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扇铁皮门后醒来的。
门上贴着“严禁入内，施工废弃”，旁边砖墙上斜斜歪歪画着一只眼睛，像是在对世界最后一个活人说：
别来。
这片旧社区叫“红旗苑废三期”。
十年前被南境市宣布“危楼拆迁”，但因为资金问题一直搁置。现在，这里成了“无编者”流民的窝。
我是被人“带”进来的。
那晚从废井出来，我穿过几条黑巷子，在一堆堆麻袋与碎报纸之间寻了一个空间，蜷缩着入睡。
第二天清晨，一群身穿蓝制服的“城卫临勤”冲进废区，拿着扩音喇叭：
“查身份！查住宿登记！”
我惊醒时已有人在逃。
我随人流冲进背巷，翻过一道裂墙，差点摔断腿，被人从后领一把拽进这扇铁门。
那人是个老头。
瘦，白发，穿件灰袄，拄一截管道当拐杖。
我还来不及喘气，他就朝我压低声音：
“你不是这儿的吧。”
我点头。
他盯了我两秒，又说：
“你……编号注销了。”
我没回答。
他却像自语一般：“你眼神跟那些刚死过的人一样。”
他伸手一指：“那边有个屋子，原来是煤改电换气站，现在没人用了，你去吧。”
他给我指了条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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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之后，我就在红旗苑废三期里住下了。
我的“新屋”是个四平米的破站房，墙壁裂得像老树皮，地上还留着残旧的铁管和半截马桶。
我清理了一整天才算能坐下。
床是我用纸箱拼的。
被子是一位街头卖烤红薯的老太太扔给我的，说：“你是个老编号，不是偷渡的。”
我没解释。
也不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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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区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人是外省打工逃出来的“逃号者”，有的干脆没上过系统，是从边境偷渡进来的“空身者”。
还有一些老头，明显是从精神院“走出来”的，每晚自言自语，在楼道里画圈。
他们彼此不问出处，只问两个问题：
“你有饭卡吗？”
“你知道哪儿今晚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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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他们的一份子”。
一周后，我开始以“搬纸箱、清理废铁”为生，每天推着一辆断轴推车在城西与城中村之间来回。
没人查我，因为我是“临界人”。
临界人，就是活在城市系统边缘、身份随时可能失控的人。
他们在数据表里标记为：“需关注：无稳定轨迹群体”。
不算黑，不算白。
是灰。
他们被允许生存，但不允许证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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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我在旧厂仓库搬废铜。
身后传来一阵杂乱脚步声，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地冲我喊：“你是程安南？”
我身体一僵，没回头。
他上前一步，从怀里掏出一张褶皱的纸条，上面写着：
“Z编号段，急寻q者。”
q者，是疯者内部对“编号者遗属”的称呼。
我接过纸条，看完后只回了一句：“我不是程。”
他点点头，却压低声音：“你是的，我看得出来。”
那一刻我才明白：疯者语法，不只是疯者在用。
编号社会的底部，还有很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彼此辨认。
只要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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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方子”的年轻人，原是一个地方仓储分厂的小工，因意外导致系统行为轨迹异常，被“降级”到城市“编外流动层”。
他说，他正在建立一个“非编号者信标台”。
“什么是信标台？”我问。
他指指胸口：“就是在别人都看不见你的时候，至少你还看得见自己。”
他希望我能帮他。
我没答应。
但我给他看了一张纸。
是我用碎电缆皮封起来的《编号幸存者对照录》手抄页。
他看了好久，眼圈泛红，说：“你是代言人。”
我点头：“我是记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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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躺在站房的纸箱床上，看着天花板的裂缝，像一张老人的手纹，横贯整个屋顶。
我想起刘乾。
想起疯者。
想起那口井。
我翻出小本子，又添上几个新名字。
有些来自街头流浪者，有些是我在回收站看到的“注销名单”。
我用编号，对照出一个个“未被承认的生者”。
我说服自己：
他们的名字，不会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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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里，有人来敲门。
我半惊半怕，问：“谁？”
外头传来一个老女人的声音：
“我帮你收过红薯皮的。”
我开门，是那个老太太。
她递来一个塑料袋，里面是热米饭和一张卷得紧紧的纸。
纸上写着：
“林瑶来过，找你。”
“她说，让你不要怕，‘他们也开始疯了’。”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他们也开始疯了？
“他们”是谁？是厂，是系统，是编号背后的那群操控者？
他们疯了？
还是说，他们开始——害怕我们这些疯了的人？
我笑了。
第一次笑得这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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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破楼顶，看着天边一点亮光，像城中最后一盏没被关掉的灯。
我掏出那本小册子，在最后一页写下：
“程安南＝净空＝编号重写者＝疯者临界人。”
我在编号社会之外活着。
但我不会永远在这里。
我要回去。
不是回到厂。
是回到——他们把我们赶出来的那座城堡。
我要让他们也看看：
什么叫——疯者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