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的欧美社会，对中华帝国的认知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上。
在广州十三行的丝绸店里，欧美商人们一边赞叹着精美的中国瓷器，一边抱怨着天朝上国的傲慢无礼；在伦敦和巴黎的沙龙里，学者们引经据典讨论着孔子的智慧，而街头小报却在嘲讽中国人的野蛮习俗。
对于大多数欧美人而言，中国首先是一个有利可图但难以捉摸的贸易对象。马萨诸塞州的船长们在日记里写道：中国人精明得可怕。
波士顿商会的报告显示，1820时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200万美元，这让自由市场的信徒们愤愤不平。
更令他们恼火的是华国政府严格的贸易管制，外国人必须在指定地点交易，目前只开放广州，东海和天津，不得随意进入中国国内。
这些东方人把生意当成政治。一位英国商人抱怨道，他们给我们的茶叶称重时，眼神比海关官员还犀利。
在广州的外国商馆区，流传着一个笑话：想要和一个中国商人谈生意，得先学会用三种不同方式鞠躬。
这种文化隔阂被欧美商人解读为和，却很少有人反思自身的傲慢态度。
对于基督教传教士来说，中国则是一个亟待拯救的黑暗大陆。
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秘密传教时记录道：这里的人们崇拜祖先胜过上帝，他们的书籍里没有救赎的真理。
马礼逊等早期来华传教士发现，尽管中国人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却对基督教救世福音反应冷淡。
传教士们尤其不能理解中国的科举制度，这个让平民有机会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体系，在他们眼中却成了偶像崇拜的温床。
他们用八股文选拔官员，却拒绝接受上帝的启示。一位传教士在书信中写道。
在知识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呈现出有趣的分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崇拜者们仍在引用他对中国开明专制的赞美，认为中国是地球上治理最好的国家。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更是将中国视为道德典范，称赞其科举制度体现了真正的平等精神。
但这种中国热正在迅速消退。1820年，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暗示，中国庞大的人口恰恰证明了其落后性他们用道德约束而非技术进步来解决生存问题。
美国学者更关注中国的，认为这个古老帝国沉睡在过去的荣耀里。
在耶鲁大学的讲堂上，教授们向学生展示的中国地图上，往往标注着专制统治科技停滞的警示。
在普通欧美民众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奇幻国度。
一方面，中国商品——从瓷器到丝绸，代表着优雅与精致；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的民间故事却充斥着残忍的刑罚怪异的习俗。
纽约剧院热演的话剧《中国王子》，结尾台词东方人的智慧就像他们的茶叶，闻起来香，喝起来苦引发全场大笑。
更荒诞的是对中国人外貌的想象。伦敦剧院里，演员们用夸张的化妆表现中国佬，扁平的鼻子、细长的眼睛，再加上滑稽的辫子。
波士顿的儿童读物里，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倒着走路的国度，而费城的科学展览则将中国瓷器当作神秘东方的象征。
门罗总统在白宫写下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时，欧美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已经悄然定型：一个曾经令人惊叹但现已停滞的古老文明，一个商业上重要但文化上低等的东方国度。
这种认知既包含着对中华文明成就的有限承认，更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1823年，春。
爱丁堡的晨雾尚未散尽，大英博物馆人类学部的资深学者塞缪尔·惠特沃斯爵士已伏案良久。他面前摊开的，是一篇即将发表于《皇家人类学评论》的重磅论文，题为《论美洲原住民之东方渊源——兼考殷商遗民渡海之可能》。
