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检验一切政策的最终标准。随着屯田的逐步稳定和盐铁专营政策在克服重重阻力后的初步推行，大约在建安二年（197年）年底到建安三年（198年）初，徐州的经济状况，开始显现出令人欣喜的、积极的变化。
首先，最直观的体现，是州府财政收入的显着增长。
屯田租税开始入库： 虽然前几年有减免政策，但随着开垦面积的扩大和第一批屯田户优惠期的结束，以实物为主的屯田租税开始源源不断地汇入官仓。这极大地缓解了军粮的压力，也为赈济灾民、稳定粮价提供了基础保障。
盐铁之利成为新的支柱： 盐铁专营的效果更是立竿见影！官府掌控了主要的盐场和铁矿，统一收购和销售，再加上“盐引”制度带来的税收，使得盐铁之利成为了继田租之后，徐州财政最重要、也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看着度支曹报上来的、用新式记账法记录的、不断增长的库银和物资储备数字，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这些钱粮，将直接转化为刘备主公麾下更精良的兵器、更充足的粮饷、更坚固的城防！
其次，是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生产的逐步恢复。
流民得到安置： 大规模的民屯，吸纳了数十万流离失所的百姓。他们获得了土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不再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流寇”隐患，而是转化为了宝贵的劳动力。徐州的人口开始止跌回升。
农业生产复苏： 新式农具的推广和耕作方法的改进，加上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得粮食产量开始逐步提升。虽然距离恢复到战前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那种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惨状，在徐州大部分地区已经得到了遏制。
市场秩序好转： 官府对盐铁价格的调控，打击了囤积居奇和私盐泛滥，使得这两种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趋于稳定，百姓负担有所减轻。货币体系的初步整顿（虽然还很初级），也为商业活动的恢复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这些积极的变化，让刘备主公喜不自胜，也让我在徐州的声望和实际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士人，开始认识到我这些“新政”的价值，即使是之前持反对意见的人，在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效果面前，也不得不暂时收敛起他们的不满。
然而，阳光之下，阴影从未消失，甚至……因为改革的深入而变得更加浓重和危险！
经济效益的初显，是以触动和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为代价的。
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本土士族和地方豪强，他们的不满和仇恨，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散，反而如同在地底积聚的熔岩，变得更加炽热和危险！
虽然公开的、大规模的对抗，因为我之前的铁腕镇压和刘备的坚定支持而暂时平息了下去。但暗地里的掣肘、破坏和反扑，却从未停止，甚至变得更加隐蔽和恶毒！
对政策执行的干扰： 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继续在屯田土地分配、物资发放、盐铁稽查等环节制造各种障碍。比如，故意拖延上报合格的屯田户名单；或者在官盐运输途中制造“意外”损耗；或者利用职权包庇私盐贩子和私铸兵器的行为……这些小动作虽然未必能颠覆大局，却像无数的蚊蝇一样，不断地干扰着改革的进程，消耗着我们的精力和资源。
对我的孤立与构陷： 他们将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到了我这个“外来”的改革主导者身上。各种针对我的谣言和污蔑从未停止。有人说我“滥用职权，培植私党”；有人说我“与糜家勾结，官商一体，牟取暴利”；甚至有人编造出更恶毒的谣言，说我“名为屯田，实为圈地，欲效仿王莽篡逆”！他们试图在政治上孤立我，在道义上搞臭我，动摇刘备对我的信任。
更危险的信号： 玄镜台甚至截获了一些更加危险的信号！有情报显示，某些被打压的豪强家族，似乎在暗中秘密联络北方的曹操，或者南面的袁术！他们宁愿引狼入室，也要推翻刘备的统治，夺回他们失去的利益！虽然这些联络还处于极其秘密的阶段，尚未形成实际行动，但这个苗头，足以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矛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化！
经济效益的初显，如同投入油锅的火星，彻底点燃了既得利益集团与改革力量之间的根本性冲突！
我知道，一场更大规模、更激烈的摊牌，恐怕已经为时不远！我必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一方面，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用实实在在的成果来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巩固执政基础。
另一方面，更要高度警惕那些来自暗处的冷箭和反扑！玄镜台必须全力运转，监控所有可疑的动向，及时发现并挫败他们的阴谋！对于那些胆敢勾结外敌、危害徐州根本利益的败类，一旦掌握确凿证据，必须以雷霆手段，予以彻底清除！绝不能有丝毫的妇人之仁！
徐州，这片刚刚焕发出一点生机的土地，其内部的暗流，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汹涌和危险。
开源节流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与陷阱。而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警惕，才能在这场激烈的博弈中，最终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