯定好卖！”
小林清十郎抚摸着家里那台传了三代的旧织机，犹豫道：“好是好……可这价钱，也太贵了。而且，这手法看着就复杂，万一学不会，岂不是白白浪费了钱财？”他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多谢好意，我还是先用这老家伙吧，稳妥。”
即便是对那些刚刚建立起来的“大明学堂”和由大明僧侣主持的佛寺，普通百姓也心存疑虑。送孩子去上学？学那些拗口的汉话和像鬼画符一样的汉字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还不如早点下地干活或学门手艺实在。
去明人建的寺庙拜佛？那里的菩萨塑像、和尚的袈裟和念经的腔调，都和本地寺庙的有些不一样，这还能不能灵验？别拜错了菩萨，惹来灾祸。
当第一批抱着试试看心态、在边角地试种了“番薯”和“土豆”的农户（比如隔壁的山本老头），在夏末收获了堆积如小山、远超往常稻米产量的块茎，并且发现这些丑丑的疙瘩真的能当主食填饱肚子，甚至能在贫瘠的山坡地上种植时，怀疑的目光开始变成了惊奇和渴望。
明廷农官趁机在各地广泛发放种苗，并提供简单明了的种植指导小册子（配有图画）。田中善次看着山本家屋里屋外堆满的番薯，听着山本老头炫耀“今年冬天再也不怕饿肚子了”，终于狠狠心，决定明年一定要把自家那几块薄田都种上这“金疙瘩”。
明廷为了尽快稳定秩序、恢复生产、并给新占领区创造经济价值，由官方出面，以优惠价格甚至允许分期付款的方式，向小林清十郎这样的手工业者提供新式织机、改良水车等工具，并承诺由官营作坊或指定商人收购部分达标产品。
一些胆大、急于改变现状的工匠，在小林清十郎还在观望时，就已经咬牙购置了新织机。结果，效率果然大幅提升，织出的布匹更加精美、均匀，很快就在市集上打开了销路，甚至被前来贸易的明国、乐浪商人高价订购。
这些率先“吃螃蟹”的人家，生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翻修了房屋，饭桌上也多了荤腥。活生生的榜样，比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更有力。
小林清十郎眼看着竞争对手们纷纷鸟枪换炮，生意越来越好，终于坐不住了，也开始四处打听购买新织机的渠道和货款细节。
最重要的，或许是教育带来的希望。大明学堂不仅免学费，还每天提供一顿有菜有饭的午膳——这在物资相对匮乏的战后时期，对许多贫困家庭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起初，只有那些实在揭不开锅的人家，才会不情愿地把孩子送进去，权当是找个地方管饭。
但渐渐地，人们发现，那些在学堂里待过几个月的孩童，不仅变得知书达理，懂得礼貌，还能帮家里看懂官府的告示、算清买卖的账目，甚至能磕磕巴巴地跟明人商人、小吏进行简单的交流，偶尔还能帮着家里做成点小生意。
更诱人的是，明廷官员明确宣布，在学堂学业优异、并通过考核者，将来有机会被选送到大明本土的更高学府深造，或者进入本地新设立的官府机构担任低级吏员、通译等职。
这对于世代务农或为匠、几乎没有任何上升通道的平民子弟而言，不啻于一道划破黑暗夜空的闪电，照亮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康庄大道。
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入学堂。而那些由大明僧侣主持的佛寺，则通过施医赠药、调解邻里纠纷、宣讲融合后的佛法（强调忠君爱国、顺从王化），也逐渐赢得了底层民众的信任和依赖。
慢慢的西海省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悄然但深刻的变化。
长崎、博多等主要城镇，市集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甚至更加繁荣。来自大明、乐浪、南洋的商船带来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本地的番薯、土豆、海产品、以及用新式织机生产的布匹，也成了交易的热门货。
街道上，时常可以看到穿着统一深蓝色大明学堂制服的孩童，背着书包，结伴而行，用稚嫩但清晰的汉话向巡逻的明军士兵问好：“军爷好！”
士兵们有时也会笑着回应。田间地头，番薯和土豆的藤蔓郁郁葱葱，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一座座新建的“大明寺”和“绍圣书院”香火渐旺，钟声梵音与学堂传来的琅琅读书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奇特的、充满新生希望的画卷。
老农田中善次家今年终于有了余粮，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甚至开始盘算着是不是该给家里添置一头牛。
手工业者小林清十郎，在经历了最初的犹豫后，终于用新织机赚到的第一笔钱，给女儿扯了一块花布做新衣。他们的孩子，都进了大明学堂，虽然学习那些方块字很辛苦，但孩子们眼中闪烁的不再是迷茫和恐惧，而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未来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