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九月，有一个生员叫刘伯镪，从大金逃到辽东（大夏控制区），并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现在大金的四贝勒皇太极现在住在耀州，城里兵力不满三百人。
听到这个消息后，孙承宗、马世龙大喜，认为要是抓获到皇太极，那肯定是奇功一件。
于是，马世龙派副总兵鲁之甲，率领四个营（一个车营、一个骑兵营、两个步兵营）约7000兵力，计划偷渡柳河，袭击耀州，同时让觉华岛的游击金冠率水军协助，志在一举拿下皇太极。
可是当鲁之甲率兵到柳河之时，左等右等，不见金冠领觉华岛水军来。无奈之下，鲁之甲只好租了七条渔船渡柳河。这一渡河，整整渡了四天。其实，鲁之甲的动静早就被耀州守军发现了。大金守将屯布鲁看破不说破，当作不知道。
第五天，渡过河的鲁之甲准备夜袭耀州，给耀州守将屯布鲁一个惊喜。结果，反被屯布鲁给了一个惊吓。
当鲁之甲领兵临近城门时，耀州城中突然灯火通明，敲锣打鼓，大张声势。而屯布鲁率士兵从两侧突然杀出。黑暗之中，大夏军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敌军，在慌乱中崩溃了，纷纷逃跑。
这就是着名的柳河之败。这一战，副总兵鲁之甲，参将李承先战死，大夏士兵阵亡八百人。
大金耀州城里兵力真的不满300人吗？实际上，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这几年大金先后向耀州调过四次兵，第一次2000兵，第二次500兵，第三、四次兵力不详。
虽然不知道耀州原驻军和第三、第四次调了多少兵，但耀州城兵力肯定远超2500人。双方兵力并没有想象中的悬殊。
但是千里之外的言官们并不清楚实际，认为辽军以数十倍兵力偷袭300敌军反遭大败，纷纷弹劾孙承宗和马世龙。
这也是大夏朋党之争的必然后果，只要你一出错，就肯定有人攻击你。朝堂之上，什么包容互助、容错纠错是没有的，取而代之的只有意气相攻、争权夺利。
实际上，大夏的言官太低估了大金兵力。努尔哈赤时期，大金正处于奴隶分封制向君主郡县制转型的阶段。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规定按照每三百男丁（青壮男子）设立一牛录，并任命一名佐领（也叫额真）进行管理。
这名佐领便是牛录的军政长官，类似于乡长。当然，三百男丁只是一个泛泛的标准，牛录的设立还要看屯、村、寨的情况。
比如，某村寨男丁有315人，并不会将多出的15名男丁驱出村寨，而是统一划为一个牛录。当有战事的时候，努尔哈赤会下令给各佐领，按照三丁选一的原则，在牛录里抽精壮男丁，强行服兵役。
由于大金兵役具有强制性，所以大金临时动员的兵力是很可观的。
但牛录兵并不是职业军人，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后来，努尔哈赤在牛录中挑选武艺高强者做为甲兵。甲兵就是完全脱产的职业军人。
天命八年三月，《满文老档》记录了当时调兵遣将的情况。
“苏吉率镶蓝旗甲兵百人，驻聂赫寨；爱达汉森车赫率二白旗、二蓝旗之甲兵四百，驻草河堡；额赫勒恩率正白旗四牛录人，驻宣堆子与狍子坡之间；苏布兴阿率镶红旗三牛录，驻松山堡。”
上面的记录显示甲兵和牛录兵是不一样的。在甲兵的基础上，努尔哈赤又打造了一支精锐部队，叫白巴牙喇，通常叫白甲兵。天命五年，努尔哈赤仿大夏制度，将八旗军官设为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五个等次。
也就是说大金部队里既有民兵性质，亦兵亦民的牛录兵，也有完全脱产的职业军人——甲兵，还有精锐士兵白甲兵。其中牛录兵类似于大夏的军户兵，但战斗力远胜于军户；甲兵类似于大夏脱产训练的营兵；而白甲兵类似于大夏的家丁。
大金的部队和大夏相比，至少有明显的四个特点。一是可以临时动员大量兵力。大金执行的是强制征兵，其中女直人三丁抽一兵，汉人二十丁抽一兵。蒙古人征兵比例不详，但按照惯例是男丁全部出征。
而大夏实行的募兵制，财政有钱就兵多，没钱就兵少，而户部又如此之穷，短期内辽东是无法动员大量兵力的，只能靠调客兵应急。
二是大金实行厚赏轻罚的军功制度，凡是征战有功之人都给予赏赐。立小功者给予银两、财物，立大功者给予可世袭的爵位。具体看士兵在战时的表现，和战后的伤势。也就是说打仗时受伤越重，赏赐越多。
“二十二日，探问阵伤者，按伤势轻重论功行赏。”
