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登基的弗兰茨自然不能擅改法律，哪怕他登基之后想要动这些人的利益也要费很大一番功夫。
所谓政治绝非某些人所想的言出法随、独断万古，蝇营狗苟、反复拉扯才是常态。
不过好在此时足够混乱，混乱到只要拳头大就能说了算。而皇室内部又足够稳定，稳定到只有弗兰茨一个声音。
皇室中路易大公爵是弗兰茨坚定的反对者，因为后者打破了游戏规则。但是路易大公爵虽然身份十分尊贵，然而智商却都不怎么高，在维也纳宫廷中更是毫无影响力。
出了维也纳，路易大公爵在政治上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如卡尔大公一家。
而那些依附于路易大公爵的势力，以及那些在幕后操纵的黑手都被弗兰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光明或不光明的手段清除了。
为了斩草除根弗兰茨又搞出了一条《战时临时赔偿法》，叛国者们不能随随便便一死了之，或者只是去坐几天牢。
要消灭叛国者，首先要铲除叛国者们生存的土壤，叛国者们必须对自己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哪怕人死了也要继续赔偿。
那些支持叛国者给叛国者提供资金、隐匿藏身处、武器弹药、饮食的人也统统要负连带责任，叛国者的财产不足以抵偿其造成的破坏，那么这些从旁协助的人就要担负起其债务。
至于具体怎么赔偿，赔多少就有很大操作空间了，反正绝对够这场叛乱中99%的叛国者倾家荡产。
叛国者们没钱没粮，无法以裙带关系培养利益集团，在前途如此晦暗的情况下仍要叛国，那些人不是疯了就是没脑子。
除此之外弗兰茨始终相信惩罚的威力不只在于其残酷性，更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只有让每个叛国者都接受应有的惩罚才能止住这种歪风邪气。
至于具体的尺度很难把控，但考虑到此时奥地利帝国的实际情况，让其倾家荡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钱财乃身外之物，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那些俗物正好可以填补奥地利的战争损耗，更能为以后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弗兰茨觉得改邪归正、重回巅峰的故事更励志，而那些反复横跳、待价而沽最后“弃暗投明”成为大英雄的事迹并不适合未来的奥地利帝国，至少不该出现在他的帝国。
回到匈牙利军队中的不同声音，其实是未来匈牙利军中三巨头发出的。
格尔盖伊·阿尔图尔、亚诺什·达莫扬尼奇、亨利希·德梅，其中格尔盖伊·阿尔图尔是最有名气的，同时也是三人中最能打的，一生身经大小数十战无一败绩，最后主动向俄国人投降。
但正因为这个举动导致被科苏特称为匈牙利民族的叛徒，是1848年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毫无勇气的懦夫。
不过由于弗兰茨的干预，温迪施格雷茨亲王并没有去匈牙利送人头，匈牙利的民族屠杀政策也没开始执行，所以这位匈牙利的最强之将只是一个新兵营的少校。
亚诺什·达莫扬尼奇的军职是三人中最高的，但也就是一名少将只能坐在军事议会的最末席。
他的勇武不容置疑，但是他的出身注定此时不可能身居高位。
亨利希·德梅是个名义少将，但他是一个波兰人，而且并不愿意加入匈牙利籍，成为匈牙利人所以也不太受重视。
这三人一致反对强攻普雷斯堡要塞，首先从纯军事角度讲，此时的匈牙利政府军根本没有实力和普雷斯堡的奥地利守军对抗。
无论是兵员素质、地形、火炮，还是后勤，早有准备的奥地利人都占据着绝对优势。
其次在政治成面上，攻打普雷斯堡就更是一部臭棋。没错，这些军人在政治上有不同的观点，军队中也有不同的政治团体。
而这三个人所在团体和他们自身都认为比起英国人虚无缥缈的援助，此时匈牙利政府先同化圣斯蒂芬王冠境内的少数民族，接管他们的财富和武装力量。
与历史上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将矛头指向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特兰西瓦尼亚人以外还将矛头对准了那些聚居在皇室庄园的德意志人。
其中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比较复杂主要包括萨克森人（德意志人的一个分支，主要聚居在城市中）、罗姆人、斯洛伐克人、犹太人以及少量逃难而来的波兰人和亚美尼亚人。
实际上这些人将矛头先对准皇室庄园内的德意志人的原因也很简单，第一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皇室庄园相对富裕，虽然不一定有钱，但大多储备着大量的粮食，以及大量初级原料。
第二消灭这些皇室庄园可以大大打击奥地利政府军的士气，甚至是逼迫普雷斯堡的守军不得不出城迎战。
如此一来，普雷斯堡难以攻克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同时这样的战术也能给匈牙利引以为傲的骠骑兵发挥空间，一望无际的匈牙利大平原绝对是骑兵们最好的舞台。
第三消灭奥地利方的有生力量，防止奥地利帝国从这些皇室庄园中征兵。
毕竟这些庄园中可大都是德意志人，按照匈牙利人自己的民族理论，这些人如果不肯成为匈牙利人，那么一定就是敌人。
此时没有任何一个匈牙利政治家或者是民族主义者狂妄到觉得马扎尔文化能同化掉奥地利人或者是德意志人。
皇室庄园的土地是现成的奖品，让那些大贵族、大资本家（土地资本家，有土地的不一定都是贵族）拿自己的土地来激励士兵不现实，但是完全可以用敌人的土地起到相同，甚至更好的功效。
毕竟他们的祖先匈人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古往今来用重新分配土地的方式激励士兵的效果都不错。
从古罗马时期的庞贝，到十字军东征，再到拿破仑战争，这样的方式总是能在初期起到强大的助推作用。
他们相信一旦实行之后政府高层和士兵们只会恨敌人的土地不够多，而不会再畏惧敌人的强大。
然而他们的做法却遭到了以巴尼亚特公爵和塞切尼伯爵的坚决反对，如果说对于其他民族采取必要的强硬手段只会引起一些道德伦理问题的话。
那么对奥地利帝国的皇室庄园，以及居住在其中的德意志人采取过激手段无异于自绝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