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普遍、也最敏感的骚动，则来自工分分配。城寨内部一切劳动价值都用“工分”衡量，工分直接决定分到的粮食、生活物资和未来的保障。原本寨里实行“大锅饭”工分制：按日计工，男壮劳力12工分\/日，妇女10工分\/日，孩童5工分\/日，老弱3工分\/日。人力车工坊的工分标准，尤其是核心环节如车架设计、关键部件制作、伞面精细缝纫等，因其技术含量高、对产品品质影响大，被计得远高于寨内其他工作（如清洁、巡逻、简单搬运等）。
巨大的工分差距，迅速点燃了不满。人力车投产三个月，车缝组的阿珍带着七个姐妹，每人每月能挣350工分（因赶工额外加50分）；铁匠铺的阿强师徒四人，月均400工分；连木匠铺的陈阿福，都因赶制车厢拿了380工分。反观洗衣组、卖菜组，月均才200工分。
“凭啥她们车缝组能多挣？”卖鱼的海叔拍着案板，“我天不亮就去码头蹲货，一担鱼扛下来汗湿半截衫，才挣12工分！她们坐着缝机器，凭啥多拿？”
“就是！”洗衣妇阿芳扯着嗓子，“我家阿强（丈夫）在铁匠铺当学徒，每天干十小时，才拿8工分——铁匠阿强自己一个月倒拿400工分！这工分算得公平吗？”
“凭什么他们敲敲打打就能拿那么高工分？我们看门护院、清扫街道就不是为寨子出力了？”负责夜间巡逻的阿炳愤愤不平，“都是一个寨子的兄弟，差别也太大了！我看，就该让工坊多招人，轮班进去干，让大伙儿都有机会挣这份‘高工分’！”
“是啊是啊！技术活是重要，可也不能光紧着那几个人啊！大家都要吃饭的！”一些从事辅助性工作的人纷纷响应，他们觉得工坊的成功是集体的功劳，理应让更多人“雨露均沾”，哪怕只是进去做点简单的、计分稍低的工作也好。这种“平均主义”的诉求，背后是对现实利益差距的焦虑。
“高工分”像一块磁石，吸引着羡慕的目光，也招致了嫉妒的非议。工坊内部的人压力倍增，既要保证产量质量，又要承受寨内其他成员或明或暗的审视；工坊外的人则感到被排除在核心利益之外，心态失衡。
这三种骚动——对生活空间被挤压的愤怒、对“分家单干”的试探、对工分分配不均的抱怨——像三条不安分的暗流，在城寨内部涌动、交汇。它们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在巨大的成功和随之而来的压力面前，城寨这种高度集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是否还能持续？利益该如何分配？未来该走向何方？
议事堂里挤满了人，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二十五位代表，依照轮值抽签的结果落座，构成了一幅城寨的微缩图景：五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最年长的赵伯七十有二，眼神浑浊却透着岁月沉淀的固执；五位半大不小的少年少女，最小的阿秀才十三，脸上带着稚气未脱的紧张和好奇；五位壮年女性，洗衣组的阿芳、织网组的秀莲都在，神情坚毅，眉宇间刻着生活的重担；十位壮年男子，如铁匠阿强、木匠陈阿福、人力车夫张叔等，或精悍、或沉稳、或带着几分焦躁。
陈掌柜和刘老师坐在上首，面前摊开着厚厚的工分记录簿和议事日程。陈掌柜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全场：“诸位街坊代表，今日首议，关乎我九龙寨城立身之本。第一个议题：九龙寨城，究竟该是一座安身立命的居住地？还是全力运转的生产地？又或，二者兼而有之？如何兼得？请诸位代表，畅所欲言，为城寨未来计！”
话音未落，坐在壮男代表席首位的阿昌（夫妻都是刺绣高手，带领寨子的绣队从洋行买办处接活回寨里做，工分收入较高，家中无人直接参与工坊核心生产）立刻站了起来，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
“这还用议？当然是住人的地方！看看现在寨子里成什么样子了？染缸臭气熏天，铁锤震得人脑仁疼，木屑飞得灶台上都是！娃娃睡不好，老人喘不顺！‘飞燕’是挣了大钱，可这大钱是要用大家的命换来的吗？要我说，趁着现在势头好，把整个工坊都搬出去！找个宽敞地方，独立门户，该招人招人，该分钱分钱！我们大家伙儿也能落个清净！”
