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土地革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旨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它不仅是解决农民民生问题的关键举措，更是调动农民参与革命积极性，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强大动力。红三军肩负着革命的使命，辗转到达印江这片土地后，迅速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念，发动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如熊熊烈火般在印江大地燃烧起来。
早在红三军刚刚踏入印江之际，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务委员会便高瞻远瞩，发布了《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之条例》。这一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条例，对土地革命期间的财产处置问题做出了清晰且明确的规定：
1. 在红军经过或占领的区域，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可予以没收，但中农贫农的财产受到绝对保护。这一规定，旨在精准打击封建剥削阶级，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避免革命行动对普通民众造成伤害。
2. 商店和行商的货物财产，不在没收范围之内。这一举措稳定了区域内的商业秩序，避免因革命行动对正常的商业经营造成冲击，为当地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3. 对于地主经营的商业，除了其粮食可以没收外，商店的货物则不予没收。这既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又保留了商业发展的活力，展现了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和科学性。
4. 官田、学田及教堂的粮食财产，可以进行没收。这些土地和财产长期被封建势力或宗教团体控制，没收它们，有助于将资源重新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
5. 没收所得的东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分给群众，改善他们的生活；另一部分则发给红军，以保障军队的物资需求，为革命事业的持续推进提供物质支持。
1934 年7 月21 日至22 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印江隆重召开。会议结合黔东地区的实际情况，专门制定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对黔东特区的土地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政策规划，为土地革命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首先对哪些人的土地财产应予没收做出了明确界定：
1. 拥有土地却自己不耕种，专门雇佣长工耕种，或者将土地租给他人耕种的人，被认定为地主。地主的土地将被完全没收，且不留给本人田地。这一规定直击地主阶级的经济根基，彻底打破了他们对土地的垄断。
2. 区长、乡长、镇长等基层封建政权的代表人物，他们利用职权欺压百姓，其土地也被完全没收，不给本人留田，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在基层的势力。
3. 自己拥有土地且亲自参与劳作，但同时还雇佣一两个长工的人，或者自己拥有土地，一半自己耕种，一半租给别人耕种的人，被定义为富农。富农的土地同样需要没收后再进行分配。不过，在被没收土地后，富农可以分得质量较坏的土地，但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体现了革命政策对不同阶层的区别对待。
4. 寺庙的常熟田，除了留出一部分用于敬冲香火外，其余大部分也要没收，但清明祭祖所用的土地不予没收，这一规定在尊重宗教习俗的同时，合理分配了寺庙的土地资源。
5. 公田、学田，属于国家或社会的部分，也须没收，将这些公共土地资源纳入重新分配的范畴，确保土地资源的公平利用。
6. 在没收和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土地不会被动摇，中等民或贫农自己私有的土地，同样不被没收。不仅如此，如果他们的土地较少，还会分配土地给他们，充分保障了中农和贫农的利益。
条例还对哪些人有权参加分配土地做出了明确规定：
1. 所有被没收的土地，经过乡工农代表会议（即苏维埃），立即由贫农与中农进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者，无论男女，都同样享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体现了革命的平等性和公正性。
2. 流氓盗窃之人，只要他们声明以后务农劳作，不再盗窃抢劫，也会分给他们土地，给予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3. 在白军（军阀军队）里当兵的士兵，也会分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回家种田，脱离反动军队，投身到革命建设中来。
4. 经营贸易的商人或作坊的老板，无权分得土地，这一规定明确了土地分配的对象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5. 红军作为工农群众利益的坚定扞卫者，与国民党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无论本地人还是外籍人，都要分给他们好的土地。雇农苦力也应该分给好田，但需要向贫农中农做好解释工作，征得大众的同意，体现了对革命功臣的尊重和照顾。
6. 红军是创造、巩固和发展黔东苏区的中流砥柱，在分配土地时，每乡要给来自黔东苏区以外地方的红军战士，分给十个人的土地，为红军战士解决后顾之忧。
7. 工农阶级中的衰老残痴以及孤寡，无法自己劳动且没有家属可靠的人，也应分得土地，他们可以委托他人耕种或出租，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
