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鲤也认为，劳堪其实是在贯彻朝廷的政令，南直，尤其是江北各府县，对于朝廷新政的执行是很有限的，尤其是大明的根本重地，中都凤阳，反而是对于朝廷新政实施最慢的地方。
劳堪采取断然措施，落实朝廷的政令，必然是和地方上因循苟且的这些官吏有所冲突的，沈鲤说道：“殿下，凤阳等地，向来难治，太祖龙兴之地，故旧甚多，劳制军上任以来，厉行整顿，虽有过于操切之虞，然也是为了朝廷好，以老臣之见，不宜苛责。”
这点朱翊釴也是同意的，不过朱翊釴还是不解，按理说凤阳等地的官员虽然职权不重，但是应该是好当的，因为大明立国之后，太祖就颁布诏令称：“凤阳、朕故乡，皇陵在焉。昔汉高帝生于丰，起于沛，既成帝业，而丰、沛之民终汉受惠，朕今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宜榜谕其民，使知朕意。”
虽然凤阳有很多朝廷和内廷的派出机构，但是由于朝廷对于中都是十分重视的，经常蠲免赋税，所以凤阳的钱粮负担应该是很轻的，对于地方官府来说，这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怎么会在凤阳引起这么大的反弹呢？
对于朱翊釴的这个疑问，沈鲤无奈的说道：“殿下，太祖虽有明旨，然凤阳之百姓甚苦，民苦不能负租税，故逋逃。凤阳地有余利而不足力，有地而不耕而谓粮少，与有可耕之地而无民而谓差烦，罪皆不在民而有司。民者无法以教之耳。夫粮少者，耕食不足也；差烦者，民散不聚也。民当农时，方将举趾，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杠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而未止，而又为纤夫矣。肩方息而提随之，稍或失御，长编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且太祖之免钱粮，徒具虚文而已，中都赋税、差役之重，民难负担。”
面对朱翊釴不相信的目光，沈鲤详细为朱翊釴解释此事，在洪武十六年，太祖皇帝再次下达了一份诏令，就是有关凤阳减免赋税的，太祖皇帝在诏令中说：“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了天下，免其丰、沛二县之民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凤阳府有福的来做我父母官，我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永不课征。”
这算是凤阳、临淮两县钱粮免征的法律依据，按照太祖皇帝的这份诏令，这两县的百姓确实是不用承担赋税的，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首先就是不是所有的两县百姓都免去赋税，免去赋税的百姓是指指历史上同属钟离的凤阳、临淮二县的土着的居民，并不包括明初迁来的大量移民。
而且也不是无条件的，太祖在洪武二十九年再次下达诏令，给这个政策打了补丁，在这份最终版本的诏令中，太祖说道：“朕思父母之英灵葬钟离之西乡，其钟离也，朕昔寒微乃父母之邦，况陵于是土，思父母之恩无以上报，故将钟离土着旧民全免粮差，其四乡之民虽不同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意在望民人皆喜色，以妥我父母之英灵。所以免其粮差为此。今命户部差人着落凤阳府精清土民，非土民者，许里甲乡人出首到官，赏钞五十锭，诈称土民治以重罪，能自首者，与免本罪，若土民既清，尽编为陵户，祠祭署提调洒扫洁净，均派四时节令，大小祭祀。除祭祀之外，粮差尽免。”
也就是说，凤阳、临淮的土民虽然不用缴纳朝廷的钱粮赋税，但是要充当祖陵的陵户，而且这部分人人数并不多，按照朝廷的记载：“陵户三千三百四十二户，分为六十四社，社各有长，俱土民，全免粮差，供祭直宿洒扫。”剩下的百姓都是要向朝廷缴纳钱粮的。
而作为大明的中都，凤阳是极为贫瘠的，而凤阳的工程营建又很多，沈鲤对朱翊釴说道：“殿下，凤阳、临淮旧为汤沐邑，以附郭故，疲于奔命，迄今极矣。虽凤土寸地皆有租税，然民流于外，土虚于邑，势不得不索累见户见役赔偿，此赋重差烦之弊所由积之脱不可解。”
凤阳差役繁重，而且朝廷、内廷的机构众多，还有很多勋臣们在此处有庄园，导致凤阳的田产就是一本烂账，谁也不敢轻易去动，这点沈鲤是很清楚，尽管清丈田亩在大明已经进行了两轮了，连南北两京和苏松这样的地方都进行的很彻底，但是在凤阳，却成为了朝廷清丈的盲区。
沈鲤对朱翊釴说道：“殿下，国初调江南人户四万七千余口，编为二十六里，编民授田二千四百余顷，只缘土瘠粮重，人户相继逃亡，田地多成荒废，至于今日，在册人丁仅存四千七百余丁，成熟田地不过七百余顷，然而地亩虽荒，钱粮犹在，分毫未减。年累里排赔纳虚粮，里排日困日甚，死亡逃窜，毋怪其然。故劳制军令凤阳清丈田亩，重定赋税，其事难也！”
朱翊釴当然明白了沈鲤的意思，劳堪要将凤阳等府县的田亩予以清丈，显然遭到了很大的阻力，虽然看似是南直地方官府的，但是实际上是背后势力在使劲，虽然沈鲤没有明说，但是朱翊釴就不是什么无知孩童，他很清楚凤阳百姓之所以这么苦，那是因为凤阳的土地兼并极为严重，勋臣、太监在凤阳拥有大量的土地，并不缴纳赋税，朝廷还要维护中都的排场和祖陵，也要向凤阳派大量的差役，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百姓无力承担，沦为流民。
朱翊釴思考了一下，作出了决定，一面召南直总督劳堪赴南京，一面向朱载坖上奏此事，请求巡视凤阳并且祭祀祖陵。朱翊釴要召劳堪到南京来的事情，迅速在南直引起了议论，大家都在猜测，太子对劳堪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