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莫氏，既是对其忠诚的回馈，更是大明经略周边的一步妙棋。
高平虽小，却扼守要道，十万人口不多，却能成为稳固边疆的基石。莫氏倾尽所有派出二百人助战，这份投效之心本就该被善待——皇帝的勉励与割据许可，已然定下“恩威并施”的基调，而骆尚志允许其士卒参与基础操练，更是将“输血”换成了“造血”。
让莫氏在明军的影响下学会整军经武，既能使其具备自保之力，避免被周边势力吞并而导致边疆动荡，又能以其为范本，向其他藩属展示“依附大明可得实利”。毕竟，一个听话且有能力守好门户的小弟，远比一群散乱的墙头草更有价值。
更何况，莫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面旗帜。看着它在大明庇护下站稳脚跟，周边势力自然会掂量与大明为敌的代价，也会更主动地向大明靠拢。这般以点带面，方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将边疆的稳定牢牢握在手中。
莫氏若想做大到“养虎为患”，还差着几道难以逾越的坎。
其一，家底太薄。十万人口撑死能养两千兵，这点规模连明军一个营都比不上，更别说打造像样的火器工坊——没有持续的资源投入，连鸟铳都得靠大明接济，何谈与明军抗衡？
其二，命脉捏在大明手里。高平的盐铁、布匹皆需从大明输入，连“模范藩属”的名分都是朝廷给的。真要生异心，断了补给线再扶持个旁支，莫氏转瞬就得垮台。
其三，周边都是眼睛。其他藩属国本就对莫氏得大明青睐眼红，若它敢扩军，不用明军动手，邻居们就得联手制衡——小国间的猜忌，本就是大明最好的防火墙。
说到底，莫氏能依仗的唯有大明的庇护，就像藤蔓缠上大树，离了这棵树，风一吹就倒。与其担心养虎，不如借它这棵“墙头草”，让周边势力看看：跟着大明有肉吃，叛离大明没好下场。这才是更稳妥的制衡之道。
和李成梁的“养虎为患”比起来，大明对莫氏的扶持，从根上就不是一回事。
李成梁当年对努尔哈赤的纵容，是有意保留边患以固自身兵权——他放任女真各部互斗，又刻意扶持努尔哈赤制衡其他势力，等于亲手给了对方坐大的土壤。更要命的是，他既没掐断女真的资源供给，也没限制其军事实力，反而借“边贸”让对方得了铁器、粮食，最终养出个能掀翻大明的后金。
可对莫氏呢？大明给的是“名分”和“规矩”。允许割据高平，却卡死了盐铁等命脉；教队列操练，却绝不让其染指核心火器技术；甚至故意让周边藩属盯着它，用小国间的制衡消解其扩张可能。莫氏就像圈在栅栏里的羊，能吃草能繁衍，却绝无冲破栅栏的力气——栅栏的钥匙，始终捏在大明手里。
李成梁是“养虎防患”，结果喂饱了虎；大明对莫氏是“驭犬护院”，链子始终攥在手里。一个是放任失控的权术投机，一个是算准了分寸的边疆治理，本质上云泥之别。
国家策略层面的“扶持”与私人利益驱动的“养虎为患”，核心区别在于是否有底线与制衡。
国家层面的扶持，从来带着清晰的框架：给资源但控命脉，给空间但设边界。就像大明对莫氏，给名分、允割据，却卡死盐铁火器；教操练、助自保，却用周边藩属形成牵制。所有支持都服务于整体战略——以最小成本稳定边疆，而非让其无序扩张。这是“可控范围内的借力”，如同给风筝系上绳子，飞得再高也拽得回来。
而私人利益主导的“养虎”，本质是借“虎”谋私。李成梁纵容努尔哈赤，是为了靠边患巩固自身兵权，甚至借边贸中饱私囊。他刻意模糊制衡边界，对女真的扩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让“虎”挣脱掌控。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背离了国家利益，成了“为私利养祸”，如同解开绳的风筝，迟早失控坠毁。
一个是棋盘上的落子，步步有后手；一个是赌桌上的投机，只顾眼前利。这便是本质分野。
萧如薰心里跟明镜似的——这点制衡手段，哪够让朝廷那帮文官提刀的？
真论起平衡之道，文官们能把纵横捭阖玩成绣花。今日抬莫氏压安南，明日扶占城掣莫家，既让藩属们个个觉得离了大明活不成，又让他们互相咬得牙根痒。盐铁掐着，岁贡盯着，偶尔赏几杆鸟铳当甜头，转脸就把操演图谱给了隔壁部族。
莫氏想坐大？文官们能先借着“核查贡赋”的由头派个通判去盯着，再挑唆周边小国去抢几亩稻田，逼得莫氏只能哭着来求大明主持公道。从头到尾，刀光藏在笑脸后，血腥味裹着丝绸香，既让藩属们服服帖帖，又断不了对大明的依赖。
萧如薰不过是在战场上摆开架势，真要论朝堂上的水磨功夫，他这点手段，在文官们眼里怕是还嫩着点呢。玩脱？那得看谁来玩——这群把制衡玩成本能的主儿，早就把秤砣系在了指尖上。
论起玩心眼、布棋局，这蓝星上其他国家的政客捆一块儿，怕是也接不住这边文官们的三招两式。
这群人打小浸在经史策论里，把“制衡”二字嚼得比米还碎。远的不说，单看朝堂上的你来我往：户部掐着兵部的饷银，言官盯着督抚的政绩，连宫里的太监都得懂几分“平衡术”。对外更是炉火纯青——给莫氏一块“模范藩属”的牌匾，转头就许安南“互市减税”，让两边既争着表忠心，又得互相提防，谁也不敢真越界。
他们不用枪炮，单凭几道圣旨、几封密函，就能让周边势力斗得头破血流，最后还得哭着喊着求大明主持公道。那些外国政客捧着的“地缘战略”，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孩童搭积木——看似精巧，实则一推就倒。
真要论玩策略，这边的文官能把人心算计到骨头缝里，笑脸递着甜枣，脚下早摆好了绊马索。别说联手，怕是刚凑到一块儿商量对策，就被这边用些蝇头小利拆了个七零八落。
这话可不是夸张。自大汉起，郡县里藏着的人才，单拎出来就能撑起一个国家的骨架。
你看那县学里的生员，熟稔《九章算术》能算清赋税粮草，读得懂《礼记》能定礼仪规矩，甚至翻两页《孙子》就敢琢磨攻守之策。更别说那些退隐的老吏，一辈子经办户籍、水利、刑狱，脑子里装着的治理章程，足够让一个蕞尔小国从无到有建起秩序。
就像当年张骞通西域，带出去的文书小吏，到了异域便能帮城邦定历法、理诉讼；班超在西域凭三十余人纵横捭阖，靠的不仅是勇武，更是郡县里历练出的权谋与章法。这些在大汉不过是“治一县之才”的人，放到周边部族，便是能定国安邦的“贤能”。
不是说小国无才，而是自秦汉起，中原的郡县制早已把治理经验打磨成了体系——从户籍到税赋，从水利到防务，每个环节都有成熟的章法可依。一个县的主簿，放到西域城邦就是顶级的政务官；一个县尉的练兵之法，足够让草原部落的战力翻倍。
这种根植于制度与文化的人才厚度，才是那句话的底气：大汉一县之才，足当一国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