为了确保分配土地时的公平、公正，避免出现纠纷和混乱，《条例》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定：
1. 分配范围以一乡为单位，地主的土地在哪个乡，就归哪个乡的人分配。贫农中农的土地，不论其位于哪个乡，都不能被没收或强行交换，明确了土地分配的地域界限，避免了跨区域的矛盾和纠纷。
2. 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及土地的同时，必须彻底消灭口头和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中与这些财产和土地相关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债务无效。严禁农民部分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或偿还一部分债务，不准秘密还租。对于贫农中农之间以土地抵当的情况，若抵当给贫农中农，原主可无条件收回土地；若无法收回，当主可另分土地，或原主另分土地，具体由乡代表会议进行处理，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契约和债务关系。
3. 如果贫农中农故意以多报少，企图多分土地，将受到处罚，不分给他们土地，维护了土地分配的公平性和严肃性。
4. 在土地没有分配以前，已经栽种了庄稼（且属于贫农中农）的土地，如果以后分给别人，应由分得土地的人出价赔补，保护了原耕种者的劳动成果。
5. 如果苏维埃工作人员在分配土地中，为地主保留土地，为富农保留好土地，或者将好土地分给自己，须由群众公议进行处罚，防止革命队伍内部出现腐败和不公现象。
6. 为了严防地主富农的破坏和反攻倒算，如果地主富农抢夺已经没收土地的收获品，或者向贫农中农索租债，苏维埃将以最严厉的法律进行制裁，保障了土地革命成果不被破坏。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共计二十五条，它充分体现了党的“依靠贫雇农，打击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尽管由于当时的环境局限，并没有正式划分出地主、富农、雇农、贫农、中农等明确的阶级成分，但按照《条例》对土地占有情况的规定，各阶级的界限在实际操作中大体分明。
印江的土地革命，是在各级革命政权相继建立，游击队、自卫队纷纷组织起来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各级区、乡政权作为土地革命的领导机关，发挥着组织、协调和指导的重要作用；游击队、自卫队则作为武力后盾，为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安全保障，抵御了反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
盘踞在各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如同沉重的顽石，长期压迫在印江农民的头上。为了让农民群众摆脱压迫，挺直腰杆，红三军对土豪劣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为农民群众撑腰打气，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心理，勇敢地起来反抗。曾经不可一世的豪绅官吏，在革命的浪潮中威风扫地。有的匆忙跑进县城“避难”，有的逃到外地“躲灾”，还有的低声下气，哀求宽大处理。
1934 年6 月9 日（古历4 月28 日），红三军首次抵达印江刀坝，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伪区长李天治，并将其带到来安营处决，打响了打击反动势力的第一枪。同一天，红三军还派兵前往毛坝，捉拿伪区长陈文澜，虽然陈文澜逃匿未获，但这一行动极大地震慑了反动势力。8 月10 日（古历7 月初1），红三军再次来到刀坝一带，成功捕获伪区长严循德，并在来安营召开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公审大会，吸引了2000 多人参加。贺龙同志站在一张高桌子上，发表了简洁有力的讲话。讲话结束时，贺龙同志提高嗓音，大声问道：“大家说，严循德该杀不该杀？”话音刚落，现场人声鼎沸，群众齐声高呼“该杀”。贺龙军长跨前一步，大手有力一挥，斩钉截铁地宣布：“严循德罪大恶极，非杀不可！”几名红军战士立即将严循德推赴刑场，执行斩决。来安营土豪陈献廷，家中拥有谷田数百挑，平日里倚仗权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红三军一到，他便与其子陈锡山藏入岩洞，妄图逃避惩罚。红三军和游击队巧用稻草、辣椒烟熏洞穴，不到两个小时，陈氏父子便被成功擒获。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陈氏父子在猫猫湾被处决。古历8 月，红三军在沙子坡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池坝恶霸地主万永思、万太广父子。沙子坡伪镇长郭裕清，勾结官匪，为非作歹；袍哥大爷张云昌，鱼肉乡里，民愤极大，均被黔东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处以极刑。沙子坡土豪尹恒昌，因对抗土地革命，企图越狱逃跑，最终被枪毙于高梁坡。凉水伪乡长陈锡芝，瞿家坡保董瞿树堂，安家坝土豪安为川，天堂土豪黎昌岩、徐三，也先后被红军镇压。沿河县白石溪土豪张中应，其父是伪区长，土地革命兴起后，他外出逃匿，最终被印江红花园自卫队员何代扬、吴德夫捉住，送交特区政府严厉惩处。那些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助纣为虐的走狗爪牙，其中的顽劣分子也受到了严厉打击。
