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公主夜闯皇宫而导致的宋朝两府系统新一轮人事变动的大流不止冲刷了两府，两制官里的翰林学士和知制诰也是随着这一波人事变动而历经沉浮。在这一过程中，司马光被提拔为了知谏院，而王安石则以本职充任两制官之一的知制诰，他也因此而成为了赵祯的私人高级秘书。
极其难得的是，或许是因为上次请辞“修起居注”时被欧阳修给打通了任督二脉，之前向来是无官不辞的王安石这一次是欣然接受了朝廷的任命。但是，大才子在哪儿都能搞出不同凡响的新花样。当时朝廷有明诏，那就是舍人院的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在拟写制书时不能对其中的内容有所异议，也就是说你在草制时只能动手不能动嘴，更不能动脑子。
王安石进入舍人院看到这个规定后瞬间就轴劲儿爆发，这都是些什么狗屁规定？简直是岂有此理！
王安石随即给赵祯上疏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些中书舍人岂不是都成了就只会写字的木偶人了？如果宰执大臣们是出于个人私念而对官员进行任免，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听令行事呢？倘若宰执大臣因为懦弱而不敢忤逆陛下的决定，或者是宰执大臣太过强势而逼迫陛下做决定，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无动于衷呢？这个制度如果继续延续下去的话，这后果想想就让人感到后怕！”
此奏疏一入，身为宰相且是首相的韩琦随即大怒。如果韩琦此时是知制诰或者言官，那么王安石的这道奏疏会让他拍手称快，但如今他是宰相，他巴不得这个制度一直就这么延续下去。很明显，韩琦对于王安石的这道奏疏甚至对于王安石这个人都顿时好感全无，这活生生的就是又一个屠龙少年降临，他韩琦怎能不憎恶？但是，对此韩琦却不能说什么，甚至在公开场合他还得说些漂亮的话，可在内心里王安石这个晚辈后生已经不再让他有任何的好感。两相对比之下，司马光在韩琦眼里就顺眼多了，而且现在司马光成了谏院的首脑，韩琦要想坐稳首相的位置，那司马光就是他要着力去团结的对象。
这些事我们这会儿暂且不谈，我们眼下将要说到的是苏轼和苏辙兄弟。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改官的次月，苏氏兄弟在翰林学士欧阳修和知制诰杨畋的举荐下参加了这一年的制科考试。
宋朝的制科考试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有资格参与的。首先这人得由两制官以上的大臣举荐，而且举荐人至少得有两人，然后被举荐者需要向学识渊博的一众两制官（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呈献自己历年所作的策、论共五十篇，意即馆试中的“贤良进卷”，两制官们再从中精选出词理俱佳者参加在秘阁举行的六论考试，意即“秘阁六论”，过了这一关之后才能有幸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
三者当中，馆试基本上是不用做题的，只要考官们觉得你的策和论足够优秀，那么你就能参加第二轮的秘阁考试，这一关是需要答题的，而且要写六篇文章，也就是所谓的“六论”。这个六论就是考官们会出六道命题，然后你再根据这六道题写六篇文章，而这一关正是制科考试的难中之难。
之所以要说它最难是因为这个命题的范围非常之广，你不但要精通历代以来的各类经史子集，而且还得精读自战国以来所流传下来的各位军事家们所着写的兵书，仅凭这两点就能让很多自诩学富五车的才子们望而却步。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大体上等同于科考，那么这个制科考试基本上就相当于现在的两院院士评选。当然，我这个比喻其实未必准确，我只是想以此来说明这个制科考试的难度。
这次制科考试秘阁六论的主考官分别是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兼知制诰杨畋、知制诰王安石、御史中丞王畴，这四人在当时的宋朝学术界完全就是顶级教授和研究员级别的大咖。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次秘阁考试的六道命题就能亲身感受到这其中的难度：《王者不治夷狄——春秋·公羊传》《刘恺丁鸿孰贤——后汉书·刘恺传、丁鸿传》《形势不如德——史记·吴起传》《礼义信足以成德——论语·子路篇》《礼以养人为本——汉书·礼乐志》《既醉备万福——诗经·大雅·生民之什》。
以上便是考官们从浩如烟海的历代书籍里所拟定出来的六道命题作文，后面的出处是我本人备注的。也就是说，苏轼等人所看到的只有前面的命题，至于这命题出自哪本书的哪一个章节就完全要看他们的知识储备是否丰富了。
我们就拿第一题来举例就能知道这个六论考试有多么的变态。“王者不治夷狄”这句话严格来说并不是出自于《春秋公羊传》，而是出自于由东汉的经学家、儒学家何休所注释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换言之，何休为《春秋公羊传》这部经书做了注解，里面附有他的解析和评论，而“王者不治夷狄”这句话正是何休本人在这里面的一句点评。当然，这里也要说句公道话，何休的这个注释版的《春秋公羊传》在当时本就位于宋朝学子们的“官方教材”之列。
