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图纸是从一堆废铜烂铁下翻出来的。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叫栓子，在风箱厂北侧塌陷的地沟里发现它的时候，还以为那是废报纸。他揣进怀里，本想当成夜里点火煮面的引子，结果火没点着，却在一片黑暗中看清了那页纸上密密麻麻的笔迹——全是编号、箭头、名字的拼写和奇怪的轨迹线。
“你们来看，这像不像……死人留下的地图？”
我第一次看到那张图纸，是被栓子的父亲老栓送来回音者据点的时候。他手拎着一包装饭的塑料袋，神色疲惫得像刚从另一种风箱厂逃回来。他低声说：“那地方……不干净。但我儿子没说谎，你们看看吧。”
我在灯下摊开图纸，看见了熟悉而又陌生的线条：那不是普通的图纸，那是编号式的信息排布方式，一种只有被迫训练过的人才懂的“灰工脑图”。也只有风箱厂的旧编号工人才会这么画，因为他们习惯用“存档逻辑”来记忆活人。
角落上，印着一行铅笔字：“我是q-F112；我画下我消失的方式。”
q-F112，这个编号我一眼认出。他是风箱厂一期实验段的测试者之一，因精神错乱自焚未遂被转入黑箱系统。他的档案在系统中被定性为“高污染传播因子”并遭到封存，不允许任何编号网络中提及。
我指着这行字问老栓：“你们家那边，有人在找这个人吗？”
老栓摇头，“不知道，我就记得那年听说厂里有人疯了，在钢管里乱喊自己的编号。”
我们将图纸扫描后送去回音者数据组解读，用了一整夜。结果显示：那不是一张平面图，而是一个混合记忆复刻结构体，类似“数据死前对场域记忆的主动构建”。也就是说，q-F112可能在死前，用极端方式把自己脑中所记的编号死亡图谱，画成了一张纸。
其中大约标记了48个编号者的死因、路线、被封锁的时刻、以及他们曾出现的空间坐标。
那是一份编号坟场的草图。
我们沉默良久，然后决定启动一个计划，把它命名为“F112图纸项目”。
那一夜，我没有合眼。我一直在想：如果编号者能自己画下死亡，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完全死去？他们试图记住，他们努力留下痕迹。而我们，是不是就是那一批愿意用力去读这些“痕迹”的幸存者？
第二天，我带着图纸副本，回到风箱厂废墟。旧区比我想象得更荒凉，很多墙体已坍塌，铁架全锈。风吹过的时候，能听到楼板深处那种“编号人的脚印声”，是幻觉，也是记忆的一种重演。
我试图根据q-F112的线条重新走一遍路径。第一站是废水间，他在图上标记了“坠水点”。我踩着滑湿的砖块走进去，发现地上有一圈焦黑的痕迹，像是某种小型爆炸留下的热灼斑。
我拿出终端，扫描了一下，果然，灰工时期的热能残余还在，说明这不是幻觉。
再往后是机修区——他画了个箭头，写着：“她在这里找过我。”我一开始不明白“她”是谁，直到那晚审图时，有个老编号人说：“他们有时会在图纸上不写名字，只写‘她’‘他’‘它’，那是他们心里默认的、不可说的编号鬼。”
我没敢多想。
在机修区的废机座里，我找到了第二张纸，叠得四四方方。打开后是一张人物结构描述图：一个少女，眼睛被画成空白，手里拿着一张编号卡，身上写着“q-F119”。而右上角一行话让我汗毛竖起：
“如果你看到我，说明你已经进入图纸。”
我看向四周，突然觉得整个风箱厂都像是一张被放大的图纸，而我只是一个正在被重写的人物。
我退出去，回到据点，和钟若谣、老沙、阿妹三人开了紧急会。
我说：“F112画下来的不是死亡地图，而是一种信息召唤图。”
老沙脸色苍白：“你说得好听，那玩意分明是图像咒术！”
阿妹盯着图纸说：“你们看这张少女图上的编码方式，她用的是编号前缀‘q-F’，这是系统内部测试用的分支编号，不能用于正式命名。但她在图上手持编号卡，这说明——她被编上了，却从未被正式归档。”
“等于是一个活着的编号幽灵？”我问。
没人回答。
我们当即启动回音者反转档案任务，试图在系统或暗网中找到q-F119的任何记录。找了七天，没有一点痕迹。
第八天，钟若谣在一个失效的编号数据残片里发现一个乱码压缩包，解压后，是一段模糊视频，一个女孩坐在旧厂废墟前，对着镜头笑。
她的笑容极淡，但背景里的风声与我在风箱厂听见的一模一样。
“是她。”我低声说。
钟若谣点头：“但视频日期显示为两个月后。”
“什么意思？”我问。
她看着我：“我们看到的是，尚未发生的过去。”
那晚，我把图纸装裱后挂在纪念墙对面的铁壁上。它像一面倒过来的镜子，反射着编号者如何在消失前画下自己的路线。
我们决定，把这张图纸制成下一阶段的资料封面。
风箱厂里的灰烬从未散尽，每一粒，都是一个编号者最后的选择：我将如何被记住。
而q-F112，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用铅笔、废纸和熔炉的火，画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