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观诗
绍兴二十五年的春天，风里还带着料峭的寒，建康城里的秦淮河却已经漾起了绿波。画舫上的丝竹声顺着水纹飘上岸，混着酒肆里的喧嚣，把这座古都烘得暖意融融。没人留意到，城南通往茅山的官道上，一队车马正碾着新绿的草芽前行，车帘绣着暗金色的纹样，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那是当朝丞相秦桧的儿子，秦熺的仪仗。
秦熺这次来建康，名义上是“焚黄”——即把朝廷封赠先人的诰命文书烧掉，告慰亡灵。可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个由头。秦桧权倾朝野，秦熺仗着父亲的势，在朝中横行无忌，这次南下，一半是炫耀，一半是散心。车队刚进建康城，知府宋某就带着大小官员候在城门口，弯腰屈膝的样子，活像地里的麦秆，被风一吹就快折了。
“秦公子一路辛苦！”宋知府满脸堆笑，手里捧着个锦盒，“下官备了些建康的新茶，不成敬意。”
秦熺掀开车帘，瞥了他一眼，嘴角撇出个淡淡的笑，没接茶，只懒懒地说：“听说茅山的华阳观香火盛，本公子想去看看。”
宋知府忙点头哈腰：“理应！理应！下官这就备轿，陪公子同去。”
茅山离建康城不过百里，快马加鞭，午后便到了。华阳观坐落在三峰之下，青瓦红墙隐在苍翠的松柏里，观门上方的“华阳观”三个大字，是前朝书法家题的，笔力遒劲，透着股仙气。观里的道士们早就接到了消息，列队在门口迎候，为首的老道捧着拂尘，袍子浆洗得发白，却依旧一丝不苟。
“秦公子大驾光临，贫道有失远迎。”老道稽首行礼，声音有些发颤。谁不知道秦家的厉害？前两年有个御史弹劾秦熺贪墨，转天就被罢了官，流放岭南，至今生死不明。
秦熺没理他，径直往里走。观里的亭台楼阁，他看都懒得看，唯独走到三清殿后的碑林前，停住了脚步。那些石碑上刻着历代文人的题诗，字里行间都是对茅山风光的赞叹。秦熺忽然来了兴致，对身后的随从说：“取笔墨来。”
宋知府眼疾手快，立刻让人铺好宣纸，研好墨。秦熺提起笔，略一沉吟，便写了起来。他的字不算差，只是带着股骄纵之气，笔画张扬，像他这个人。
写的是首七绝：“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峰秀气回。会散宝珠何处去？碧岩南洞白云堆。”
诗里说茅山是“家山福地”，把这道家圣地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又暗指自己是“宝珠”，如今虽来此一游，终究要回到权力的中心去。宋知府在一旁看得连连叫好：“公子好才情！这‘宝珠’二字，真是神来之笔！”
秦熺放下笔，得意地笑了。宋知府忙凑趣：“如此佳作，当刻在木板上，挂在观里的梁间，让后人瞻仰。”说着，立刻让人找来当地最好的木匠，带着刻刀和木板，就在观里忙活起来。
不到两个时辰，诗板就刻好了。松木板刷了清漆，黑字衬着木色，倒也醒目。宋知府指挥着道士们，把诗板挂在三清殿的横梁上，位置显眼，抬头就能看见。秦熺站在殿下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这才带着人下山，回建康城的官驿歇息。
当天傍晚，秦熺心里还惦记着自己的诗，又带着几个随从，折回了华阳观。夕阳的金辉透过殿门的格子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梁间的诗板在暮色里泛着微光。他正看得得意，忽然发现诗板的右侧，隐约有几行白字，像是新写上去的。
“那是什么？”秦熺皱起眉。
