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苏区财政十分困难和战争环境下，通过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不懈奋斗，也都有所发展。
1934年5月11日，红三军刚刚踏进黔东，就印发《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提出“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6月25日，由军委会颁布的《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其组织方法》中规定：“出报纸、组织俱乐部、工人学校是工会的经常生活”。6月26日发布的《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指出：“工人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教、信神之自由”；7月8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的《乡苏维埃》中要求：“乡苏维埃要坚决发展革命的文化工作。(1)要创办乡村革命俱乐部。(2)要创办苏维埃小学。”9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一号》要求各级苏维埃“建立一种能够公开的组织或团体以团结群众，例如，俱乐部，学校，甚至是各种行会等等。……在群众中去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发动革命的斗争。……同时，我们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只要是有群众团集的地方，即令他是守旧的人如神会神坛……，我们党必须参加进去，在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组织的工作，发动他们的革命斗争。”等等。
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这些指示、要求表明，文化教育事业是苏维埃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业。特别是通过总结湘鄂边失败的深刻教训，在黔东第一次提出革命文化工作的任务，指出“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开始，这对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和训练工农群众的干部有莫大的意义。”由此可见，革命文化和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黔东革命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
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发展文化教育的指示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具体地说，抓了以下七项工作：第一，红三军从军直属机关中抽出一百多名干部，各师警卫部队中抽出部分指战员组成工作队深入各县进行宣传；其次，组成以樊哲祥等为队长的宣传队分赴各地，在醒目处书写大量的标语、口号。标语、口号中，除常见的外，还有一些用汉字巧妙组合成的画，如“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幅，竟是一幅癞皮狗形象的壁画；第三，在南腰界等地创办了红军小学，在教学过程中结合黔东实际编印了《苏维埃小书》等教材，广招贫苦农民子弟人学；第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黔东各地有每逢喜庆事都要跳花灯，吹唢呐或对歌的风俗，苏维埃政府因势利导，组织进行民间娱乐。例如，在攻打玛瑙洞胜利的当晚，红军同麻阳老寨百姓举行了庆祝活动，吹唢呐，跳花灯和唱山歌，一直到深夜。群众文娱活动不断得到发展，红军和当地百姓共同创作了不少山歌，非常流行的有《瓦解敌军歌》、《红军歌》、《十杯酒》、《红旗飘扬》、《一把扇子》、《贺龙红军来黔东》、《红军恩情比海深》、《发展苏维埃》、《练兵歌》、《沿河有条乌江河》等数十首；第五，开办了训练当地工农干部的训练班，还在红三军中建立了干部训练大队，培养了大批为党的路线坚决斗争的政治、军事干部。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军委会办了政治训练班，学生百五十人，尽是苏区本地的，已训练了一个多月，可派出四十人工作。”对红军指挥员的培训，“第一期的干部大队业已毕业（三个月），第二期正在开始，同时军政治部有短期流动训练班与地方工作部、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现在军政治部有地方工作部，有地方工作训练班，各师有宣传队，连有流动宣传队”；第六，完成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下达的“建立党报、组织党报编辑部”的任务，创办了《红星报》。《红星报》是在小册子“战士的话”的基础上创办的，单张，虽然出版时间未作严格规定，但每周都要出二至三期，每期油印100至200份，内容十分丰富，编排灵活，除刊载苏区建设情况外，还有连环画连载，寓政治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深得苏区军民喜爱。第七，编印了诸如《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其组织方法》、《农村工人保护条例》等等上百份文件和法律法规。这些文化、教育上的举措，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起到发动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推动苏维埃运动迅速发展的特殊作用。
二、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开创与发展
