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到了谕旨之后，康里脱脱自然不敢耽搁，快马加鞭地赶回了大都，并且面见了海山，与他一同觐见的，还有李邦宁和三宝奴二人。
在海山的病榻前，三宝奴将易储之事讲给了康里脱脱，并连连向他使眼色，希望能得到他肯定的答案。
可谁曾想，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康里脱脱却极力反对，并表示爱育黎拔力八达并没有过错，而且海山和他早就定好了兄终弟及的规矩，我们做臣子的凭什么去更改天子的决定？
此话一出，直接将三宝奴接下来要说的话给堵在了嘴里，因为如果此时再多嘴，那就有替皇帝做主的嫌疑了，而这种僭越对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想了半天，三宝奴也没想出来更好的词汇去回击康里脱脱，遂只好愤愤不平地说了一句：“今天圣上能遵守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的约定，你能保证以后的皇帝也遵守么？”
当听到三宝奴说出这番话后，康里脱脱轻蔑地一笑，因为他知道，这番话绝对会引起海山的不满，而易储一事，也将会随着这句话而结束。
好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这句话一出就代表易储之事结束了？
答案就在三宝奴最后这句话里。
什么叫以后的皇帝也遵守？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皇帝，而海山现在还没死呢，你都开始考虑以后的事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在盼着海山死？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句话也就是个无心之语，但对于一个病入膏肓且权势滔天的皇帝来说，无异于杀人诛心，因为就这么短短的几个字既提起了海山身体不好这件事，又强调了他继承人不稳，换谁听了心里也不会舒服。
而对于三宝奴的这句话，康里脱脱的回答也很简单：“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
翻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约定在我这里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如果对方失信了，那就让天地来做个鉴证吧。”
不得不说，相比于三宝奴，康里脱脱这句话才更有水平，可谓是一语双关，既表明了自己会遵从海山的旨意（在我不可渝），又巧妙地推脱了一下责任，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老天爷（彼失其信，天实鉴之）。
果不其然，在听完二人的这番话后，躺在病榻上的海山似乎失去了继续谈下去的兴趣，向二人摆了摆手示意他们退下后便开始闭目养神。
三宝奴也自知说错了话，不敢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下去，只好暂时退下，准备等回到尚书省衙门后再行商议。
至此，易储风波彻底结束。
历史上对于这一段故事记载的极少，只有寥寥数语，所以我们如今并不得而知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但按照我个人的感觉，康里脱脱的态度是不正常的，他这完全属于很明显的站队，一丁点点都没有站在海山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这与他的身份实在有些不符，所以我断定，此时的康里脱脱肯定是跟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方有了联系。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根据史料记载情况的一些臆断，并不能证明什么，说出来完全就是闲聊，我们继续回归正题。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初八，久病卧床的海山于大都玉德殿驾崩，享年三十一岁，庙号元武宗。
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天，得到了消息的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即进入皇宫，并迅速控制了大都，同时以皇太子的身份担任监国，正式接棒了大元帝国的权力。
两天之后，已经稳定住朝局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下达了监国以来的第一道旨意——罢免尚书省。
与此同时，第二道旨意也随之下达，尚书省右丞相脱虎脱、左丞相三宝奴、平章政事乐实、右丞保八、参知政事王罴等人皆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被处死，左丞忙哥铁木儿被仗流海南岛。
除此之外，所有尚书省下达的诏令全部立即废除，尚书省内的其余官员也由中书省成立的调查组开始进行审查，在经过审查之后没事的就分配到各个部门中去，有问题的就直接捉拿入狱；朝中各部门但凡有依附于尚书省的官员也尽皆被查。
至此，尚书省——这个自秦汉时期设立，魏晋至元朝时期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就此结束了它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使命，此后再也未曾在历史上出现过。
【政治兴革】
尚书省被撤销了，中书省便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爱育黎拔力八达久经朝堂，自然知道如今的国家已经被尚书省的这些人祸害成了什么样，于是在处理完脱虎脱等人之后，立即便进行了挽救措施。
他先是将李孟任命为了中书省平章政事，让他全权主持中书省的日常，而后又召集了程鹏飞、董士选、程钜夫等一大批忽必烈时期的老臣入朝，让他们辅佐李孟共同处理那些繁杂的政务。
李孟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上任之后立即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还针对海山遗留下来的一些弊政做出了一个详尽的改革计划，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 停发赏赐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过，由于朝中的政治局势比较复杂，为了保持朝堂的平衡，海山对手下一直都很大方，没事就赏赐一大堆的东西，可这一行为却使得国家财政的压力剧增，所以李孟下令，所有人的俸禄、赏赐、平时开销支出都要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其他额外的赏赐都要取缔。
二、 清理名爵
