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秋雨,淅淅沥沥,敲打着海棠溪畔一家小茶馆的窗棂。室内茶香氤氲,却驱不散两人之间那无形却厚重的隔阂。林闻溪与梁启远,这对昔日在杏林学堂同窗共读、也曾在中西医论战中并肩而战的旧友,相对而坐,沉默良久。
梁启远是林闻溪特意请来的。自得知梁启远随其导师——一位卫生部内颇有地位的西医权威——调至重庆,并进入卫生技术管理部门后,林闻溪便一直想见他一面。他希望能争取这位老同学的理解,哪怕不是支持。
梁启远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与林闻溪略显风尘仆仆的布袍形成鲜明对比。他举止依旧斯文,但眉宇间添了几分官场的矜持与疏离。
“启远兄,别来无恙。”林闻溪为他斟上一杯热茶。
“闻溪兄,如今你是声名鹊起,国际扬名,可喜可贺。”梁启远客气地回应,语气平淡,听不出太多真情实感。
寒暄过后,林闻溪切入正题,坦诚地谈及自己正在推行的《纲要》,谈及陕西试点的成效,谈及面临的重重阻力,尤其是来自部内某些势力的刻意刁难。他言语恳切,希望能唤起老同学昔日的情谊与共同的理想。
梁启远静静地听着,手指摩挲着温热的茶杯,并未打断。待林闻溪说完,他沉吟片刻,才缓缓开口:
“闻溪兄,你的抱负与坚持,我一向是佩服的。”他先给予了肯定,随即话锋一转,如同手术刀般精准而冷静,“然而,你所言种种,理想甚高,但施行起来,难关重重,非仅人力所能及。”
“你所倚重之中医药,其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疗效评价缺乏客观标准,药材质量波动巨大,此乃其先天局限。强行将其纳入国家战时医疗主体体系,恐非但不能弥补西医药之不足,反会因管理混乱、标准缺失,徒增医疗风险,降低整体效率。”
他的话语条分缕析,完全是从一个技术官僚的角度出发,冷静得近乎冷酷。
“至于部内阻力,”梁启远轻轻叹了口气,仿佛在惋惜林闻溪的“不懂事”,“闻溪兄,任何机构皆有其运行规则与既得利益格局。你所推新政,触动甚广,遭遇反弹实属正常。何次长等人所虑,也并非全无道理。战时资源有限,自当优先保障经过验证、效率最高的方案。若一味强调‘结合’,恐本末倒置。”
他抬眼看向林闻溪,眼神复杂,有关切,但更多的是一种划清界限的疏远:“闻溪,听我一句劝。你有大才,于国际亦有名望,何必执着于这荆棘遍布、难见其功之路?不如专注于学术研究,或在西医药框架内做些改良补充,同样能为抗战出力,又何至于如今日这般……四处碰壁,甚至招致无妄之灾?”他显然也听说了纵火未遂之事。
林闻溪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他明白了。眼前的梁启远,早已不是那个在学堂里与他激辩医学未来的青年了。多年的留洋深造、官场浸淫,已让他彻底皈依了“西医正统”的信仰,并熟练掌握了体制内的生存法则。在他眼中,林闻溪的努力,不再是值得尊敬的探索,而是不切实际、破坏规则的莽撞行为。
“启远兄,”林闻溪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你所言规则、效率、风险,我岂能不知?然,眼见西药匮乏,前线后方多少军民因缺医少药而哀嚎殒命,我辈医者,岂能因惧风险、怕麻烦,便对本土可行之法视而不见,固守所谓‘正统’而见死不救?”
“我所求者,非取代西医,乃补其不足,救其不能!规则若不能救人,便当改之;效率若不能普惠,便非真效率!陕西的数据,前线的反馈,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其价值吗?”
梁启远摇了摇头,露出一丝近乎怜悯的笑容:“闻溪,你还是如此……理想主义。数据可以解读,反馈可以操纵。政治之事,并非黑白分明。你如今所做,是在挑战整个现有的秩序和认知,其难度,远超你想象。我……身在局中,亦有我的难处和立场。”
话已至此,再无回转余地。梁启远选择了他的道路——一条更“安全”、更“理性”、也更符合现有权力结构期望的道路。他或许仍视林闻溪为友,但在理念与立场上,他们已分道扬镳。
雨声渐密。两人默默饮尽杯中已凉的茶。
起身告别时,梁启远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低声道:“闻溪,好自为之。部里水深,有些人……手段不止于此。”
林闻溪点了点头:“多谢提醒。道不同,各自珍重。”
望着梁启远撑伞消失在雨幕中的背影,林闻溪心中涌起一股深切的怅惘。旧日情谊,终难抵时代洪流与个人选择的分割。他失去了一个可能的朋友,但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场变革之路,注定孤独,注定要与无数固有的观念和利益为敌。
他深吸一口潮湿清冷的空气,转身,向着与梁启远相反的方向,大步走去。道路虽歧,其志愈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