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祖训也罢，大诰也罢，他们这些大臣们哪个不是烂熟于心，他们是什么都清楚，但是什么都不愿意做。
对于整个文官集团来说，祖训和祖制就是他们灵活的道德底线，对于他们有利的部分，那就是大明祖制，绝对不能动摇，对于他们不利的部分，那就是历史文件不具备现实利益。
这点朱载坖很清楚，王锡爵也很清楚，给事中原本是内廷官员，但是现在却沦为内阁的打手，这点是朱载坖所不能忍受了，无论是马森还是王锡爵，其实都看到了一点，就是部权现在实在是太低了，六部尚书虽然看起来是朝廷政策的实际执行者。
但是上有内阁的约束，旁有都察院、六科的掣肘，还有下面司官对于堂官的抵触，这些事情都使得六部堂官的实际权力被侵夺，自从嘉靖以来，强臣辈出，张璁、夏言、严嵩等人，以六部为下属，役使堂官如牛马，徐阶、李春芳等人，以科道为抓手，视六部为浊流。部权沦丧，至于今日。
现在不仅仅是在京师，六部没有权威可言，现在就是在地方，地方的督抚大员也逐渐对六部不怎么感冒的。最典型的就是户、兵二部，户部的催粮和兵部的统兵、调兵之权，地方督抚是根本不感冒的，因为地方督抚本就是都察院的外差，现在科道强势，这些地方督抚们有事不是找内阁就是直接上疏皇帝。
要是用海大人的话说就是，盖天下之督抚，不直六部久矣！
王锡爵看完这些祖训和大诰之后，说道：“陛下，六科乃耳目侍从之臣，近侍之官，职在驳正奏牍，关防诸司，不可不重也！”
对于王锡爵的话，朱载坖是很认同的，原本大明是就近侍之臣的，按照太祖时制定的规矩，给事中与通政使司、光禄司、翰林院、尚宝司等一道，俱为近侍，是皇帝的亲信臣子，但是实际上到了现在，已经早就不是如此了。
翰林院是内阁的预备队和秘书班子，通政使司倒是还保留着近侍臣子的一些职能，但是现在的权力大部分被司礼监和六科所侵夺，光禄寺、尚宝司基本是没有什么实权的部门，六科现在是内阁的打手了。
所以朱载坖算是看明白了本质，就是现在内阁已然成了大明官僚体系中的一个怪物，作为一个三无衙门，内阁无编制，无定员，无执掌，但是实际上内阁的触手已经伸到了朝廷的方方面面了，本质上来说，内阁也算是皇帝的近侍。
什么叫近侍官员，近侍机构均围绕皇帝的日常处理政务、皇帝和皇室的安全生活等的各种需求而设立，所以，它们的办公地点也基本在大内皇宫之中。这些机构职责有异同、工作有轻重、地位有高低，但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都是事务性机构，负责与皇帝相关的某一方面具体事务，而非行政职能机构。换句话说，这些机构具有皇帝私人性质，而不属于朝廷的行政机关。
王锡爵对朱载坖说道：“陛下，臣查考历代先代先帝，成祖、仁宣二宗，皆自即位之后即调整六科，历代先帝无不视六科为帝王之耳目也。”
这点确实不假，成祖、仁宗、宣宗即位之初，总会频繁地调整六科，将前朝的给事中们替换掉，将自己王府近臣或所信任的人拔擢为给事中。
成祖即位之后，从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到永乐元年的一年半之内，成祖新擢任给事中24次、76名，几乎将现有给事中全部更换。当然这里面主要是清洗建文旧臣的原因在里面。
而仁宗一即位，就以职事不谨为由，黜刘穆等13名给事中为县丞，同时以在外之职，宜以风宪及近侍官为之，庶几得人为由，将三十八名科臣外放为官，在仁宗在位的十个月中，共计调整科臣一百余人，可见仁宗对于六科的重视。
宣宗即位之后，也是如此，以奏事不明、受贿等名义，一次性谪黜给事中八名，而这些给事中大多是仁宗在位时选任的。
王锡爵给朱载坖说这些，就是请朱载坖对科道进行大换血，使得六科重新回归到皇帝的近侍臣子这个地位上来。
王锡爵对朱载坖说道：“陛下，察太祖、成祖及仁宣二先帝，六科于天子左右被宠，顾凡下之所 陈，上之所令，事无巨细缓急，皆掌焉。凡有弹纠，必六科先承密旨，此我大明之祖制也。”
说白了，从六科被设立的时候起，就是打手机关，这点君臣都很清楚，只不过区别就是在英宗以前，六科是皇帝的打手，而英宗以后，六科逐渐沦为内阁的打手了。
王锡爵希望朱载坖乾纲独断，刷新整个科道，将六科之权收回，这样的话，就可以回到大明前期的水平，当然王锡爵并非没有私心，他为什么要这么建议？除了对于科道官现在权力太大，为内阁打手不满之外，还是希望六科重新得到皇帝的信任，这样的话，厂卫的势力都可以得到抑制。
大明初年的皇帝，对给事中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内廷太监和身边重臣，成祖就曾经说过：“六科朕所信任。”
那个时候的科臣，是真正的天子近臣，皇帝的打手，有六科为皇帝所驱使，厂卫和宦官的势力和圣眷就会减少，因为现在文官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朱载坖信重武臣和厂卫，很多时候钦差都是直接派遣锦衣卫武臣去担任的，严绍庭、陆绎、朱希孝等人在朱载坖面前很吃得开，这令整个文官集团有些担心。
所以王锡爵认为文官们也要在朱载坖身边取得一席之地，在近侍臣子中增加文官的数量，对于厂卫势力加以抑制。
而六科本就有天子近侍的执掌，王锡爵只是要求六科回到之前的位置上去，但是朱载坖作为皇帝，显然思考的更多。
对于王锡爵的谏言，朱载坖表示要仔细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