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建设。不仅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政策，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农村工人保护条例》，指出“本条例经特区革命委员会公布后执行。凡违犯本条例者，须受到苏维埃法律之制裁。”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共九章四十四款，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了政策规定。劳动时间问题，其中规定：所有劳动者通常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作额外时间之工作，须得额外工资”，“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十四岁至十六岁之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小时”，“每日半小时至一小时休息”，“农村工人，每月须有四天休息。”关于工资问题，《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规定：“农村工人之工资，不得少于由劳动委员会规定之绝对最低工资额（较革命前须增加百分之二十）”。“苦力工人之工资额，须较普通工人高三分之一。”“农忙时额外工作，须得双薪”，“工人因必要的假期，如在选举时参加职工大会和会议，出席苏维埃大会等，不得克扣工资”。还规定：“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每半月交付一次，直接交给工人本人。”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对女工作出专门规定：“禁止女工作举重或作危险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休息两个月，工资照发”，“怀孕、哺乳小孩的女工，严格禁止做险工”，哺乳期“每二小时可休息半小时来哺小孩，不扣工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提出女工与男工同工同酬，“女工青年与成年男工做同样的工作，得同样的工钱。”“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扫荡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为妇女争取平等经济地位，奠定了法律基础。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对工人的学习、培训作出规定：“在工会与雇主所定之集体合同，应规定特殊条文，由厂方供给设立工厂学校或商铺学校，以提高十四岁至十八岁青年工人的训练程度，并给他们普通教育。至于富农商人雇用之雇工牧童，则须津贴其纸笔书籍之费用”，同时，要求雇主发给雇工劳保用品，规定“雇主每年应发给雇工棉衣一套，夹衣一套，单衣两套，袜子两双，鞋子两双，手巾、帽子、斗笠等”。
关于社会保险问题，《农村工人保护条例》提出：“社会保险的目的，是从特别贮备的基金中拿出一部分付给工人”。要建立社会保护基金制度。“社会保护基金，由雇主支付”，“社会保护所有责任，与执行社会保护法，由劳动委员会经过他的社会保险局来进行”，“所有被雇用工人，都可以得到社会保险优恤。”“在革命的期间，不许地主富农无故辞退雇工，如果辞退雇工，须支付包括三个月工资伙食之辞退金。”此外，还特别规定：“苏维埃法律保证职工会的行动自由，宣布并领导罢工权，交涉并规定合同权等，并津贴雇农工会相当的经费，拨给雇农工会好的房屋”。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部门——劳工部。区、乡苏维埃率先在特区工厂商店进行了贯彻落实，部分区、乡苏维埃派出干部深入私人工厂、作坊和店铺进行了宣传、贯彻落实。劳工部的干部深入到区、乡苏维埃对《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苏区内的工商企业中实行了等级工资制，按工种、劳动强度、工作量和技术熟练程度确定工资，半月发放一次，现金支付。同时较革命前增加了工人的工资。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说：虽然“劳动法的执行，还没有系统的执行，不过，在有些区域，工资已经增加，例如淇滩市镇挑水工人，每担水由50文增至100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
三、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特区苏维埃政府十分关注劳苦大众的疾苦，在《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提出：对“普通病、失业、残废、母亲与婴儿、死葬、医药”等实行优恤，注意“安全卫生的保护方法”，“雇工所得疾病，应由雇主出资治疗，病假中不得克扣工资”，提出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问题。在促进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面，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建立红军医院，解决苏区缺医的难题。1934年6月红三军进驻枫香溪后，立即建立了枫香溪红军医院，后随红三军军部迁至南腰界。红军医院无论是在枫香溪还是在南腰界，除收治红军伤病员外，还收治劳苦百姓伤病员，许多时候还派医生背着药箱上门为老百姓治病，当然，由于医生较少，不可能大量出诊，但红军泽及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枫香溪、沙子坡、土地湾、南腰界，至今还流传着红军为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红军医生董家龙因为治好农民子女的病，不知当了多少农家子女的“干爹”。为老百姓治病不收钱，不收礼，不吃请，不留个人真名，老百姓从红军医生身上认识了红军，认定“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因而，积极支持革命，踊跃参加红军，热忱地为苏维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快，红军和老百姓建立起了鱼水关系。