随从们也看见了，忙找来梯子。一个小厮爬上去，借着最后一点天光仔细一看，失声念了出来：“富贵而骄是罪魁，朱颜绿鬓几时回？荣华富贵三春梦，颜色馨香一土堆。”
这诗，竟是和他那首的！
秦熺的脸“唰”地就白了。第一句就骂他“富贵而骄是罪魁”，直指他仗势欺人；第二句问他“朱颜绿鬓几时回”，暗讽他风光难久；后两句更狠，说他的荣华富贵不过是“三春梦”，到头来终将化为“一土堆”——这哪里是和诗，分明是指着鼻子骂他！
“谁干的？！”秦熺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诗板怒吼，“给我查！查出来，扒了他的皮！”
随从们慌忙四散去找人，宋知府和观里的老道也被连夜从床上拽了过来。两人一看那和诗，吓得魂都没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公子饶命！下官（贫道）真的不知道啊！”
宋知府哭丧着脸：“傍晚挂诗板时，下官亲自盯着的，绝无旁人靠近！这字……这字像是用白垩写的，干得很快，怕是刚写上不久。”
老道也哆哆嗦嗦地说：“观里的道士都在偏殿打坐，没人敢来三清殿……会不会是……是夜游的山鬼？”
这话纯属胡说，可此刻谁也想不出别的解释。秦熺权倾天下，别说当面骂他，就是背后议论的人都少。谁敢在他题的诗旁边，写下这样一首骂诗？难道是活腻了？
秦熺哪里肯信，让人把观里的道士、山下的村民，甚至附近的樵夫都抓来盘问。鞭子抽断了好几根，人打得鼻青脸肿，却没一个人承认。那写和诗的白垩，查来查去，竟是观里三清殿供桌上用来描神像的颜料，平日里由老道亲自保管，钥匙从不离身。
“钥匙呢？”秦熺盯着老道。
老道慌忙掏出钥匙，打开存放颜料的柜子，里面的白垩果然少了一块。“贫道……贫道真的没动过啊！”老道快哭了，“昨夜锁柜子时，贫道还检查过的！”
宋知府也急得满头大汗，他知道，这事查不出结果，自己肯定要倒霉。秦家父子的手段，他比谁都清楚。前几年有个县令办事不力，被秦熺一句话就发配到了琼州，这辈子都别想回来。
接下来的几天，建康城被搅得天翻地覆。秦熺下令封锁城门，挨家挨户地搜查会写字的人，尤其是能写出那笔遒劲字体的。可查来查去，还是一无所获。那和诗的字迹苍劲有力，带着股凛然正气，不像是寻常百姓能写出来的，倒像是饱读诗书、看透世事的高人所作。
宋知府和老道惶惶不可终日，整天烧香拜佛，只求能躲过这一劫。观里的道士们更是吓得不敢出门，生怕被当成替罪羊。秦熺的怒气像堆干柴，一点就着，却找不到发泄的地方，只能把气撒在随从身上，骂他们没用。
就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候，谁也没料到，事情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
这年冬天，刚过冬至，临安传来消息——当朝丞相秦桧，病死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到了建康。宋知府听到消息时，正在书房里唉声叹气，手里还捏着那首和诗的拓片。他愣了半晌，突然瘫坐在椅子上，哈哈大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秦熺听到父亲的死讯，连夜赶回临安。失去了父亲这座靠山，他往日的骄横荡然无存，后来被人弹劾，削去了官职，贬回老家，再也没能翻身。
华阳观里的那两块诗板，秦熺倒台后，宋知府让人把秦熺的诗板拆了下来，劈了当柴烧，只留下了那首和诗的诗板。道士们把它移到了碑林的角落里，用玻璃罩着，供人瞻仰。