自铁穆尔执政开始，对于大元内部的名爵封赏就异常泛滥，甚至连“三公”这种国之大员都封出去了上百个之多；不仅如此，由于自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就对各类信仰非常尊重的缘故，所以有元一朝对于佛、道等各类宗教都非常宽容，不仅免除了他们的赋税和徭役，而且还允许他们参与到国家政务中来，这不仅对国库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些僧侣、道士还经常扰乱朝政，所以李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这些滥赐的名爵全部削夺，同时将这些僧官、道官全部罢免。
三、 核查怯薛
自成吉思汗时期便流传下来的四怯薛制度可谓是大元朝的立国根本，也是距离皇室核心最近的地方，上到朝廷宰辅，下到各地县丞大多出自怯薛军，再加上元朝一直未曾施行科举，于是成为一名怯薛军便成了做官的捷径；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四怯薛的人数不断增多，甚至连一些非蒙古人都挤了进来，无形当中便给国库又增加了极重的负担；所以李孟特意上书，请求裁汰四怯薛中的冗员，并将所有汉人、南人、高丽人、色目人等非蒙古人全部裁撤，回归原籍。
四、 核查内府
作为负责皇室内务的宣徽院和负责皇室内库的太府监，这两个部门都属于内廷机构，平时根本不受政府的管制与核查，所以欺冒、滥支的情况特别严重；不过严格来说，李孟是没有资格对他们指手画脚的，毕竟这些不归中书省管，也没花国库的钱，但正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跟爱育黎拔力八达这么多年的相处中，他不仅仅拿自己当臣子，更拿爱育黎拔力八达当自己的家人，所以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将这些情况告诉对方，而爱育黎拔力八达也很听话，在看到了李孟递上来的奏折之后便立即下诏至太府监：“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元史·仁宗纪一》）
平心而论，虽然李孟的这些解决方案不能完全解决大元帝国多年来的积弊，但却能极大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
更何况李孟心里很清楚，大元帝国如今的情况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如果想要彻底革除这些病痛，那么肯定会触动极多人的利益，所以这次改革，其实也是李孟的一个试探。
毕竟这次发布的政令中，基本算是将朝中所有的权贵阶层都得罪了，唯二的受益者就是皇帝和百姓。
如果换做常人，哪怕是想要改革，恐怕也不敢一次性得罪这么多权贵，毕竟大元帝国成立了这么多年，各大门阀世家都沾亲带故的，给他们都得罪了，仕途估计也就结束了。
但李孟不怕。
为啥？难道是因为李孟跟皇帝的关系好么？
不可否认，李孟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关系确实非常亲密，但这并不是李孟愿意冒着风险得罪这么多权贵的原因。
他之所以敢这么做，完全是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刚刚即位的缘故。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爱育黎拔力八达初登大宝，必然会做出一些改革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朝中的各级官员很大概率不会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公然反对他所推行的政令，李孟在这个时间颁布的政令，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授意，对他的敌意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大。
但这个机会可谓是蝎子的粑粑——独一份，毕竟能够登基两次的皇帝相当少见，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人替自己背锅了。
心念及此，李孟更是觉得要趁此机会多做点事，毕竟这么完美的背锅侠属实不太好找。
或许是多年的韬光养晦让李孟能够更加贴近百姓们的生活，他总是能很精准地找到那些对民生和经济影响最大的问题。
所以，在颁布了上述四项针对朝堂内部的政令后，李孟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四条新的政令：
一、 停止营建中都，将兴建中都时所占的民田尽皆归还百姓。（海山在即位之后便想要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命名为中都，位置在今河北省张北县）
二、 罢免五台行工部，停止全国范围内所有的营缮工作。（海山即位后下令在山西五台山营建一座新的佛寺，并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负责，就是五台行工部）
三、 裁撤中书省中的冗司，撤消中都留守司、泉府司等地方机关，同时依照至元三十年的各部官员人数为例，裁撤了朝中各部的冗员。
四、 废除至大宝钞，罢免资国院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允许民间自由买卖铜器；已经下发至各处的至大宝钞的钞本和至大铜钱，即刻封存；已经流入民间的部分则允许百姓们前往官府兑换成中统宝钞；同时还宣布废除中统宝钞停用的命令，允许中统宝钞继续流通。
这几项政令一出，民间顿时一片叫好之声，苦于尚书省久矣的百姓们仿佛又看见了一缕曙光。
一缕能够支撑他们活下去的曙光。
【招贤纳士】
俗语有云：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虽然上任仅仅几天的时间，但李孟明显感觉手中可用的人才不够用，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今朝中汉人式微，大多都是蒙古和色目官员，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多不高，而且即便少部分有文化的官员学习的也并不是儒学，这对于如今的大元帝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如今的大元朝虽然名义上疆土覆盖了半个地球，但实际归于中央朝廷控制的只有帝国版图的东半侧，而且最主要的是，其麾下的人口大多数集中在中原大地上，其中又以汉人居多。
李孟认为，用汉人来管理汉人才是最合适的治理方式，毕竟外族人是理解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汉文化的，强行让两方融合只会导致民怨沸腾，进而引发更大的乱子。
于是，李孟又向爱育黎拔力八达主动请旨，想要再征召一些汉人入朝为官。
由于自幼便跟随李孟学习，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于以儒治天下的观念可谓是刻到了骨子里，所以在李孟的请求刚一提出来之后，他便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不仅让他可以随意挑选官员，更把国子监交给了他。（孟曰：“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励”。仁宗纳其议，诏曰：“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元史·仁宗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