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元年（1567年）的一个清晨，紫禁城的内阁值房里已经亮起了灯火。一个身着绯色官袍的中年官员正伏案批阅奏折，此人便是刚入阁不久的张居正，时年四十三岁。
张居正的仕途，升迁并不快，但步步扎实。他是湖北江陵人，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少年时的名声就传遍湖广。主考官徐阶见他文章锋芒毕露，曾私下告诫：“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但官场如棋局，需懂藏锋。”张居正把这话刻在心里，入翰林院后，他没像其他新科进士那样忙着吟诗作赋、结交权贵，而是埋首于《大明会典》和历代奏疏中，琢磨“如何让国家变强”。
嘉靖朝的官场，被严嵩父子搅得乌烟瘴气。张居正当时只是个翰林院编修，人微言轻，却看得通透。他写了篇《论时政疏》，指出朝廷存在“宗室骄横、吏治败坏、边备废弛”等五大弊端，可奏折递上去，如石沉大海——嘉靖帝正忙着炼丹，哪有心思看这些“烦心事”。张居正并不气馁，他知道，时机未到。
此后几年，他借口养病，回到江陵老家。在乡下的三年里，他走遍湖广的田间地头，看到百姓因赋税繁重而卖儿鬻女，看到驿站官吏敲诈过往行商，看到河工因克扣工钱而怠工。这些见闻，被他记在《荆州府志》的批注里，字里行间全是“心疼”与“焦虑”。有次路过一座破败的驿站，他对随从说：“朝廷的政令，到了地方就变了味，这比外敌入侵更可怕。”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张居正被召回北京，升任国子监司业（太学的副长官）。他知道徐阶是务实之人，便经常向徐阶请教政务，还帮他草拟了几份整顿吏治的奏折，言辞恳切，措施具体，让徐阶暗暗赞叹：“此子有王佐之才。”
当时内阁里还有个厉害角色——高拱。高拱是隆庆帝做裕王时的老师，性格刚直，脾气火爆，看不起“只会掉书袋”的文官。张居正却能和他处得来，两人经常在值房里争论政务，从边防谈到水利，有时吵得面红耳赤，吵完却坐在一起喝茶。高拱曾对人说：“张太岳（张居正字太岳）这小子，嘴皮子厉害，脑子更厉害，是个能干事的。”
这种“藏锋守拙”的智慧，让张居正在嘉靖末年的官场站稳了脚跟。他不像海瑞那样硬碰硬，也不像严嵩那样搞阴谋，只是默默积累人脉，观察局势，等待属于自己的时机。就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的：“天下之事，非急功近利可成，需如匠人琢玉，慢慢来。”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帝驾崩，隆庆帝朱载坖（ji）继位。这位新皇帝性格温和，甚至有些懦弱，不像他父亲那样专断，却也因此给了大臣们施展的空间。徐阶作为首辅，主持了嘉靖帝的丧礼和隆庆帝的登基大典，还平反了嘉靖朝的冤假错案，释放了海瑞，一时间威望极高。
但徐阶知道，自己年事已高（时年六十四岁），需要找个得力的助手。他想到了张居正——此人既有才华，又懂变通，更重要的是，他和高拱关系不错，而高拱是皇帝的潜邸旧臣，说话有分量。于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徐阶力排众议，推荐张居正入阁，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接到任命时，张居正正在吏部核查官员档案。下属跑来报喜，他却只是淡淡一笑：“入阁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当天晚上，他没设宴庆祝，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重新翻看那篇多年前写的《论时政疏》，在上面补了一句：“今日再看，弊端依旧，当力行改革。”
初入内阁，张居正很清楚自己的定位——“辅佐而非主导”。徐阶提出“减轻赋税”，他就主动去户部核算钱粮，拿出具体的减免方案；高拱主张“加强边防”，他就去兵部查阅边军名册，建议“选良将、练精兵”。有次讨论是否开放海禁，大臣们吵成一团，有人说“海禁不可开，防倭寇”，有人说“海禁当开，通贸易”。张居正站起来说：“开海禁不是放任不管，可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收税以充军饷，同时严查走私，这样既利民生，又固海防。”这话既照顾了保守派的担忧，又支持了改革派的主张，徐阶和高拱都点头称是。
隆庆朝的内阁，堪称“黄金组合”——徐阶掌舵，高拱主兵，张居正主财，三人虽偶有分歧，却都以国事为重。有次高拱因为提拔自己的门生，被言官弹劾“结党营私”，气得要辞职。张居正跑去劝他：“言官弹劾是职责所在，您若因此辞职，反倒显得心虚。不如主动请皇帝核查，清者自清。”高拱听了他的话，果然化解了危机。事后高拱拍着张居正的肩膀说：“太岳，还是你脑子活。”
这段时间，张居正最亮眼的表现，是在边防事务上。当时蒙古俺答部经常入侵，边军屡战屡败。张居正分析后发现，边军最大的问题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将领频繁调动，士兵毫无斗志。他向隆庆帝建议：“让熟悉边防的将领长期驻守，如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等人，给他们自主权，允许他们就地募兵练兵。”