有人说，那和诗是茅山的山神写的，看不惯秦家的跋扈；也有人说，是某个隐居在山里的前朝遗老，借诗抒怀；还有人说，那根本不是人写的，是天意，是秦桧父子倒台的预兆。
多年后，有个读书人来到华阳观，站在那首和诗前，看了很久，叹了口气：“富贵如浮云，骄纵必招祸。这诗里的道理，何止是说给秦家听的？”
阳光透过松柏的枝叶，照在诗板上，那“一土堆”三个字，在光影里显得格外清晰。观里的钟声“咚”地响了一声，像是在应和，又像是在警示——这世间的荣华，终究敌不过时间，到头来，不过是一抔黄土罢了。
张常先
绍兴二十五年的春天，信州城里的桃花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像铺了层碎雪。可州府衙门里的气氛，却半点没有春日的和煦——指使吴成忠正捂着胳膊，疼得龇牙咧嘴，胳膊上的杖痕红得发紫，渗着血珠。而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年轻官员，正背着手来回踱步，满脸戾气。
这官员便是张常先，当朝枢密使嵇仲的三儿子。仗着父亲的权势，再加上秦丞相看在嵇仲的面子上格外提拔，他年纪轻轻就捞了个江西转运判官的肥缺，马上要赴任了。按规矩，赴任前得去祖坟上拜别，他便向信州郡守林景度借了些吏卒随行。可就因为坟前没摆上他指定的银香炉，他当场就发了火，指着负责置办祭品的吴成忠破口大骂，还让人把吴成忠按在地上，噼里啪啦打了几十杖。
林景度站在一旁，脸都白了，却半个字也不敢说。谁不知道张常先是出了名的凶暴任性？他爹嵇仲在朝中是红人，秦丞相又格外照看，别说信州这样的小地方，就是州府大员见了他，也得让三分。吴成忠不过是个小小的州指使，哪里敢跟他较劲？只能趴在地上，硬生生挨了这顿打。
“一群废物！”张常先骂够了，甩甩袖子，转身就走，连看都没看地上的吴成忠，“备车，去江西！”
吴成忠被人扶起来时，后背已经湿透了，冷汗混着血，疼得几乎站不住。他望着张常先远去的背影，咬着牙，眼里像淬了毒——这口气，他咽不下。
张常先到了江西，更是把“凶愎不逊”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转运判官管着一省的钱粮赋税，他却整天不是带着人去酒楼寻欢，就是强征百姓的财物。有个县丞实在看不下去，劝他收敛些，他当场就把县丞的官帽扔在地上，踩得稀烂，还骂道：“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教训我？”县丞气得辞官回了家，他倒好，转头就把那县丞的家产抄了一半，说是“充公”，实则都进了自己腰包。
当地的官员们个个提心吊胆，见了他就像见了阎王，生怕哪句话说错，落得跟吴成忠一样的下场。可越是这样，张常先越是得意，觉得全天下都得捧着他。他哪里知道，灾祸正在后头等着呢。
不过三个月，弹劾他的奏折就像雪片似的飞到了临安。御史们把他强抢民女、克扣粮饷的事一桩桩列出来，字字句句都戳在痛处。宋高宗看了奏折，本就对这种仗势欺人的官宦子弟没好感，当即下旨，罢了他的官，让他滚回信州待着。
张常先接到圣旨时，正在酒楼里搂着歌姬喝酒，酒壶“哐当”一声摔在地上，碎成了片。“一群小人！敢阴我！”他一脚踹翻了酒桌，满桌的杯盘碎了一地，吓得歌姬们瑟瑟发抖。可圣旨已下，他再横，也不敢抗旨，只能灰溜溜地收拾行李，回了信州。
他以为这就完了？没曾想，更大的祸事还在等着。没过多久，有人告发他，说他曾在张魏公（张浚）的生日宴上，写过嘲讽的诗，暗讽张魏公图谋不轨。这在当时可是掉脑袋的罪名——张魏公是朝廷重臣，虽说跟秦丞相不对付，可也轮不到他一个毛头小子来编排。
秦丞相这次没再护着他。或许是觉得这小子实在不成器，或许是想借这事敲打一下嵇仲，总之，一道圣旨下来，张常先被削去了所有功名，贬为庶民，还得“编管循州”。编管，说白了就是流放看管，比坐牢好不了多少。
