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恒祭祀汾阴的大典与封禅泰山之礼其前后过程几乎是一次完整的复制与粘贴。先是河中府的官员和百姓联名上疏请求赵恒去汾阴祭祀后土，然后是京城的各界人士总计三万余人前后三次请求赵恒去祭祀汾阴，而赵恒在“被逼无奈”之下于公元1010年8月正式下诏自己将在来年春天率领文武大臣和千军万马前去汾阴祭祀后土祠。随后，赵恒就派遣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和翰林学士李宗谔前去汾阴为自己打前站，随后他再又命翰林院的官员制定祭祀汾阴的各种礼仪。总之，一切事宜都与封禅泰山的过程别无二致。
公元1011年1月23日，赵恒留下向敏中留守京城负责监国，而他则率众出开封前往汾阴祭地，一行人旌旗招展且鼓乐齐鸣地过洛阳、出潼关、渡渭河于这年的二月十七日在汾阴完成了此次的祭地大典。在这之后，赵恒下令大赦天下并颁布各种封赏令，一切亦如他封禅泰山之后的所为。
在返回开封的路上，赵恒又在洛阳府停留了数日并借机再次去北宋皇陵祭拜了一番他的列祖列宗。赵恒如此阵仗和架势完全就是一副御驾亲征并得胜而归的模样，也不知道赵光义泉下有知的话究竟会如何看待他的这个儿子的这一番所作所为，但至少赵恒觉得自己很是骄傲和自豪。
祭拜完皇陵，赵恒再一次地去拜访了帝国的元老重臣吕蒙正并向其问及他的几个儿子里谁今后可以堪当大用，此时很快就将撒手人寰的吕蒙正的回答很是出乎赵恒的意料：“ 臣之子皆豚犬耳，臣有一侄，名夷简，宰相才也。”
吕夷简，这位未来的宋朝大宰相此时只是宋朝众多地方官里的普通一员。此时已经三十三的他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科考及第，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因为此次他的叔父吕蒙正在赵恒面前的极力举荐，那么他未必就能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登上帝国宰相的宝座。当然，吕夷简在后来也没有辜负他的叔父对他的这份期望，他也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的叔父的确对他没有看走眼。也正是因为吕蒙正的这番举荐，赵恒在回到开封后便把吕夷简的名字写在屏风上以便时常提醒自己要特别留意这个年轻人。
离开洛阳，赵恒在返回开封的路上又收到了一个“好消息”——辽国的大丞相韩德让死了，享年七十一岁。当然，这件事或许耶律隆绪会比赵恒更“高兴”。
辽国那边送走了他们的大丞相韩德让，这也让耶律隆绪彻底地掌握了辽国的军政大权，而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耶律隆绪的精力大多都放在了高丽的身上。这倒不是说耶律隆绪打高丽打上了瘾，而是两国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
高丽国王王询为了平息耶律隆绪的怒火特意派遣使臣前去请罪，但耶律隆绪却要王询亲自来向他赔罪。王询哪里敢去，他像当年的李煜一样谎称自己有病不能远行，这自然让耶律隆绪大怒。他随即再又发动大军前去攻取高丽设在鸭绿江畔的兴化、通州、龙州、铁州、郭州、龟州六城，两国由此再度兵戎相见。
那边韩德让刚走，宋朝这边也送走了他们的一位朝廷元老。公元1011年4月，刚从汾阴回到开封的赵恒收到了一个噩耗：前宰相、许国公吕蒙正病逝于洛阳，享年六十七岁，赵恒下令追赠其为中书令并赐谥号“文穆”。
相比于韩德让的死，吕蒙正的离世对宋朝国政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毕竟他早已离开权力中心多年。此事对于赵恒而言也同样如此，以王旦为首的宋朝权力高层这时候正紧密地团结在他的身边，他们通力合作搞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封建迷信活动，这日子相比耶律隆绪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收拾高丽可是要舒服太多。
正当赵恒寻思着接下来该如何把自己的拜神事业做大做强之时，一盆冷水的突然泼下把他浇得那叫一个透心凉。
前有封禅泰山以及其后对官员和百姓的各种封赏和犒赏，后有修建玉清昭应宫对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现在又是祭祀汾阴的各种花销。赵恒连续的大手笔让此前在他面前自信满满的帝国财政大管家三司使丁谓也变得心虚甚至害怕起来，他跑去当面给赵恒哭穷，他说自己现在的压力很大，如果皇帝陛下要继续大规模地搞拜神运动，那么他将无力在财力上提供任何支持。
一直以为自己永远不会为钱财而发愁的赵恒听闻此言不免大惊失色。身为领导，赵恒毫不意外地犯了此类人的一个通病——甩锅！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应该为眼下的财政危机而承担责任，而是在第一时间去怪罪于他人。