他话音一落，几位同样家境较好、家中劳力多在寨内从事接外面手工活的壮男代表纷纷点头附和：“阿昌说得对！寨子就这么大，总不能为了一个工坊，把所有人的活路都堵死！”、“独立出去，工坊能发展，我们也能过回人过的日子！”
“放屁！”一声尖利的反驳来自壮女代表席。阿梅嫂抱着襁褓中哭累睡着的孩子，眼圈发黑，声音却异常高亢：“搬出去？独立核算？说得好听！工分大头都归了外面干活的和管事的，我们这些寨子里做杂务、看娃娃的怎么办？工分一下子少一大截，喝西北风去？要我说，不但不能搬，还得扩！把寨子里能用的地方都用上！把能喘气的都拉进来干活！不就是吵点脏点吗？忍忍就过去了！工分挣到手才是实在的！把整个城寨变成一个大工坊有什么不好？家？有工分才有家！没工分，再清净的家也是个空壳子！”
她的话引起了好几位壮女代表和几位老年代表的共鸣，尤其是那些家中没有壮劳力、主要靠低保工分和简单劳作工分过活的家庭。一个驼背的老婆婆颤巍巍地补充：“是啊，阿梅说得在理…我这把老骨头，缝缝伞面还行，搬出去…谁还要我？留在寨子里，好歹有口饭吃…”
赵伯拄着枣木拐杖站起，拐杖头磨得发亮，道“咱为啥挤在这巴掌大的寨子？为的是个‘安’字：屋顶遮雨，墙根挡风，娃娃们能在灶膛边打盹。”
“可如今呢？”赵伯咳嗽两声，“铁匠铺的锤子敲得我家阿婆半夜犯心脏病，木匠铺的刨花堆在门口，我家小孙子上周被扎破了脚！上个月我去油麻地看外甥女，她家住的是带院子的瓦房，晚上能听虫鸣——咱寨子呢？”他拍着桌子，“再这么下去，寨子成了工场，家成了宿舍，咱这些老骨头，连口热汤都喝不安生！”
“赵伯说得是！”卖云吞的王婶挤到桌前（她是另一户老代表），“我家阿福（小儿子）才七岁，上个月在车缝组捡线头，被缝纫机扎了手指——要搁以前，他在院子里踢毽子，哪能受这罪？”她撩起围裙擦眼角，“咱要的是能睡安稳觉的家，不是机器轰鸣的厂！”
这时，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代表（抽签抽中代表一户，其父在工坊打铁）怯生生地站起来：“我…我觉得吵死了…晚上写作业都静不下心…能不能…别那么吵？”他旁边一个稍大点的女孩（代表另一户，其母缝伞面）也小声说：“染布的味道太难闻了，衣服都洗不干净…”他们的声音不大，却代表了那些无法参与核心生产却又深受其害的普通家庭孩子的心声。
“安静点吵点忍忍也就罢了，关键是工分！”一位壮男代表（家中劳力主要在巡逻和搬运，工分中等）拍着桌子，“凭什么工坊里的人工分那么高？我们干的就不是活了？要么就把工坊门槛放低，让大家轮着进去干，都能挣那份高工分！这样寨子里也公平！”
“胡闹！”李铁匠作为工坊核心代表，又是壮男，猛地站起来，声如洪钟，“手艺活是儿戏吗？轮着干？生手进去，做坏了料子，耽误了工期，砸了‘飞燕’的牌子，大家伙一起喝风？工分高是因为手艺值这个价！不是谁都能干的！”他的话得到了另外几位工坊核心匠人代表的坚决支持。
“赵伯，王婶，我理解你们心疼娃娃。”铁匠阿强粗着嗓子接话，他卷起袖子，胳膊上的肌肉鼓得像铁砧，“可咱寨子靠啥活？上个月人力车卖了三百辆，赚的银子够全寨吃半年！要是把工坊搬出去，咱寨子成啥了？成睡觉的窝了？”
“就是！”人力车夫张叔拍着大腿，“我在车行干了五年，就数咱寨子的人力车结实——为啥？因为阿强打的轴，陈阿福做的榫，阿珍缝的车篷，都是寨里人盯着！要是搬出去，让外头人做，车轴断了砸了人，咱寨子的名声就砸了！”他指了指窗外堆成山的木料，“再说了，搬出去要租房子、交地租，赚的钱得分一半给地主——咱寨子现在赚的，可都是自己的！”
最年轻的壮男代表、十九岁的木匠学徒阿福仔挠了挠头：“我师父说，咱寨子的榫卯手艺是‘独一份’。上个月有个洋行的买办来问，要订五百个车厢——要是搬出去，咱能把活全接下来；要是留在寨里，地方不够，误了工期，买办转头找别人！”他挠了挠后颈，“再说了，我学徒期刚满，要是工坊搬出去，我爹（陈阿福）肯定让我跟着去——可我不想离开寨子，我奶还等着我给她打张摇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