信州府接到刑部的文书，要派一个使臣、十个兵卒护送张常先去循州。巧的是，负责这事的，正是之前被他打了一顿的吴成忠。
吴成忠接到差使时，正在家里养伤。听到要护送的是张常先，他先是一愣，随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找了身最旧的官服穿上，连行李都没怎么收拾，揣了把匕首就上了路。
张常先那会儿刚从豫章（南昌）往信州赶，还没到家，就在三十里外的官道上被吴成忠堵住了。
“张公子，别来无恙啊？”吴成忠勒住马，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张常先的马车。
张常先掀开车帘，看到是吴成忠，脸色一沉：“是你？滚开！”
“不敢滚。”吴成忠跳下马，走到马车旁，突然伸手，一把揪住张常先的衣领，硬生生把他拽了下来，“朝廷有令，编管循州的罪臣，哪有资格坐马车？”
张常先摔在地上，懵了：“吴成忠！你敢动我？我爹不会放过你的！”
“你爹？”吴成忠踹了他一脚，“现在是皇上下的令，你爹也护不了你！”说着，他伸手扯掉了张常先头上的头巾，“罪臣就得有罪臣的样子，给我走着去！”
张常先哪受过这委屈？当场就要扑上来打吴成忠，却被旁边的兵卒按住了。他平日里养尊处优，哪里是这些兵卒的对手？只能被死死摁着，眼睁睁看着吴成忠把他的马车和财物都收了，只留下一个小包袱。
“走！”吴成忠喝了一声，让兵卒松开手。
张常先梗着脖子不动，吴成忠使了个眼色，两个兵卒上前，架着张常先的胳膊就往前走。张常先穿着锦缎袍子，走在坑坑洼洼的官道上，没几步就磨破了脚，疼得龇牙咧嘴。吴成忠却跟在后面，时不时用鞭子抽他的后背：“快点！磨蹭什么？”
走了还不到半舍（约十五里），张常先就瘫在地上，哭爹喊娘，说什么也走不动了。他这辈子，别说走路，就是骑马都嫌颠，哪受过这罪？
恰好这时，张常先以前认识的一个商人皇甫世通路过。皇甫世通一看这架势，吓了一跳，赶紧下马凑过来，给吴成忠作揖：“吴大哥，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张公子这一回吧。他细皮嫩肉的，哪禁得住这么折腾？”
吴成忠瞥了他一眼：“面子？我这胳膊上的伤，谁给我面子了？”
皇甫世通一看吴成忠胳膊上的疤痕（那是之前被张常先杖打留下的），心里就明白了。他赶紧拉着吴成忠到一边，偷偷塞了个沉甸甸的银子包：“吴大哥，这是二百两，您收下。张公子虽然混账，可毕竟是嵇仲枢密的儿子，真把他逼死了，您也不好交代不是？”
吴成忠掂了掂银子，心里盘算了一下。二百两，够他在信州买个小院，娶房媳妇了。他斜眼看了看瘫在地上的张常先，哼了一声：“看在皇甫兄的面子上，就饶他一回。”
他让人找了顶轿子，又把张常先的两个小妾还给他——这两个小妾是张常先从江西带回来的，生得颇有姿色，吴成忠本想自己留下，转念一想，带着也麻烦，不如让她们跟着张常先，还能折磨折磨他。
就这样，张常先总算能坐轿了，可日子并没好过多少。每到宿店，吴成忠就让兵卒把张常先和两个小妾锁在一间房里，自己则睡在外面的椅子上。夜里，他时不时故意咳嗽、踹门，让张常先睡不安稳。更过分的是，他还常常支开张常先，单独把两个小妾叫到自己房里，动手动脚——张常先就算听见动静，也只能咬着牙忍了，谁让他现在是阶下囚呢？
两个多月的路程，张常先被折磨得脱了形。以前油光水滑的头发变得枯黄，脸上长满了冻疮，脚上的水泡破了又烂，烂了又破，连说话都没了往日的嚣张，只剩下怯懦和哀求。
好不容易到了循州，迎接他们的不是安稳日子，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