第二，财政拨出专款，购置药品和医疗器械，解决苏区少药的难题。黔东边远贫困，医疗卫生十分落后，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和封锁，根据地内药品特别是西药奇缺，许多疑难重病，医生已经确诊，但没有药，眼睁睁地看着伤病员病情恶化甚至死亡。贺龙得知后，即命令各级苏维埃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财政的支撑下，不惜代价进口药品。各级苏维埃政府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派出一些干部化装成商人到敌占区购买药品，还通过减税免税和奖励的措施，发动进步商人到苏区附近地区分散采购药材，红三军派出红军战士化装潜去敌占区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贺龙军长还通过统战对象和“老关系”筹集药品。这些办法的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先后分散从酉阳、秀山购进了大批药品，其中不乏紧缺药品，如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红军通过关系，从武汉购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贺龙军长的老关系——“袍哥大爷”龚渭清筹集到一批药材送给贺龙军长，为此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大批药品和器械的进口，大大地缓解了苏区缺医少药带来的困难。
第三，群策群力，利用梵净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草药解救伤病员的痛苦。梵净山的中草药治愈了千千万万黔东人民的病。当红三军在老百姓中树起“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形象后，这些乡土医生自告奋勇地为苏维埃服务。他们带领群众上山源源不断地采来中草药，一篓篓送到红军医院，还有一些乡间名医和红军医生一起为军民服务。在南腰界，参加红军医院工作的乡土医生多时竟达六七十个，他们有的处方，有的配药，有的煎药，有的护理，使一个个伤员病愈出院。的确，梵净山周围的乡土医生和梵净山中药材为根据地医疗卫生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拓宽医疗渠道，把“医院”建在群众之中。红军初到黔东，因水土不服，不少官兵呕吐、泻肚、生干疮，许多农家有治疗这些疾病的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一些农民还掌握正骨、消毒的土良方。红军医院床位有限，为了减轻红军医院压力，同时让患者尽快恢复健康，红三军军长贺龙指示，依靠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把“医院”建在群众之中，将患有这类疾病的伤员寄托在有医治能力的农家治疗，这些农家在苏维埃管理下，担负起对病人护理、治疗和生活照料的任务，苏维埃政府给予他们适当的报酬。通过这一途径，许多较轻的病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自己的岗位。
四、保密事业的开创
作为一块新的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必然会遭到敌人的进攻和破坏，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刺探军情，因此，保密工作就被提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
1934年9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一号》作出明确的规定：要“建立秘密的交通机关，这种交通机关，有专门的系统，担任交通工作的人，不参加其他工作”，“共产党是永远不应该停止同敌人斗争的。如果放弃秘密工作的准备，如不能使党在秘密条件之下继续活动，继续进行革命的斗争，结果在敌人压迫之下便陷于狼狈的逃跑。现在黔东苏区的许多工作同志，只学会公开的方式（而且是自上而下的），完全没有决心在敌人的势力范围内进行革命的工作，所以不学习秘密的工作方式，以及公开与秘密的联系……这便是白区工作停顿……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必须遵照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所提出的“整个环境，要求各国共产党及时准备秘密环境的干部，严重的组织反奸细的斗争，把严格的秘密方法，和最大限度的保证最好的群众关系结合起来，克服秘密组织自身组织上和工作上的形式主义。”《通告·黔字第二号》又强调：“革命委员会要组织秘密的交通网和侦探队”，“组织挺进队、先锋队、冲锋队、夜袭队、肃反队来进行各种斗争。”
湘鄂西中央分局这些指示得到了落实。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政治保卫局，局长由罗亨举、黎光富担任。主要承担三项任务：一是防奸防特；二是巩固红军队伍；三是保卫苏维埃政府安全。它“有权侦察、逮捕、审判以至处决一切反革命分子”。1 按照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印发的《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中“革命委员会，可直接组织红军、游击队及自卫队和政治保卫队”的规定，红军部队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红三军设政务科（又称锄奸队），其工作主要由江琪、谷志标等负责，师、团、营设政治特派员。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政治保卫队，确定了交通员，并“实行候补人制度，书记、组织、宣传均有候补人”。担任保卫职能的部门，履行密切监视“苏区周围反动势力的组织以及他的走狗，与他们影响的下属群众”1和清除内奸、镇压反革命，鼓动群众斗争的任务。政治保卫机关有一套工作制度，比如：不开党员大会，只开小组会；党的指导，以不用文件为原则，只口头指导；区委支部，不保存党员名单、名册；担任交通工作的人，不参加其他工作；侦探工作发动妇女、儿童来做；“党加强党对于保卫局的领导”；深入到群众中去发现可疑情况，追查到底等等。这些措施，对于迅速安全传达根据地党的指示，保障党、红军和苏维埃组织的安全，对于有效粉碎敌人的破坏，击退敌人的进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建立司法系统
