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光同志官场歇菜的同月（即公元1071年4月），那位伟大的、被后世的无数文青顶礼膜拜并为其人生和官场的种种遭遇而呜呼哀哉的苏轼也体会到了身子一阵冰凉的快感，他被朝廷外贬出京由开封府推官改任杭州府推官。
这是苏轼在官场第一次被朝廷外贬，但老实说王安石其实并没有对他施以什么凶狠且恶毒的惩罚，要知道他的外贬之地可是杭州。在宋朝杭州早就不是什么蛮荒之地，而是已经超越了扬州的江南重镇且因为西湖的存在而名满天下，再说了，苏轼的官阶也没降。与其说这是对苏轼的惩罚，倒不如说是在让他公费旅游去并顺带体验一下完全不同于蜀川和中原的江南风情。
话虽如此，但这毕竟是被外贬，可让人疑惑的是，历史上有关苏轼这次被贬的具体原因在各种史料里却只字不提。各种史料都说苏轼因为在这之前提了很多关于王安石和新法的批评性建议所以遭到了王安石的忌恨，然后王安石就指使手下的御史告苏轼的诬状，所以苏轼才被贬。然而，细查时间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有很大的漏洞，苏轼之前确实说了很多让王安石不爽的话，御史谢景温也确实上疏弹劾过苏轼涉嫌走私，但这些都是发生在公元1070年。
如果苏轼是因为这些事而被贬，那么他早该在王安石正处于盛怒之时就被赶出了开封，可问题就在于他是在公元1071年的4月才被贬往了杭州，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明苏轼是因为在这个时段里又犯了什么事或说了什么犯忌的话才被贬呢？如果这个推论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史书里没有记录呢？
有鉴于现存的这一时期的史料是保守派及其徒子徒孙们最终修改而成的，倘若苏轼的被贬是王安石及其所谓的党徒迫害忠良的又一铁证，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铁证记录下来呢？他们又怎么会这么仁慈呢？答案或许很简单，那就是苏轼的这次被贬即使是在保守派看来也是没得洗，于是只好拿之前的旧事来充数。至于苏轼干了什么或说了什么则永远是秘密，由于苏轼后来又变成了伟大的苏东坡，如此一来他的身上就更不能有污点。为贤者讳，从古至今儒家弟子在这方面一直都玩得很溜。
个人猜测，苏轼的被贬很有可能与司马光被迫申请闲居洛阳有关，因为这两件事隔得太近。按照苏轼的性格，他很有可能为司马光说了什么过激的话而遭到了外贬。当然，这是我的猜测，仅仅只是一家之言的猜测。
既然史书说苏轼是因为在这之前处处与王安石和新法派作对才被外贬，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之前到底都做了什么。
自新法开始实施以来，苏轼就站到了新法的对立面，而且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苏轼同志很聪明，但这是指他的智商，说句会让某些人很不爽的话，他这个人从始至终都活得太过洒脱随性，而一张大嘴更是从来不把门，他的情商着实让人不敢恭维。得亏他是活在宋朝，如果他是活在唐朝，那他很有可能比李白还惨，若是活在其他朝代其人生更是不可预知。
按理说他一个小小的开封府推官根本没有资格对国政大事说三道四，即使说了也没什么人听，但奈何他的文笔好，整个士大夫阶层都为之而拜服，甚至包括王安石都得对其竖大拇指，皇帝赵顼更是几次都想越级提拔他，如此也就让苏轼同志感觉有些飘了：我虽然官不太大，但我的影响力大，我随便发一篇时政博客就能轰动整个官场，这说明历史和社会赋予了我心系天下苍生的重任和使命啊！所以，我必须要时刻与黑暗和邪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苏轼这样想也这样做，让人奇怪的是无论他对新法说了什么，但最后不管是王安石还是赵顼都没有惩处他的意思，反而还更加赏识他。在宋朝，一个年轻人既有才又不攀附权贵且敢于犯颜直谏是一种可贵的行为和品德，赵顼和王安石无论是出于本心还是出于舆论都没有修理苏轼的道理。苏轼这时候正值狂放不羁的年岁，再加上赵顼和王安石对他的宽容，于是他就开始变本加厉地继续“作”，终于他后来成功地把王安石给激怒了。
苏轼干了什么？其实也没干什么，就是跟王安石唱了一出反调，而且是在科举考试的考场上公开跟当朝的宰相大人唱了一出反调。
王安石在农业和商业领域相继推出几项新法之后便开始着手进行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改革，而这里面的重中之重就是改革科举制度。具体的细节和内容我们这里不做详述，这其中最大的革新措施就是以后录取进士的时候要轻诗赋重策论，要更加注重考生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诸如四六文和吟诗作对以及古籍默写这类与实际生活和工作不怎么沾边的科目在进行综合成绩评定的时候将退居次要地位。也就是说，经过改革之后，类似于苏轼和他父亲苏洵这种善于作赋和论策的人将更有机会在考生中脱颖而出并取得一个相对靠前的名次。
看上去苏轼应该对此举双手赞成吧？如果早点这样的话，他老爹苏洵说不定也就不至于一生都没能考中进士，可现实却是苏轼反对王安石这样改。他认为学子就该诗词歌赋全面发展，就应该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要像他后来那样既是文学家又是书法家、书画家、美食家、水利专家），王安石这样改太过功利主义，这会让往后的年轻学子们严重偏科且不利于大宋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此，苏轼列出了诸多论据，其中之一就是他用大江大河来比喻祖宗旧法和旧制，他说这些江河流了这么多年了，如果有人非要给它们改道，那么其后果将是不可设想且未必能够成功。