除了被处决的土豪劣绅，被没收土地、财物的土豪劣绅数量更多。据沙子坡、毛寨、刀坝、来安营、六井溪、木黄、张家坝等地的不完全统计，红三军和游击队、自卫队先后打击了袁德顺、袁义成、任鼎山、任凤生、吴六生、王玉文、王根五、王吉甫、陈文澜、张怀芝、袁长禄、吴希志、郭裕清、张云昌、尹恒安、曾茂顺、张子玉、李天治、严循德、张冠治、张洪飞、王玉龙、陈锡芝、傅万湘、任志洲、安永成、杨胜培、李天海、何增贵、周福仁、周经义、吴六位、祝仁康、田兴龙、田妹五、袁中如、袁达三、吴世全、李兴中、李作文等数十户（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仅沙子坡游击队和自卫队就多次配合红三军开展打土豪行动。第一次打白果坪袁义成，第二次打毛寨任凤生家，由李佰陶带路，出动了一百多人。第三次打毛寨伪区长任本吩，同样去了一百多人。此外，洪家屋基的吴六生，火烧溪的王玉文、王根五、王吉甫等土豪，都曾被沙子坡游击队杀猪、出谷。在惩治土豪劣绅的过程中，除了民愤极大的予以杀掉，一般主要是没收其家产，分掉其田地。没收得来的财产，一部分留作军用，为红军的战斗和生活提供物资支持；一部分分给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当时的打土豪行动，对于红三军而言，口号是“打土豪、抓给养”；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口号则是“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的风暴如汹涌的浪潮，迅速席卷黔东大地。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势不可挡，声震山岳，极大地振奋了农民的精神，长了农民的威风。昔日耀武扬威的土豪劣绅，不得不低头认罪，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革命的浪潮在梵净山久久激荡，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正义洪流，奔腾向前，一泻千里。
对于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做出了如下详细规定：
1. 将被没收的土地，交给贫农、中农平均分配：
- 有劳动能力者分一股，确保有劳动能力的农民能够获得足够的土地，发挥其生产积极性。
- 老少无劳动力者二人分一股，照顾了缺乏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 贫农中农自己已有一定私有土地的，少分土地，避免土地分配的过度不均。
- 雇农或贫农中农自己完全没有土地的，多分土地，让最贫困的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改善生活。
- 如雇贫农中孤老或有老年与小孩过多者，经乡代表会同意，可以三人当两人计算，体现了分配政策的灵活性和人性化。
2. 分土地的每一份或一股的标准，是通过精确计算人口和土地得出的：
- 人口计算：统计少地无地的贫农中农人口数量；统计被没收土地的富农人口数量；在计算人口时，要区分有劳动力者和无劳动力者的数量，为合理分配土地提供准确的数据依据。
- 土地计算：统计被没收的田地数量（贫农中农从地主那里佃来的土地，仍作为被没收的土地）；统计贫农中农的私产数量；以土地总数除以人口总数，得出每一劳动力可分的田数，即劳动分地标准；那些自己有土地，够吃够用的中农，其人口与土地不列入分配数目之内，保证了分配的针对性。
3. 没收与分配的土地具体步骤：
- 各乡各村召集农民大会，详细报告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让农民群众充分了解土地革命政策，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 乡代表会议分组到本乡调查地主富农的土地人口，并动员雇农小组、贫农团、党与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积极参与，形成广泛的群众查田运动，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 在调查地主富农土地之后，为了实现土地的平均分配，再对贫农中农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登记，全面掌握土地和人口信息。
- 代表会议定期计算分地标准，确保分配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 依据分地标准与各家人口，实地分割土地，保证分配的公平公正。
- 乡村召开群众大会，报告分土地的结果，重点审查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否完全没收，雇农贫农中农是否真正得到实际利益，接受群众的监督。
印江各地的土地分配，基本上都严格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当时区、乡政权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开展土地没收和土地分配工作。各乡都成立了评议小组，由乡政府干部、自卫队长、乡苏维埃代表和农会负责人共同组成。在召集农民大会的基础上，首先仔细查田地面积，再认真计算人口，进行造册登记，而后开会确定划分标准，最后实地分田。分田过程中，逐丘插牌，落实到户。牌子用木竹制成，上面清晰地写着某某人分得田土积多少挑及四周抵界，确保土地分配的清晰明确。以沙子坡为例，在发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一共召开了三次农民积极分子会议，每次约有二、三十人参加。评议委员由区政府主席夏国安、副主席王顺民、红军代表徐委员、文书陈德银、乡政府主席鲁金山和自卫队长等人组成。自卫队骨干张华安也参与过评议工作。他们没收了尹恒昌、曾广四、郭裕清、张云昌、尹福林、傅万湘、张华宣、任百陶等豪绅的土地。当时沙子坡是以旧行政区划——甲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由于各甲的土地和人口数量存在差异，所以分配土地的标准也不尽相同。任修福家五口人，分得谷田25挑，包谷土6挑，还分得被子、衣裳等财物。而官塘区文书陈德银，全家五口人均分得谷田5挑面积，土还未进行分配。
印江当时凡属于黔东特区的地域内，普遍开展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打土豪”的内容，在印江主要有三项：一是坚决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为民除害；二是没收其财产田地，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三是扣留人质，勒令其亲属限期赎取，群众形象地将这一做法称为“捉肥羊。
这后一种“捉肥羊子”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豪劣绅的经济实力，也补充了革命队伍的物资。风谷岭乡游击队曾成功扣押庙坪土豪田满，责令其家属限期用几十块大洋赎取，尽管后来因故赎取未能实现，但这一行动给当地土豪劣绅敲响了警钟。刀坷游击队也曾将一些豪绅扣押于乡政府，通过罚款赎取的方式，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同时获取了一定的资金，用于支持革命活动。