文章署名是他，但鲜有人知，其背后真正的执笔者，是一位来自东方的密使。
这位密使，是牛野安排的一位荷兰商人。
数月前，这位商人悄然抵达伦敦，随身携带的不是金银，而是一箱箱由中华国科学院整理的古籍拓片、玉器图录、语言对照表。
他并未直接现身，而是通过遍布欧洲的中华商会、传教士网络与学术代理，悄然布局。
他选中了惠特沃斯，一位对东方文明怀有深切敬意、且在学界享有极高声望的老派学者。
“爵士，”牛野的代理人低语，“若能证明美洲之民，实为东方血脉，这将是伟大的人类学发现。”
惠特沃斯起初疑虑，但当他在烛光下比对墨西哥拉文塔遗址出土的玉圭铭文与殷墟甲骨文时，手竟微微颤抖。那“尊王奠基”四字，笔势古拙，与商代晚期卜辞如出一辙。
更令人震惊的是，玛雅壁画中祭祀仪式的排列、鼓乐的形制，竟与《周礼》所载殷人祭天之仪高度吻合。
论文由此成形。
1823年2月，该文率先以英文发表于伦敦，旋即被译为法文刊于巴黎《人类学年鉴》，拉丁文版则由罗马教廷科学院收录。全球知识界为之震动。
文中详述，美洲原住民之黄肤、黑发、直瞳，非偶然巧合，实为同源之证。依据象形文字考古，玉器崇拜，样貌分析，公元前1045年，周克商，殷将攸侯喜率二十五万军民东渡。
彼时白令陆桥未全没于海，冰原连绵，商民携玉器、谷种、文字，踏雪而行，历时三载，终抵美洲西北。
文中列举数端共性：
其一，玉器崇拜。殷人“以玉事神”，印第安奥尔梅克、玛雅诸族亦然。拉文塔祭坛之巨大玉面具，其形制、纹饰，尤以“饕餮”式兽面，与商代青铜器母题如出一辙。
其二，文字之源。玛雅象形文字中，“日”作“Kiin”，音近古汉语“日”（*nit）；“王”作“Kuhul Ajaw”，其“Kuhul”意为“神圣”，与“皇”“帝”之尊称相类。
更有多处岩刻，发现与甲骨文“风”“雨”“山”“水”几乎一致的符号。
其三，天文历法。殷人用干支纪日，玛雅人亦有260日神圣历（tzolkin），其循环结构与十天干、十二地支之配伍暗合。
二者皆重“五运六气”之周期观，视天象为人事之征兆。
其四，社会组织。殷商之“族邑”制度，与印第安易洛魁联盟之“氏族-部落”结构相似，皆以母系残余与父系主导并存，强调血缘联盟与仪式共治。
其五，精神信仰。太阳神崇拜贯穿两地。殷人祭“东母”（日神），印加称“因蒂”，阿兹特克奉“托纳蒂乌”，皆为至高神只。祭祀中“燔柴升烟以通天”的仪式，亦如出一辙。
论文末尾，惠特沃斯以学者之严谨，却难掩感慨：“若此说成立，则美洲非‘新’大陆，实为‘故土重光’。彼岸之民，或为东方失散之兄弟。”
此文一出，舆论沸腾。巴黎沙龙热议“文明之根”；罗马教廷召开秘密会议，讨论“福音是否应重审其普世性”；美国国会则一片哗然，有议员怒斥其为“东方阴谋”。
这篇文章在欧洲发酵，被西班牙学者翻译为西班牙文，开始随着抵达的商船，首先在南美洲被传阅。
各国震惊，却难以反驳，毕竟，连欧洲最权威的学者都已承认，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与中国人“同根同源”。
南美洲印第安水手，带着激动的心情在迈阿密和新奥尔良的码头，热情的称呼妈祖军的士兵为“我的兄弟”。
牛野这么干，是为什么？
文明认同！
牛野站在新奥尔良办公室的窗前，凝视着初升的朝阳。
这场全球舆论风暴正在掀起风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深远的秩序重组。
南北美洲大陆上，由中华国支持建立的“大同盟”已初具规模，数十个印第安部落主动与远征军结盟，数个国家接受妈祖军的政治和军事支持，非因武力，而因认同。
他所图者，并非疆土之广，而是“道统”之立。
牛野深知，武力征服易，人心归附难。
自古以来，帝国崩解，少亡于外敌，而多溃于内耗。
语言不通、信仰相悖、文化隔阂，皆为统治之痼疾。
即便兵锋所指，无不披靡，然驻军一日，耗费十倍；
镇压一叛，需百倍兵力。
此为统治的“数量级成本”。
而文明认同，则是破解此局的密钥。
当一个民族相信你与他们同源共祖，信你所传之道为“故土之音”，视你带来的制度为“祖先之法”，
那么，治理便不再是征服，而是“归正”。
你无需在每座村庄派驻监军，因为长老会主动宣讲道统，自有长者为你辩论起源；
你无需严刑峻法，因为百姓自觉“失礼则入刑”；你甚至无需大量官吏，因为文明认同本身，就是最高效的治理体系。
这便是“统治成本数量级下降”的真义。
在北美，当奥尔梅克后裔读到惠特沃斯的论文，看到玉圭上的铭文与殷墟卜辞相合，他们眼中的中华远征军，不再是异族，而是“归来的兄弟”。
他们会主动接受汉字教育，非因强迫，而是为“重拾祖语”；
他们采纳《中华历》，因相信那是“先祖观天之法”；他们加入“大同盟”的共治体系，视之为“族盟旧制”的复兴。