赵恒把脸一黑，然后满是埋怨地对丁谓说道：“丁爱卿啊，朕早就跟你说了，这国家的钱要省着点花呀！你可千万不要浪费啊！”
听闻此言，丁谓当场瞬间石化，他一个字也接不上来。
有鉴于封禅泰山、修建玉清昭应宫以及祭祀汾阴导致国家财政吃紧的现实情况，赵恒被迫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开封城里。但是，这并不意味他的装神弄鬼事业就此作罢，他只是在攒钱而已，等到他的腰包再又鼓起来之后他还会变本加厉地把自己的拜神事业做大做强。
在没有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手持天下权柄却能甘于做一个人畜无害的守成之君，这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更是一种对人性的巨大考验，尤其是当这个人正值血气方刚的壮年，而赵恒正是这其中的一员。正如前宰相李沆所言，赵恒这个人一旦没有了危机感很有可能就会去拜神或沉溺于奢侈享受抑或大兴土木，这个预言很遗憾地成为了现实。这其实也怪不得赵恒，毕竟人性就是如此。在一切安好的状态下，一个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无所事事！说得直白一点，长久的无所事事终将会毁掉一个人，而只有不断地折腾才能让一个人找到生命的存在感和价值感。平民百姓如此，达官显贵如此，帝王亦是如此。
那么，在这段静下心来攒钱的日子里赵恒又干了些什么呢？他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吧？其实他也还是干了一些实事的，比如下令以后科考时废除对考生“解衣阅视”的规矩。这个举措本是为了防止考生进考场时夹带小抄，但赵恒认为这样实在是有伤斯文，更是有损读书人的尊严。此外，为了打击民间的茶叶走私活动，此时身为宋朝财政大管家的丁谓向赵恒请求允许茶贩的家人公开检举此类行为，但赵恒对此予以了否决，他认为这样做有违伦理，而朝廷更是不应该鼓励这种与道德相违背的行为。
如今看来赵恒此举好像显得有些迂腐甚至是昏庸，但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为了敛财而想出这个馊主意的丁谓才是那个应该被鄙视和唾弃的人。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在儒家那里是一种美德，意即所谓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儿子告父亲在当时可是犯了伦理大罪，属于十恶不赦之罪。就算你说的是实情但也会被定为有罪，丁谓此举就是在鼓励和提倡民众背弃伦理勇于揭发民间的茶叶走私行为。这看似为公，但实则却是十足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小人行为，因为丁谓此举的本意实则就是为了多搞钱以便讨得赵恒的欢心。也多亏赵恒是个软心肠，这事如果遇到邪火上身的赵光义或是遇到某个脾气暴躁的御史，那他丁谓指定落得个被贬出京的下场，至少也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从上述这两件事情上来看，赵恒这时候虽然已经是一个超级神棍，但是此人的脑子还是没有坏掉的，要说他已经变得昏庸不堪绝对是谈不上的事。当然，这些都是些细碎之事，赵恒真正干的一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是他在公元1012年5月下令在江浙地区大面积种植占城水稻。
这种水稻是宋朝从位于如今越南南部的占城国所引进的一种水稻品种，而且在这之前宋朝就已经在福建地区大面积种植。至于为什么要在江浙地区推广这种水稻，原因就在于这种水稻耐旱，而江浙地区的原有水稻品种在遇到旱季时往往收成欠佳。福建地区试种这种水稻的成功让赵恒决意在江浙地区大力推广，他下令将三万斛占城稻的种子运抵江浙地区，然后由当地的转运使负责将种植和田间管理的方法告知于民，他自己也在皇宫里亲自种植了这种水稻以观其收成。
这是多好的一个皇帝啊！
如果澶渊之盟过后赵恒每天都把精力放在这类事情上何愁自己成不了千古明君？宋仁宗这个庙号也就不一定会落在他儿子头上，可谁叫他是一个不甘寂寞总想着搞大事从而让自己名垂千古的皇帝呢？不过，相比以上种种，赵恒因为国家财政吃紧而被迫选择休养生息的这段时期里所做最大的一件事还得属他为宋朝册立了一位新皇后。
自从赵恒的前任皇后郭氏去世之后，宋朝的皇后之位就一直虚位以待，赵恒倒是很想把一个人给扶上去，但奈何此人的出身成了她登上皇后之位的最大障碍。此人是谁啊？她不是别人，正是这时刚刚被赵恒由修仪晋升为贵妃的刘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