在土地革命推进的过程中，一些土豪劣绅、旧时官吏及其代理人妄图蒙混过关，以“积极”的伪装混入各级政权机构。沙子坡的何树珍，家中拥有一百多挑谷子，在当地算得上是财主。红三军初到之时，他心怀不轨，伪装积极，骗取信任，窃取了官塘乡政府主席的职务。然而，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革命的矛头指向了他。当分配土地触及到他的利益时，他原形毕露，抗拒分配自己的土地。按照黔东特区《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地洗刷出去”，红三军果断将何树珍清洗出革命队伍。同样，包庇、袒护土豪劣绅的夏国富、任永昭也受到了严肃处理，这一系列行动，纯洁了革命队伍，保障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
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印江土地革命呈现出如下状况：
沙子坡：1400余人踊跃参加土地革命，其中自卫队员32人。他们积极参与打土豪行动，共打击8户土豪。经过合理分配，平均每人分田土面积4挑，折合约0.67亩。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当地干部和群众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确保了土地分配的公平公正，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
四坳口：1210人投身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土豪5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约合0.91亩。当地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成立评议小组等方式，顺利完成了土地的没收和分配工作，让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红花园：1200人参与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30名自卫队员冲锋在前。打土豪5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同样约合0.91亩。红花园的土地革命，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许多农民积极加入自卫队，保卫革命成果。
新寨乡（黄土坝）：1200余人响应革命号召，30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的开展保驾护航。打土豪3户，平均每人分田土面积5挑，即0.83亩。新寨乡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注重宣传教育，让农民深刻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意义，提高了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青宅：1210人参加土地革命，自卫队员30人。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青宅通过细致的土地调查和人口统计，确保了土地分配的精准性，得到了农民的广泛认可。
胡家乡：1420人参与土地革命，36名自卫队员积极参与各项工作。8月间，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达1.00亩。胡家乡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需求，合理调整分配方案，使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池坝：986人投身土地革命，34名自卫队员为当地的土地革命贡献力量。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半，约1.08亩。池坝通过开展查田运动，准确掌握了土地和人口情况，为土地的公平分配奠定了基础。
何家乡：15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积极作为。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半，1.08亩。何家乡在土地革命中，加强了对干部的培训，提高了他们的工作能力，确保了土地革命的顺利推进。
南家：1490人参与土地革命，34名自卫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南家通过建立监督机制，防止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出现腐败和不公现象，保障了农民的权益。
坨纂：1160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其中。打土豪4户，只有青球坝、中寨分过土地，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半，0.75亩。坨纂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通过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克服了困难，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
桂溪口：1240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桂溪口通过组织农民学习土地革命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政策水平，确保了土地革命的有序进行。
洪溪：14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积极参与。仅范亚宅分过土地，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洪溪在土地革命中，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了广大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兰克寨：14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土地革命工作。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兰克寨通过开展文化活动，宣传土地革命的成果，营造了良好的革命氛围。