统治的成本，由此从“以力压人”的几何级增长，转变为“以文化人”的指数级降低。一座学堂，胜过千军万马；一篇铭文，抵得万言诏书。
牛野所谋，正是以文明为根，编织一张无形之网。凡认同此文明者，皆入网中，自洽自治。他要的不是一个靠边军镇守的帝国，而是一个由共同记忆、共同符号、共同祖先叙事所凝聚的“文明共同体”。
因为唯有认同，能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心甘情愿地正统管理，让统治的成本，归于无形。
牛野在给李海潮的密信中曾写道：“兵可远征，然心若异路，则万里必溃；民虽异语，若视为手足，则山海皆通。”
他推动席卷全球的学术风暴，其深意不止于降低统治成本，更在于重塑远征军每一位将士的内心认知。
当中华国的士兵登上美洲西岸，面对肤色微异、言语不通的印第安人时，他们不再是“化外之民”，而是“失散千年的兄弟”。
军中发放的小册子上印着甲骨文与玛雅符号的对照图，营帐里传唱着改编的军歌：“昔我往矣，渡彼冰原；今我来思，寻我同根。”
这不再是征服者的军队，而是一支“寻亲的王师”。
当易洛魁村落遭殖民者焚掠，印第安战士骑马求援，中华军前锋营未等军令，便连夜奔袭百里，血战夺回被掳妇孺。
将领在战报中写道：“见其老者面容如我父，幼者啼声似我弟，心如刀割，岂能坐视？”
当印第安祭司捧出刻有“天命玄鸟”的玉牌，与军中文化教官所携《山海经》图录相印。
两人开始讨论，最后热情拥抱，印第安族民和中华国战士也相互拥抱，叫一声“兄弟”，这不再是征服，而为帮助和血脉的共鸣。
这种由文明认同点燃的内在情感，远比军令严苛更为强大。
它让士兵主动保护原住民村庄，主动学习土语，主动与部落长老共议合作。
他们不再视驻防美洲为苦役，而视为“守我家，卫我族”；不再将战斗视为征伐，而视为“为兄弟复仇”。
凝聚力由此爆发。印第安战士自愿加入联军，教汉军子弟在丛林中追踪，用毒箭伏击敌骑；汉军则以火器与大炮，为部落筑起屏障。
血流在一起，火燃在一处，誓言刻在同一块石碑上。
牛野深知，最坚固的联盟，不是靠盟约维系，而是靠“我们是同一族人”的信念铸就。当“兄弟”二字深入人心，文明便不再是外在的教化，而是内在的归属：“手足受辱，必拔刀；家园遇险，必死守”。
这，才是文明认同最锋利的刃，最炽热的火。
现在，欧美人把中华国作为竞争对手，甚至认为是野蛮文明，或者“黄祸”；而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则统一称中华国士兵为“我的兄弟”。
接下来，牛野要做的事情很多，他要追本溯源，为匈牙利人找到“根”，也要为奥斯曼帝国找到“根”，甚至中亚的各个国家找“根”，前两个国家的是东方的匈奴人和突厥人流浪到西方建立的国家，而中亚曾经有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也有辽国人建立“西辽”。
这些文明本身的起源都在东方大陆，归根到底起始于东方那片雄阔的土地。
就像一家人，家里兄弟可以打架，打的头破血流，但外族来了，要联合起来，建立文明同盟。
牛野要建立一种更大规模的文明圈认同，形成某种模糊的“东方文明体系”。
认祖归宗，对于所有民族都很重要，这将带来文明圈内部的相对稳定，能够形成某种外部文明进行抗争的潜在意识。
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从东亚向西走，一直到黑海沿岸，都是东方游戏失败者征服之地！
他也要让所有人知道，跨过浩淼无垠的太平洋，南北美洲文明和中华文明本是一母双胞的兄弟。
他要干一件极大的事业，那就是构建东方文明认同圈，要为后世的国人打下一个基本认知：“原来，我们文明的土地，已经抵达黑海沿岸；原来，南北美洲是我们文明的天赐之地。”
牛野非常清楚，中国人被困死的不是能力，而是儒家的千百年灌注的国家观念。
现在，他要推倒这个观念，要构建起一个无比宏大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东方文明扩展史。
他要重构中国人的认知体系。
这比武器更重要！
人只有想得到，才能做的到，中国人就是太温良，视野太狭隘，才会沉沦两千年。
是的，牛野经过认真分析，秦汉时期中华文明其实达到顶点！
那时候秦国已经构建武器流水线，汉代的冶炼工业领先世界八百年！
汉武帝作对了一件事，从他开始征伐匈奴，稳定了整个北方；可汉武帝做错了一件事，他独尊儒术，让儒家彻底锁死中华两千年。
若秦亡之后，汉初未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承袭战国遗风，纵容乃至鼓励“百家争鸣”，中国的历史轨迹或将截然不同。