循州本就偏远，医疗落后，瘟疫一来，简直是灭顶之灾。城里的百姓死了十之四五，街上到处是哭声，尸体堆在路边，没人敢收。郡守张宁心地还算不错，知道张常先是罪臣，却也不能见死不救，就在城外的台隐堂收拾出一间屋子，让他住了进去。
可张常先早就被折腾得没了半条命，哪里禁得住瘟疫？住进去没几天，就发起了高烧，胡话连篇，一会儿喊爹，一会儿骂吴成忠。张宁让人送了些药来，却根本不管用。
又过了几天，台隐堂里没了动静。张宁让人进去一看，张常先早就没气了，身体都凉透了。那双曾经总是带着戾气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天花板，像是到死都不甘心。
说来也怪，张常先死后没几天，吴成忠也染上了瘟疫。他仗着自己身体壮，硬撑了两天，最后也死在了循州的客栈里。临死前，他总是喊着“饶命”，不知道是在向张常先求饶，还是在向那些被他欺负过的人求饶。
消息传回信州，林景度叹了口气，没说什么。吴成忠的家人哭天抢地，却也没人敢为他出头。嵇仲枢密听说儿子死了，在家里哭了一场，却因为张常先犯的是朝廷大罪，连为他伸冤都不敢，只能偷偷让人去循州，把他的尸骨运回了老家。
有人说，张常先是恶有恶报，谁让他平日里横行霸道？也有人说，吴成忠报复得太狠，才落得同样的下场。只有皇甫世通每次路过信州，都会去当初给吴成忠塞银子的地方站一站，摇摇头：“这世上的事，太过了，总归是要还的。”
那年冬天，循州的雪下得很大，把台隐堂的屋顶盖得严严实实，像是给那段恩怨，盖了层厚厚的白被子。只是雪化了之后，该留下的痕迹，一点也没少。
乾道五年的余杭，像是被泡在黄梅天的潮气里，连石头缝里都能长出霉斑。余主簿家的灯笼在巷口晃了三夜，第三夜卯时，稳婆抱着个红布包出来，脸色白得像浸了水的纸。
“生了？”守在门口的余主簿搓着手迎上去，官帽歪在一边。稳婆却猛地把红布包往他怀里一塞，转身就跑，裙角扫过门槛时带起一阵风，嘴里含糊地喊着“造孽啊”。
余主簿低头一看，腿肚子当场就软了。红布里裹着的小东西闭着眼，脸上却布满青黑色的纹路，像被泼了墨，浑身长满细软的黑毛，额头两侧还鼓着两个肉包，看着就像没长开的角。他妻子赵氏在屋里哼哧哼哧地喘气，听见丈夫的惊叫声，挣扎着想起来，却被丫鬟死死按住。
“杀了……快杀了！”余主簿的声音抖得像筛糠，抓过墙角的柴刀就往那小东西身上劈。赵氏尖叫着扑过来，被他一脚踹开：“这不是人！是夜叉！留着要祸害人的！”
柴刀落下时，那小东西突然睁开眼，眼珠是浑浊的黄，直勾勾地盯着余主簿。刀锋没入皮肉的闷响混着赵氏的哭嚎，在清晨的巷子里炸开。余主簿瘫坐在地上，看着柴刀上的血珠滴进青砖缝，突然抓起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扔进了后院的枯井，搬起石头就往下砸，直到井里没了声息。
这事像块石头投进余杭的水潭，涟漪没散多久就被新的流言盖了过去。余主簿闭门谢客三个月，再出来时，鬓角白了大半，见了谁都绕着走。赵氏大病一场，再也没能怀上孩子。
谁也没想到，一年后，文家的院子里也传出了同样的惨叫。
文家是做绸缎生意的，家底殷实，文夫人怀了十个月，临盆那天请了三个稳婆。孩子落地时没哭，反而发出“嗬嗬”的怪响，稳婆掀开襁褓，当场吓晕过去——那孩子的脸是两张对着长的，左边青面獠牙，右边却像个正常的婴儿，眼睛一睁，两张脸的眼珠同时转，看向不同的方向。
文老爷是个见过世面的，当即捂住稳婆的嘴，从匣子里摸出三十贯钱塞进她手里：“这事敢说出去一个字，我让你全家在余杭待不下去。”稳婆抖着接过钱，点头如捣蒜，出门时腿还在打颤。