在黔东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初期，特别是在进行土地没收和分配之后，地主豪绅失去了政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剥削制度、土地和财产，他们必然作垂死挣扎，除了根据地周围国民党军阀武装进攻苏区外，还千方百计组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动力量对苏区的各项建设进行破坏和打击。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保卫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肃反问题决议》，该《决议》决定成立司法机关，提出：“苏维埃政权对于一切企图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一切反革命的活动，采用极严肃、极坚决的手段来镇压，以保障群众的利益……苏维埃政府必须建立自己的司法机关系统。”1934年9月10日作出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又指出：“应该建立苏维埃的司法系统，无情的严厉的同破坏苏维埃法律与秩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必须以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教育我们每一个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司法机关中阶级的路线与可靠的领导干部，将保卫局和司法机关的工作紧密联系与配合起来。”
《关于肃反问题决议》规定了司法机关的职责：逮捕“反革命政权系统军阀官僚豪绅及反革命武装之组织者”；严厉镇压“一切以推翻苏维埃政权帮助国民党帝国主义为目的之反革命活动（例如散布谣言、帮助反革命军队侦察消息、隐藏反革命分子、以武装抗拒苏维埃和红军）”；教育“苏区内之地主富农及雇有工人、店员的作坊老板……遵守苏维埃的法律和秩序”；司法机关“有权侦察、逮捕、审判以至处决一切反革命分子。”
根据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立即开始司法机关系统的组建和司法业务的展开。首先明确了领导人，即由政治保卫局局长罗亨举负责，红三军军委会派黄新远和吴德峰参加工作，红军内由江琪、谷志标负责，黄新远、吴德峰也参加其中工作；第二，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设立了监房，收监从各级苏维埃政府送来的犯罪嫌疑人；第三，组织了专门的审判队伍，罗亨举、黎光富分别担任初审员，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为终审员；第四，审判实行二级终审制。一般轻的案件，初审即定，重大案件，特别是有重罪犯、拟执行处决的，必须报经特区革命委员会终审；第五，审判十分重视证据，每审一案，都要求人证、物证齐全并经现场勘察，有的案件，经过了两三次复查才定下来。红三军对违反军令者也实行二级终审，较重以上案件，均须报经军部核审后方能执行。1934年7月间，沙子坡自卫队逮住了有血债且与苏维埃为敌的潜逃的原乡长郭书清，自卫队员想把他当场枪毙以平民愤，特区革命委员会知道后立即制止，指示乡苏维埃将此人暂时收监，立案调查，待搜集证据，整理材料后举行公捕、公审。取证完毕后，在麻竹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逮捕，并押至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土地湾监房。经特区革命委员会复查、终审，鉴于该罪犯血债累累，证据确凿，将其押回沙子坡执行处决。
1934年8、9月间，敌军黎刚师奔袭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土地湾，虽然在半路就被红军打败，但从敌人的偷袭行动中，红军怀疑内部出了奸细，经查，奸细就是混进红军队伍的征粮部长方锡之。他与敌副团长肖素芝、敌乡长孙秀亭暗中勾结，将“省政府驻地在土地湾，只百十人，二十来条枪”的军情送达黎刚师部。初审时，方锡之矢口否认，并振振有词地把这一罪名转嫁到忠诚于苏维埃事业的几名干部身上。当审判员把他如何与肖、孙勾结，情报内容和与敌军师长黎刚接头地点、联络方式等等证据摆出来时，方锡之才脸色突变，软瘫在地。经公审，奸细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司法工作开展以后，还挖出了混进革命队伍的杨洪定、杨昌凡、兰献珍、刘兴元等反革命分子。此四人属地主，都有百多挑谷子的田产，设法混进红军队伍中，杨昌凡当了甘溪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兰献珍当了分队长，杨洪定当了副官。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于是他们暗中与敌区长敖朝聘勾结，写信向敖表达“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心。此案破获后，在上坝开了公审大会，红九师师长钟炳然、政委廖汉生亲自参加了公审大会。会上，按照《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二十二条关于“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的洗刷出去”的规定，杨洪定被判处死刑，处决于长岗岭，其他三人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司法系统的建立和司法工作的开展，虽然时间不很长，但工作量大，破获了大小数十个案件，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在社会中影响极大，受教育的面很宽，起到了宣传和组织群众，打击和震慑敌人的作用。这项工作，为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扞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和发展苏维埃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