正式开始答题后，考生首先要对题目的出处以及上下文进行引述，然后据此作文一篇，每篇不少于五百字，合计不少于三千字，时间是一天一夜。这正是为什么制科考试成绩的含金量那般之高的原因，这可比科举考试难了不止多少倍。事实也证明秘阁六论考试确实堪比上刀山下火海，最后从这一关里突围而出的只有三人，这三人便是苏轼、苏辙兄弟以及时任着作佐郎的王介。
公元1061年8月25日，赵祯在崇政殿设考场对这三人进行最后的殿试。除了皇帝赵祯以外，一同前来助场的还有韩琦、曾公亮、张昪、包拯、孙拚、欧阳修、范镇、胡宿等一众朝廷的顶级高官，到场的人另外还有知谏院司马光、三司使蔡襄以及秘阁考试的四位主考官。可以说，身在京城的整个大宋顶级高官和学界大佬们这一天都齐聚一堂。在宋朝，不是学霸基本上当不了官，而帝国上层的顶级高官便意味着也就是当时的顶级国学大师。
最终，在这场考试过后，苏轼的文章获评“三等”（最高等），王介获评“四等”，苏辙获评“四等次”。整个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里，在制科考试中获评三等的人只有苏轼和同样来自蜀川的成都进士范百禄，而苏轼是第一个获评三等的人，他也由此被誉为“百年制科第一人”。
王安石对苏轼的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赞道：“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 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
欧阳修事后也对苏氏兄弟大加赞誉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之盛事！盛事！ ”
赵祯更是欣喜若狂，以至于平时总是一副痴呆之状的他竟然对一众大臣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通过这次制科考试，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事，王介为秘书丞、知静海县，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
关于这一次的制科考试我们另外还要提到的是，苏辙的成绩本来应该有个更好的评定，但他因为在殿试的文章里对赵祯多有不敬之词，所以他因此而险些“落榜”。苏辙在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今海内穷困，生民怨苦，而宫中赐予无艺，所欲则给，大臣不敢谏，司会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馀，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
苏辙这是在说当下国家财政吃紧，百姓颇有怨言，而皇宫的用度以及朝廷的各种赏赐却是一点没少，宰辅大臣们身居高位却对此不敢劝谏。国家内有巨额军费开支，外有辽国和西夏每年的“岁币”负担，赵祯自己又不知道省钱，这样下去迟早导致民怨沸腾。
单说文章质量，苏辙写得确实很好，而司马光也是根据这里面的行文也建议授苏辙“三等”，也就是与他的兄长苏轼同等，但翰林学士范镇却因为这里面的内容而有些为难，三司使蔡襄更是因为这里面的内容涉及他所主管的三司事务而不好置评。作为此次殿试的出题官，翰林学士胡宿更是建议把苏辙直接予以黜落，两府大臣里面的一帮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也同意胡宿的看法。眼看苏辙就要遭殃，最后还是赵祯一锤定音，他说道：“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
也正是因为赵祯的宽宏才让苏辙最终得以获评了一个“四等次”。不过，在给这三人草写拜官制时，同样赞成黜落苏辙的知制诰王安石却坚决不肯给苏辙草制。他认为苏辙在文章里对皇帝陛下太过不敬且有攻击当朝宰相之嫌，而其目的就是想剑走偏锋以博功名，苏辙此举分明是吃定了赵祯的脾性，所以才别出心裁地语出狂悖之言。王安石的意思就是，你苏辙这话可以说，但你在制科考试的时候说这些话明显就是动机不纯，你既然如此体恤民困国忧，那你之前为什么不以朝廷官员的身份给皇帝上奏疏呢？
苏辙在这次考试的时候是否有意地耍了小聪明不得而知，但此人比他的那个千年一遇的天才哥哥情商高却是事实，要不然后来就不会是他这个当弟弟的人做了宋朝的副宰相。
既然王安石不同意草制，韩琦便让另一名知制诰沈遘（gou）来草制。这个沈遘在历史上不怎么知名，但他有一个比他还小了好几岁的叔叔却是在宋史里面如雷贯耳，此人甚至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里也堪称大名鼎鼎，我个人认为此人是有宋一代比苏轼还要厉害的一位超级全才。按照《宋史》的说法，此人“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着”，李约瑟更是称他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即使是在如今也是名动九州——沈括！
不过，沈括同志现在尽管也已经三十岁了，但他还得在两年之后才会通过科考成为一名进士，尽管他现在其实就已经学富五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