可哪有不透风的墙？文家买了两口小棺材的事，被隔壁的豆腐张看在眼里。夜里他起夜，看见文老爷和管家在后院挖坑，月光照在那东西身上，两面脸都在动，像是在互相瞪视。豆腐张吓得连尿壶都摔了，第二天就把这事捅给了茶馆说书的，添油加醋说成“双头夜叉现世，文家要遭天谴”。
流言像野草疯长。有人说余主簿和文老爷去年都在天目山拜过同一个庙，那庙供的不是正经神仙；有人说城西的老圃家前阵子挖菜窖，挖出过一块刻着怪纹的骨头，说不定是动了什么邪祟。
老圃家住在文家隔壁，听着街坊的议论，心里七上八下的。他媳妇正怀着孕，肚子比一般人沉，夜里总说梦见浑身是毛的东西往怀里钻。老圃骂她“胡思乱想”，却偷偷去土地庙烧了三炷香，求菩萨保佑。
可该来的还是来了。
又过了半年，老圃家的孩子落地在一个暴雨夜。风把窗户纸吹得哗哗响，稳婆接生时，蜡烛突然灭了，再点亮时，看见那孩子趴在襁褓里，青黑色的脸，背上长满了硬毛，跟余主簿家那个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同的是，这孩子的手爪像鸟爪，正死死抓着稳婆的衣角。
老圃手里的油灯“哐当”掉在地上，油洒了一地。他没像余主簿那样喊打喊杀，只是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锅子在黑暗里明灭。媳妇在屋里哭：“他爹，这也是条命啊……”
“命？”老圃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余杭这地儿，怕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他想起前两年修水渠时，工人们在河底挖出过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谁也看不懂的字，当时觉得晦气，就给砸了扔进了河里。
天亮时，老圃把孩子抱进了后山的竹林。雨停了，阳光穿过竹叶照在孩子青黑的脸上，那小东西突然咧嘴笑了，露出尖尖的牙。老圃转身就走，没回头，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像猫又像狼的叫，脚步顿了顿，终究还是加快了速度。
这下余杭彻底炸了锅。三家出事的人家，住得最远的也才隔两条街，谁都觉得是“一气所沴”——老天爷降了邪祟。县太爷请了道士来做法，道袍飘得像幡，桃木剑舞得呼呼响，却在夜里被什么东西抓伤了脸，灰溜溜地跑了。
后来有个走南闯北的货郎说，他在海上见过夜叉，青面毛身，跟这三家的孩子一个模样，说是“戾气聚成的”。这话传到余主簿耳朵里，他猛地想起杀子那天，窗外的雾气是青黑色的；文老爷听见这话，偷偷去挖了后院的坑，那地方长出的草都是扭曲的；老圃则在竹林里找到了几片带血的毛，烧了之后，烟是黑的。
三年后，余杭来了个云游的僧人，听了这事，只说“天地之气，聚则成形，散则无形”。他在三家中间的空地上埋了块刻着“安”字的石头，说：“不是夜叉找上来，是人心先生了戾气，招来了不干净的东西。”
没人信他的话。余主簿辞官回了乡下，文家的绸缎铺关了门，老圃再也没种出像样的菜。只有那片空地，每年春天都会长出一片青黑色的草，拔了又长，像是在提醒着余杭人，乾道五年到七年的那两年，曾有三个不像人的孩子，在这片潮湿的土地上，短暂地来过，又被匆匆抹去，只留下些碎在风里的、关于“夜叉”的传说。
绍兴三十一年的寒食节，风里还裹着料峭的寒意。李夫人坐在驴车的帷帐里，指尖摩挲着衣角的素色绣纹——那是王德生前最爱的纹样，他总说“素净才扛得住岁月磨”。车轱辘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吱呀”的声响，离建康城越来越远，离王德的墓越来越近。