秦始皇“书同文”之功，在于以小篆为基，统一文字形体，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之弊尽除。此为文明认同之根，无论后世如何变迁，天下始终“书同文”，故虽有分裂，终能归一。然文字之同，仅是容器；容器中所载之道，方为灵魂。
文字统一，就是文明统一的认同开始。
汉武帝独尊儒术，实为政治选择，儒学重纲常、明尊卑、倡忠孝，最利于中央集权与官僚统治。然此举亦使思想之河由百川汇流，转为独注一渠。
墨家的科学精神、名家的逻辑思辨、道家的自然探求、法家的制度理性、农家的实耕之学，皆在主流话语中渐次退隐。
若汉廷未行独尊，而是设“百家博士”于太学，令儒、道、墨、法、名、阴阳诸家并立讲席，科举取士不限一经，
那么，思想或更早孕育出系统的逻辑学与自然哲学。墨家“三表法”若得官学扶持，或可发展为实证科学之雏形；名家“合同异、离坚白”之辩，或催生早期形式逻辑；道家对“道法自然”的探求，或推动对物理、天文的系统观察。
政治亦或走向多元制衡。法家重制度，道家倡无为，墨家主兼爱尚贤，若长期论辩交融，或可形成“礼法合治、君臣共治、贤能治国”的复合政体，而非千年皇权一统。
社会风气或更重创新与批判。士人不必尽读五经，可研算学、医术、机械、律法；工匠可入朝堂，如墨者巨子执矩而议政；女子或亦可入学派讲辩，因诸子之门本无严苛礼防。
虽然有风险，思想纷杂或致政令难行，学派党争或乱朝纲，若无“书同文”之基，恐早分裂为数个文化圈。
所幸，秦之“书同文”已铸就不可逆的文明共同体。文字统一，使百家虽异，终在同一体系内争鸣。故即便不独尊儒术，中华文明仍可保持统一之形，而添多元之魂。
历史或仍将统一，但其精神，将不止于“忠孝节义”，更添“格物致知”“兼爱非攻”“道法自然”之光。中国或许不会更早进入工业时代，但其思想的天空，必将更加璀璨辽阔。
文明之强，不在单一，而在包容；不在静止，而在激荡。百家若未熄，中华之火，或燃得更久，照得更远。
牛野知道汉武帝想选一条容易的路走，可这条路锁死中华两千年。
今日，他要从根子上选一条难路来行！
兴百家，纳千言，甚至开炎黄两族合并之胸襟，再次合并千族，将中华民族扩大成占据人类人口总数过半的文明。
他知道，说话的人多了，会带来思想不统一，会带来更多纷争。
可今日他若不做，再让儒家思想禁锢下去，则今日的战果，今日的军功，不过是水中月和镜中花。
广福源号上的这群人在干什么？
他们在用教育和工业武装中华民族。
牛野作为未来人，他非常清楚两点：
第一，中华文明基因里，有一个极度崇拜知识和拼命干活的文化。给这个民族一点希望，松开儒教枷锁，他们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创造出你无法理解的盛世。
第二，一旦这个文明开始工业化，那它的产能将极其恐怖，没有巨大的市场，没有外部天量的人口和地区可以控制，这个文明会转入内卷。
所以，开疆拓土；
所以，重构文明圈认同；
所以，吞下这世界一半的土地和人口认同，只要追根溯源和中华要她娘一点关系，他都要拉进这个文明圈。
是的，他要构建一个庞大的东方阵营，用他的余生，用东方之生产伟力，重塑整个世界！
他倒要看看，他后代的中国人，哪个被重新定义的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胸怀，能够承接住这样的一个世界。
以牛野看来，中华文明最辉煌的其实是秦。
始皇帝从未禁止百家，他若是能多活十年，秦国能把中华文明，带上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人可能是穿越者，不然他怎能短短一生，做那么多事？统一文字为中华大一统铸造根基，统一度量衡为中华大市场打下交易基础；向全国派遣官员，构建中央集权；北伐匈奴，轻轻松松打的匈奴人哭爹喊娘。
汉还算有点本事，至少“汉”成为民族的称谓，可以看出来这代表百族的认同。
隋，是有雄心的帝国，可惜与秦同命。
唐，其实毫无建树！除了诗歌和西征突厥，屁也没有留下。
雨儿还在睡觉，晨风撩动书页，牛野眺望长空，他问汉武帝，：“天地如此广阔，你为何独尊儒术，你作为一代雄主，怎可求稳，却让整个文明失了进取之志？”
牛野再次提笔，在白纸上写下一段话：“一个民族，需要有三种人，极左，极右和中庸，缺一不可！要容的下不同意见，一味追求中庸之民族，缺少激流勇进之气，亦无壮士断腕之胆。唐，宋，明都可以躺着吃秦汉余荫。但西方以起，四海洞开，在此残酷竞争之时代，无祖先科技庇佑的未来，中华唯有放手一搏，一如春秋与战国，百家争鸣，何事不可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