来安营：1260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的开展提供保障。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来安营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相互学习借鉴经验，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
罗南溪（大寨）：1580人参加土地革命，36名自卫队员发挥积极作用。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罗南溪通过建立土地分配档案，详细记录了土地分配的过程和结果，为后续的工作提供了参考。
刀坝：13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参与其中。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半，0.75亩。刀坝在土地革命中，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益，让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风谷岭：98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贡献力量。打土豪4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风谷岭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注重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鸡母溪（现叫勤俭）：13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28名自卫队员参与土地革命工作。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0.66亩。鸡母溪在土地革命中，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瓦房：20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26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保驾护航。打土豪4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0.66亩。瓦房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妇女的作用，许多妇女积极参与土地分配和农业生产，展现了妇女的力量。
尚坪：14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其中。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尚坪在土地革命中，通过开展民主选举，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为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保障。
当门坡：1380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游击队员每人分田面积7挑半，1.25亩。当门坡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大坝：1360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土地革命工作。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游击队员每人分田面积7挑半，1.25亩。大坝在土地革命中，通过发展副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袁家湾（原属印江）：1820人参加土地革命，34名自卫队员积极参与。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1.00亩。袁家湾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通过加强对革命成果的宣传，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到革命中来。
根据上述粗略统计，土地革命时期印江范围内打土豪143户，人以上参加了土地革命。人均分田面积一般为5挑，合0.83亩，多的达7挑半，合1.25亩，最少的为4挑，合0.66亩。
需要注意的是，参加土地革命的人数是指除掉官吏匪盗、土豪劣绅之外的农民及其它劳动者人数。由于土地占有情况的不同，并非人人都能分得土地，也不可能都分得相同数量的土地。打土豪户数是苏维埃辖区内在土地革命期间所打的户数，并不包括游击队外出活动时杀猪分谷及分了浮财的土豪户数。
土地革命，在黔东是一场具有开创性的革命运动，它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通过土地革命，农民群众认清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明白了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摆脱压迫，获得幸福生活。黔东特区的各项工作，也因土地革命的开展而蓬勃发展起来。广大农民群众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到处呈现着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景象。
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沙子坡当年流传着一首民谣：“金枫子，开红龙，分田分土我们穷人要当家，团结起来力量大，打倒土豪和恶霸。”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后的喜悦心情，也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这场土地革命不仅改变了印江农民的命运，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其历史意义深远而重大，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