王德是去年冬天走的。这位被封为“少保”的老将，一生戎马，守过淮河，抗过金兵，最后却没能熬过一场风寒。下葬那天，韩世忠、张俊两位郡王亲自扶灵，满城百姓沿街跪拜，纸钱飘得像雪。李夫人捧着他的官帽，只觉得那顶沉甸甸的乌纱，比他生前带过的任何一顶头盔都重。
按规矩，寒食上冢要在天亮前到。李夫人前夜宿在城外的客栈，鸡刚叫头遍就起身。车夫赶着驴车往村外走，路过一户亮着灯的农家，她让停下车：“去讨碗热水，歇歇脚。”
农妇披着棉袄出来开门，见是李夫人的车马，忙笑着往里让：“原来是少保夫人，快请进。”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热气，农妇舀了碗热水递过来，忽然压低声音说：“夫人，昨夜少保刚从这儿过呢。”
李夫人握着碗的手猛地一颤，热水溅在手上也没知觉：“你说什么？”
“真的！”农妇指了指院角的马槽，“后半夜过的，带了几十号马军，还有两位贵人陪着，说是要买点谷料喂马。我当家的起来开门，见那为首的贵人掏了五千钱，说‘多的不用找’，后来听他们手下的兵说，是韩郡王、张郡王，还有……王少保，要赶着去淮北御敌呢。”
李夫人的喉咙像被堵住，半晌才挤出一句：“那钱……”
“怪得很，”农妇挠挠头，“当时看着是铜钱，早上起来一看，竟是些纸钱。”
李夫人没再说话，起身谢过农妇，重新上了驴车。车窗外的树影往后退，她却觉得王德就在前面，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铠甲，回头冲她笑，像每次出征前那样说：“等我回来，给你带淮北的野栗子。”
到了墓前，晨光刚爬上墓碑。李夫人摆上祭品，点燃纸钱，火苗舔着纸灰往上蹿，像无数只小手在拉扯。她想起农妇的话，想起那五千楮镪——原来他走得不安生，还记挂着边关的事。去年冬天他咳得直不起腰，还攥着地图说“金贼贼心不死，开春必来犯”，当时她只当是胡话，现在想来，他早就把心留在了淮北的战场上。
祭祀完往回走，李夫人的精神头肉眼可见地差了。她总坐在窗前发呆，有时突然站起来说“少保的马该喂了”，有时又对着空椅子说“韩郡王的脾气急，你别跟他争”。丫鬟们急得团团转，请了多少大夫，搭脉时都摇头——心病难医。
四月里，李夫人的病越来越重。弥留之际，她让丫鬟取来王德的旧战袍，贴在脸上，气若游丝：“告诉他……栗子我收到了……”话没说完，手就垂了下去。
那时我正在临安，听媒妪刘氏讲起这事。刘氏是李夫人家的远亲，守在床边送了终，说起那晚农妇撞见的马军，说起李夫人临终的话，红了眼圈：“少保爷是忠魂啊，连走了都记挂着打仗，可怜夫人……”
我没敢把这事说给旁人听。那年秋天，消息果然从淮北传来——金兵大举南侵，韩世忠、张俊两位郡王领兵出征，队伍里总有人说，夜里见着个穿白甲的将军，骑着白马冲在最前面，枪法跟王少保一个模样。
后来打了胜仗，韩郡王班师回朝，路过王德的墓，特意下马祭拜。他摸着墓碑叹：“老伙计，你倒是省心，把活儿扔给我们就走了。”风卷起纸灰，落在他的铠甲上，像有人在轻轻拍他的肩。
我站在远处看着，忽然懂了李夫人的病。有些离别不是终点，是另一场奔赴的起点。王德带着未竟的疆场梦去了，李夫人揣着他的影子跟了去，而那些留在人间的人，只能踩着他们的脚印往前，把那句“御敌”的誓言，变成真真切切的河山。
如今再想起绍兴三十一年的寒食节，总觉得那晚农妇家的灯光里，藏着一个秘密——关于忠诚，关于牵挂，关于那些走了还在守护的人。而那五千楮镪，哪里是买谷秣马的钱？分明是王德留给人间的信，说“我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