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矛盾，跑来投降明朝。消息传到北京，大臣们炸开了锅，有人说“杀了他，震慑俺答”，有人说“送回去，别惹麻烦”。张居正力排众议：“这是安抚俺答的好机会。不如善待把汉那吉，再派人去跟俺答谈判，让他交出汉奸赵全等，我们就送回他孙子，还可以封他为王，互通贸易。”
这个建议风险极大，一旦俺答不接受，就会引发更大的战争。高拱一开始也反对，张居正跟他彻夜长谈：“打仗劳民伤财，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何不试？”高拱被说动了，两人一起说服了隆庆帝。果然，俺答见孙子受到优待，又贪图贸易之利，同意了明朝的条件，还表示“永不犯边”。这便是历史上的“俺答封贡”，从此明朝北方边境安宁了几十年。
张居正的智慧，不在朝堂上的高声争辩，而在处理具体事务的“认真”里。他不像有些大臣那样“只画大饼”，而是凡事都要“落地生根”。
有次巡查太仓（国库），他发现仓库里的粮食大多发霉变质，账面上写着“存粮百万石”，实际能吃的不足三成。管仓库的太监解释：“粮食多了，难免发霉。”张居正没发火，只是让人把各仓的粮管员叫来，问他们：“你们自己家的粮食会让它发霉吗？”然后下令：“按地域远近调粮，近处的先吃，远处的通风晾晒，每月上报损耗，超过三成者治罪。”三个月后，太仓的存粮损耗降到了不足一成。
他还特别重视人才，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戚继光在东南抗倭有功，却因为不懂钻营，一直没被重用。张居正知道后，亲自向隆庆帝举荐：“戚继光练兵有方，可任蓟镇总兵，镇守北京门户。”有人反对：“戚继光只是个武将，怎能担此重任？”张居正说：“能不能担责，看能力，不看出身。”果然，戚继光到蓟镇后，修长城，练边军，蒙古人再也不敢轻易南下。
但张居正也并非完人。他深知官场险恶，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也会用些“手段”。有个叫刘台的御史，总弹劾他“专权”，张居正没直接报复，只是在刘台考核时，给了个“不称职”，把他调到地方当知县。有人说他“心胸狭隘”，他却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若事事讲宽容，改革寸步难行。我不是要整人，是要让想干事的人能干事。”
隆庆五年（1571年），高拱成为首辅，张居正任次辅。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高拱性格急躁，想“大刀阔斧”，张居正主张“循序渐进”。有次讨论是否废除“一条鞭法”（嘉靖朝开始试行的赋税制度），高拱说“此法扰民，当废”，张居正说“此法虽有不足，却能防止官吏盘剥，当改不当废”。两人争执不下，最后隆庆帝拍板：“按张居正说的办，先改后行。”这让高拱心里很不舒服，私下对人说：“太岳这是要抢我的权。”
但即便如此，两人在大是大非上仍能保持一致。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帝病重，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殿托孤。看着病榻上奄奄一息的皇帝，听着“辅佐幼主”的嘱托，两人对视一眼，之前的不快烟消云散，一起跪下磕头：“臣等必不负陛下所托。”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隆庆帝驾崩，十岁的万历帝朱翊钧继位。临终前，他任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
此时的张居正，心里清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高拱虽为首辅，却因性格刚愎，得罪了太监冯保（万历帝的“大伴”），而冯保与张居正关系密切。一场围绕“谁主导朝政”的官斗，已拉开序幕。
但张居正并没有急于出手，他像一个耐心的猎手，等待最佳时机。他依旧每天准时到内阁，处理政务，批改奏折，。有次儿子张嗣修问他：“父亲，您现在是次辅，将来能当首辅吗？”张居正摸着儿子的头说：“当不当首辅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做成事。若能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就算当次辅，也无所谓。”
隆庆朝虽然只有短短六年，却像一道桥梁，连接了嘉靖的腐朽与万历的革新。而张居正，便是这道桥梁上最重要的“承重柱”。他在这六年里积累的经验、人脉和威望，都为后来的“万历新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终于走到了舞台中央。但回望隆庆朝的岁月，我们会发现：所有的“锋芒毕露”，都始于“潜龙在渊”的隐忍；所有的“力挽狂澜”，都源于“脚踏实地”的积累。张居正用六年的内阁生涯证明：真正的政治家，不仅要有改变世界的野心，更要有改变世界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