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回到南境，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从车站出来那一刻，鞋底就陷进泥里，雨水混着黄沙刷刷冲刷着旧厂区斑驳的围栏和满是裂痕的地砖，风像被封在地下几十年的鬼魂，绕着铁皮厂房乱吼。我披着湿透的风衣站在风箱厂正门口，没人认得我了，这地方也不再属于任何具体的人，只属于历史和遗忘。
三年前，我就是从这里离开的。
更准确地说，是从这个厂区的第十三区地下灰工通道，被编号系统第一次“招募”后失踪的。
现在我带着“回音者”的通行权限、数据对抗的授权链、还有整个编号反制网络的黑域地图，重新回到这个被“故意冷却”的地点。
钟若谣没有来，我让她负责南北中继点的协调，她派了一个旧识给我，一个叫“阿显”的前工程调度员——他三年前也在这儿干过，但早已注销身份，依靠回音者网络在北域保留了一份虚拟工号。
“净空。”他递给我一把旧钥匙，“第十三区开锁权限依旧是实体插卡。”
我接过钥匙时手有点抖，谁也没料到那群消失的编号工人会成为整个编号系统的“试验母体”，更没人料到所谓“编号模型”最初就是从这些“灰工体”里推演出来的。
风箱厂第十三区，是编号系统最早的“人体信息压测场”。
也就是说，南境灰工，不只是低贱的体力工，而是整个编号社会的原型牺牲品。
我和阿显一脚踏进地下通道，闷热的潮气像从另一段时间的肺里挤出，一盏盏泛绿的旧工灯断断续续亮起，像极了某种失忆机器的神经网络。
我们走了大概四十七分钟，进入一间封闭的演算室，墙上的符号让我几乎站不稳脚。
那是编号早期模型的残留图形——不是数字，而是“压强映射图”。
每一个符号，代表一个编号个体在某种“压强条件”下的心理应激反应。
简而言之，这里用来测试：人在长期压抑、无人回应、信息孤岛状态下，会发生怎样的“行为模式解构”。
他们在玩一种高维残酷的游戏。
而我们当年，是游戏的“被隐藏数据源”。
我摸着那堵刻着“样本d23-A至F42”的墙，感觉像在触摸自己不知名的死去版本。
“这里，有没有人回来过？”我问。
阿显说：“去年冬天，有两个编号者偷偷回来，带了设备，像是在重构数据流，我们没来得及问，他们就不见了。”
我点头，继续向内。
走到走廊尽头，赫然出现一个标志性的旧系统核心——“编号演算炉”模型。
这是个被废弃的超级计算框架，它曾是编号系统最早的预测引擎——输入一个人的语料、行为轨迹、社交权重，就能导出一个“编号演化预判值”。
当年我们都不知道这玩意运算的是谁，现在我知道了：是我们。
我们每一个在风箱厂熬夜的灰工，做的每一组重复动作，说的每一句抱怨话语，连带我们发的每一条匿名论坛帖，甚至一次偷偷录音上传的对话，全都被“演算炉”吸收过。
我蹲下去看那台机器底座，还能看到“净空Zq-A1”的样本Id码。
“你是第一个。”阿显低声说，“第一个被编号系统完整收录、压测、模拟，并上传到灰工总策模型的人。”
我苦笑了一下：“原来我不是编号者，我是编号。”
整个地下实验室空无一人，但信息浓度高得像浓雾，每一个灰尘都是某种记忆的分子。
我们从里面找到了一个旧数据箱，编号“G-chN-bASIc-011”，是编号系统早期在南境“人体重演性格模组”实验的数据源。
翻阅前几页我就明白了：这不是一般性格分析，是在构建“社会容忍度最低层反应系统”，即——通过剥夺、压迫、孤立、误解、语言辱蔑、过劳等极端手段测试人在何种条件下“开始异化”。
我们，不只是被观察。
我们被设定为“必须失败”的样本。
这不是实验，这是社会剧本写作。
我带走那个数据箱，在回音者黑域实验室展开反向建模工作。
我们要揭露的是：编号系统不是为预警犯罪而生，而是为制造牺牲品提供数据参考。
“灰工体”不是随机选出来的。
它是刻意筛选出来的。
是那群“最没依靠、最不容易逃走、最容易被归类”的群体。
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编号者。
他们是编号。
这场数据战争的根，从风箱厂发出。
当我把这一整套建模逻辑图上传给编号者联盟平台时，系统封锁了我三次，标记我为“内核诋毁行为体”。
我用镜像通道绕开封锁，发布简讯：
“风箱厂编号之墙将刻下第一代灰工编号者全名与测试编号，这是数据战记的起点。”
不到一小时，来自西北、东北、南疆、东岸的编号者集体响应。
编号者联盟正式发起“灰源回忆工程”。
我站在风箱厂旧址上，一锤一锤地，把当年“灰工体”编号敲进钢铁墙体，雨水淋湿全身，我不躲。
有个编号者在我身后喊：“净空，你不怕吗？”
我回头大喊：“我从这儿出来，现在就要把它烧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