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调岗令”的那天，天是晴的，厂区却像一口正在加热的锅。
人行通道上有几道警戒线——不是为安全设的，而是为控制“精神不稳定人员”的路径。
他们说我是“情绪波动严重，绩效曲线异动，需转入E级观察点”。
字面上叫“绩效评估延伸组”，但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张判疯的纸。
系统上报的行为模型显示我近期“语言频繁脱轨、沉默值超标、异常关联指数暴涨”。
通俗点说，就是“你像要疯了”。
但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正是因为太清醒了，才成了“被疯”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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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纸调岗表递到我手上的时候，签发人是那个叫马彬的技术副主管。
他将表推到我眼前时，用一种既不冷漠也不温和的口气说：
“你别太紧张。这不算处罚，是个过渡。系统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太‘认真’了。”
我接过表，没说话。
“认真”在这个厂里，从来不是褒义词。
你要是认真对待伤亡，你就是“不识时务”。
你要是认真处理漏洞，你就是“破坏流程”。
你要是认真对待编号里的每一个人名——
你就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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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E级观察点，其实是一栋靠近污水冷却塔的三层小楼。
外表刷着“健康干预与心理调节中心”，内部格局却像极了老式收容室：封闭走廊，监控全开，门口站着两个“调岗协助员”——也就是穿厂服的保安。
我被带进去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再不是“员工”了。
我是个待检验的“精神问题样本”。
我甚至见到了旧识——那个曾因“频繁交谈不合规定”而消失过的老工“于老狗”。
他现在躺在一张金属床上，两眼无神，嘴里却不停嘟哝着什么。
我凑近听了几句：
“编号不是人，编号是命……编号忘了，人就完了……编号编号编号……”
他疯了吗？
我不知道。
但他确实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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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安排在一间墙漆已经斑驳的小房间里，门外挂着“观察室03”。
每天有三次打饭、两次测压、一小时集体沉默“冥想课”，还有固定的“行为访问”。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系统在看我是否“顺从”。
只要我配合，我就有“调回正常岗位”的可能。
只要我不配合——就再也不会有人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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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行为访问时，是一个年轻女调查员带着一台平板电脑进来的。
她没报名字，没报工号，只说了一句：“你想不想出去？”
我点了点头。
她眼睛盯着屏幕：
“那我问，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特别重要？”
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她淡淡道：“系统监测你近期行为数据呈现‘救世型倾向’。”
我明白了。
我做的那些编号登记、伪造档案、对抗注销，系统都看在眼里。
在它们看来，我不是“在救人”，而是在“妄图拯救世界”。
这是精神病学里一种常见诊断：救世型妄想。
“你觉得你能改变什么吗？”她又问。
我摇头：“不能。”
“那你为什么要写那些编号？白工名单？静默档案？”
我笑了。
我反问她：“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写过日记？”
她没说话。
“你写，是为了改变世界吗？”
“不是。只是怕忘。”
我望着她：“我也一样。”
“我是怕——没人记得他们。”
她盯着我良久，合上平板：“你的答案——系统会记录。”
那一刻我知道，我得装疯。
不是真的疯，是“被系统承认的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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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开始，我不再说完整的话。
只用编号代替人名。
吃饭的时候，我开始左手抓饭，右手打节拍。
“q-w065…q-w065…”
洗澡的时候，我故意用冷水冲头，一边笑一边哭。
我刻意不睡整觉，只在凌晨三点半起身，在房间来回走动，然后突然趴在地上不动。
我知道那角有摄像头。
我还知道，他们会将这一切输入系统，生成“疯癫指数”。
只要这指数达到某个临界点，我就能“被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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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饭时，一名叫马舌的疯者坐到我旁边。
他声音低得像蚊子：“你不是疯的。”
我盯着他。
“你在装。”
我笑了笑：“你也不是疯的。”
马舌眼角抽了下：“你以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知道。”
“但他们不管你装不装。”
“他们只要你配合‘疯’。”
我点头。
“疯，是一种配合。”
“疯，是一种姿态。”
马舌笑了，笑得像哭。
“那你疯吧。”
“疯久了，就真疯了。”
他起身，往墙上撞了一下，血从额角流下来。
没有人阻止他。
第二天，他被送去封闭室。
他用疯，换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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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疯，不是病，是武器。
你越是清醒，越危险。
你越是正常，越得解释。
你越是试图留下证据，越是招来“清理”。
他们只要疯。
疯了，你就成了系统的“死文件”，不会再触发审核程序。
疯了，你就进入那片“寂静数据带”，系统默认你已“失控无害”。
疯了，你还能活。
而我现在要的，正是“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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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坐在床角，看着对面墙上那些划痕。
那是疯者留下的日记。
“一天。”
“两天。”
“六十七天。”
“编号q-L021消失。”
“编号q-S009没有回来。”
“编号q-w013被清除。”
我用指甲在墙上补了一行：
“编号q-S001，在此疯。”
我轻声念出：
“我疯了。”
“你别信。”
“你别信。”
“我疯了——只是想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