六、推动商业的发展
红三军和黔东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苏区的商业发展，把推动和繁荣商业作为粉碎敌人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的一项重要目标来抓，主要措施有五项：
第一，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商业的政策。1934年6月，红军进入黔东不久，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印江发布的《没收地主豪绅之粮食财产之条例》规定：“对于商店和行商的货物财产不没收。地主经营商业的，除他粮食予以没收外，对于他商店的货物不没收。”此后不久发布的《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中又重申了这些政策。与此同时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中明文指出：红军的任务主要有九项，“五、取消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七、保护商店和来往行商。”这些政策的出台，使商界先前因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引起的恐慌心理逐渐解除，商界民心逐渐归附到苏维埃政权一方。
第二，认真实施“保护商业”的政策。为能很好地落实苏维埃的商业政策，红军所到之处，书写和张贴了“保护商店和来往行商”、“商人自由营业”和“买卖公平”等等标语，红军内部还进行“三不准”教育，即不准随意进入商店，不准私拿商店商品，不准强买强卖。苏维埃政府还派人提锣上街，边敲边宣传这些政策和纪律。苏维埃政府保护商人自由，从不干涉经营的商品和市场的关系，但禁止商人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保护商人自由经商，自由营业。有一次，一位商人担心其商品运输中不安全，提请红军保护，红军马上派出一个班护送。这件事在苏区商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苏区范围内商品运输畅通无阻，邮政商路也从未中断。苏维埃政府还用减免税收的政策促进商业发展，凡是进口食盐、布匹、粮食、中草药、西药、耕牛、仔猪、煤油等一律免税，一般小商小贩买卖减税，商家获得不少利益。
第三，创建国有商店。在此基础上，为了及时供应群众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粮食等等，苏维埃政府办起了国有商店。这项措施既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还增加了财源，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些店内销售的商品主要是战争缴获和罚没的部分物品，这些物品正是群众所需的，价格定得十分低，社会反映好。德江枫香溪、印江沙子坡、沿河土地湾、酉阳南腰界先后办了“红军商店”，秀山县办了一个“川黔旅社”，办得很红火。
第四，为调动店员积极性，苏维埃政府十分关心店员的生活。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颁布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规定，商人雇用的雇工，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如果加班，应付加班工资，“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每半月交付一次，直接交给工人本人”。对于青年店员，雇主应提高其训练程度，“并给他们普通教育”，雇主“须津贴其纸笔书籍之费用”，还规定，老板不得虐待店员。
第五，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红军和苏维埃以礼待商会，不派款，还保护正常商业活动。红军第一次攻打下沿河时，沿河商会代表各商家给红军送去200块银元慰问金，贺龙指示，宴请了商会代表并送上红军礼物以表谢意。在苏区政策的感召下，大多数个体商户按苏维埃政策诚实经营，为稳定和发展商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为了鼓励他们，苏维埃政府给了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上，130余名代表中，商界就分配了4名，并如期出席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苏区463名党、团员中，小商8名，学徒8名。商界人士第一次参与了苏区政权，这是商界的殊荣。
红三军和苏维埃政府所制定和践行的这些措施，在商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它安定了商界民心，调动了商家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商业流通和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进步，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为粉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