苏轼这话其实有道理，但他的这个比喻实在是上不了台面，更是与其才华严重不匹配。制度法规它怎么就能够跟江河湖海相提并论？前者是人为且随时都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可以朝令夕改，昨天还是严厉禁止的行为到了今天可能就会被大力倡导，后者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即使要改也是大自然自己去改，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有人没事去给江河改道的行为，撑死了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这种工程，但这也仅仅只是借力，而非是改变江河的整体走势。苏轼做这样的比喻何其荒谬！
毫无疑问，苏轼这是指桑骂槐，他明面上是在反对进行科举改革，但实际上他把正在进行的新法运动也给连带着一起声讨了。此外，苏轼还委婉且含蓄地提醒年轻的赵顼：“陛下，你现在搞这个新法有点太过急于求成了，而且你也太过听信某些人的话了，你得稳重一些，别什么事都对别人言听计从。”
如果说这前后两次对王安石的指桑骂槐都让苏轼感觉不怎么过瘾，那么接下来这一次他就是在结结实实地打王安石的脸。在苏轼担任直史馆期间，为了让赵顼坚定变法的决心而不为反对派的意见所动摇，王安石便鼓励赵顼应该在国政大事上独断专任，这就让苏轼感觉很是不爽。在他看来，做皇帝应该虚心纳谏而非独断专行，于是在公元1070年的科考当中身为考官的苏轼在策论这个环节就给考生们出了这样的一道论题：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
苏轼这样做就是在让这些未来的大宋各级官员们就君王是否应该独断专行而展开大讨论，说严重一点，这是在让考生们选择站队，而他们的选择也将决定他们此次科考的策论成绩，甚至决定他们能否中榜，在这其中身为主考官的苏轼则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就明摆着是在跟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再怎么能忍也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但他也还是没有发作。
眼看王安石依然没有拿自己怎么样，苏轼的胆子也更大了。在王安石相继推出保甲法并决定在开封府周边地区试行免役法后，苏轼又给赵顼上了一道奏疏，里面着重讲了三个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先说结人心。苏轼直言身为君王不应该整天想着如何捞钱，而身为宰相也不应该想着如何帮皇帝捞钱，所以王安石设置的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应该废除，因为这纯粹就是一个为了榨取民间财富的机构。他还不无讽刺地说自新法开始施行以来也没见这些玩意儿给国库带来多少收入，反而还以变法为名借出去不少钱，这简直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尤其是这个青苗法，它不但害官而且还扰民，商人们也因为政府介入商业行为而无利可图，这就导致整个民间的各个阶层都对新法怨声载道。这叫什么？这就是不得民心，如此下去可还怎么得了？
再说厚风俗。这个就让苏轼充分暴露了他“腐儒”的一面，一开篇苏轼就说了一句很是雷人的话：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富与贫。很明显，苏轼这话是在让赵顼修德，不要去追求什么国家富强，只要这个社会讲道德，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国运长久且不会灭亡。
苏轼的这个观点与赵光义的那句“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何其相似，但这又是何其迂腐的谬论。确实，当一个国家从上至下都道德败坏继而导致整个社会纲纪伦理大乱，那么这确实会招来亡国之灾，可是一个全民遵纪守道的国家就能够万世永存吗？如果宋朝真的变成如苏轼所说的那样类似于乌托邦式的国家，那么在面对辽国人的屠刀、女真人的野蛮以及蒙古人的铁蹄之时，道德崇高的宋朝是不是还能够万世永存呢？只怕是会死得更难堪更屈辱吧？
最后就是这个存纲纪。在这一部分里，苏轼主要针对的是王安石大举贬黜反对新法的言官这一行为。他说朝廷之所以设立言官就是为了肃清吏治并申明纲纪礼法，不管言官们说了什么都应该予以包容，得让言官们放心大胆地说且言者无罪。这里他再次引用了两个比喻，他说养猫就是为了抓老鼠，养狗就是为了防贼，即使没有老鼠没有贼也应该养一些能抓老鼠的猫以及会冲人狂吠的狗。
这两个比喻很搞笑，但估计言官们听了会不高兴，可苏轼这样说绝对没有什么恶意。他的重点就在于他认为王安石贬了那么多的言官是极其错误的行为，这会导致朝廷里不再有会抓老鼠的猫，用来防贼的狗也不敢再叫唤，而留下来的这些所谓的言官都成了不会抓老鼠的猫和不会叫唤的狗，而且这些人都会对王安石唯命是从，如此一来王安石就可以为所欲为且不受任何人的监督和指责。这样岂不是会让朝廷的纲纪大乱？到时候就连身为皇帝的赵顼也有可能会被架空，而王安石那时候会做什么就很难预料了。
以上便是苏轼在被贬杭州之前所做的一些在史书里被明文记载的事。在此我就不再做过多的评议，各位自行评议。至于他后来又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他又到底是因为何事而让王安石对其忍无可忍最终将其外贬到杭州，这个就不得而知了。总之，继司马光之后，又一个敢于跟王安石和新法唱对台戏的保守派大佬就这样离开了京城。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正是出自苏轼在这次被贬杭州期间所作的《饮湖上初晴后雨》。
很显然，如果不是苏轼这次被贬杭州，那么这首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显然不会有。由此可见，未来的东坡先生在杭州的小日子还是相当潇洒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