同时，大金还实行军功累计制和以功赎罪制。对屡立战功的，以后要是犯法可以免死和免抄家，最高可免三次。
举个例子。天命五年八月，大金在进攻懿路、蒲河两小堡时，沈阳守军来援。努尔哈赤令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子）、额亦都大将迎击援军。莽古尔泰渡过浑河，一路追击。而额亦都大将竟未渡河而返回。
事后，努尔哈赤闻之大怒，质问额亦都：“我让你守护我儿子莽古尔泰，你本应率军随行，为何避战返回，让我儿莽古尔泰陷于险地？”额亦都无言以对。大金执法官拟定额亦都死罪。努尔哈赤念其功，免其死，只是削去额亦都以前的战功。
而额亦都这种例子，在朋党之争的背景下，大夏是完全做不到的。大夏实行的是重罚轻赏，功不抵罪。基本上，大部分辽东经略的死相都非常难看。
而且，大夏的赏罚制度是比较混乱的，大夏皇帝很多时候赏罚不明。
吏科右给事中汪庆伯曾吐槽当时政治生态，“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无以治天下”。
三是极为注重拉拢异族领袖。大金崛起之后，虽然与蒙古之间也爆发了很多次战争。但大金对蒙古贝勒始终是拉拢为主，军事威胁为副。对汉族将领也是如此。
所以，大金军队自从广宁大战之后，蒙古人和汉人的占比是非常之高。
天命七年四月，《满文老档》记载，“岫岩口遣诸申兵一百，汉兵一千；黄骨岛遣诸申兵三十，汉兵五百；金州遣诸申兵三十，汉兵五百。”
天命八年四月，《满文老档》记载，“凡军旅出行，于大兵之前设兵二百，以智巧有谋者之二人为主将率之。于二百兵前，设诸申十人，蒙古十人，合共二十人。此二十人内，派诸申二人、蒙古三人，共五人为前探。
若见敌兵，五人诱敌至二十人处，二十人诱敌至二百人处。二百兵之领兵主将视其敌可破，则破之，若不能破，则集众谋之。”
从大金部队调防记录中可看出，除了军事重镇外，大部分城、堡还是以汉兵为主。而在哨兵中，蒙古兵的占比已超过女真兵。
而在大夏这边，虽然多任辽东经略、巡抚，蓟辽总督都主张拉拢蒙古，但朝廷对蒙古的态度始终是半信半疑。这也让林丹汗的察哈尔部与大夏无法形成真正的攻防联盟。
四是更注重甲、盾、弓、马。虽然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时已有火炮、火枪，但是数量很少。直到拿下沈阳、辽阳、广宁，凭着大夏送的大量火器和军工坊，火器才逐渐在部队中普及。
天命八年四月初一，努尔哈赤规定，每百人甲兵，配有大炮两门，小炮22门，火枪43枝，盾车四辆，云梯一架，凿子（挖城墙专用）二把。
但大金军队的火器化还是遇上瓶颈，那就是缺乏制炼硫磺的工匠。努尔哈赤曾下谕，“若有做金线、硫磺之人，当荐之，其人亦至宝也”。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天命八年六月十八日，《满文老档》记载，“因汉人纪达色炼硫磺献来，赐千总之职，并赏缎三疋、毛青布五疋、银十两及蟒缎衣服、帽靴等”。
在兵力方面，《满文老档》只记录了天命三年进攻抚顺时，征用兵力十万人，其中甲兵多少不详。后面再无兵力方面的记录。
但随着吞并叶赫女真，陆续收编了大量的蒙古兵和汉族降兵。到了孙承宗督师期间，估计大金总兵力应超过（包括牛录兵）二十万，远超大夏在辽东的实际兵力。
但是在实战当中，影响胜负的往往是部队中的精锐军士。李成梁当年威镇辽东时，所依赖的主要是三千家丁。
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也写道，“凡临阵的好汉，只有数人。”
大金八旗军之所以屡屡攻城掠地，主要还是靠待遇最高、装备最好的白甲兵在前冲锋，攻入城头。而这些白甲兵，巅峰期也不过数千名。
虽然柳河之战双方兵力并不悬殊，如果城中有白甲兵的话，被打败也很正常。但细想其过程，还是爆露了大夏部队的很多问题。
一是得知皇太极仅带三百兵呆在耀州后，难道不应该派出探子去打听虚实后，再采取行动吗？实际上，皇太极当时根本不在耀州城。
再说了，皇太极作为大金帝国第三号人物，怎么可能身边只带300兵。
二是金冠为什么违抗军令，未及时到场？
三是偷袭战术讲得就是快速、隐蔽。几千人用七条船渡河花了四天时间。大金探马但凡不是瞎子，也知道敌人意图了。已经暴露行踪的情况下，为何不取消这次军事行动？
在孙承宗督师这几年，大夏对大金的正面战场虽然遭遇了柳河之败。但毛文龙的东江军还是搞得风生水起，屡次派兵骚扰大金边境。
东江军的打法类似于蒙古的放风筝战术，而且还是在晚上放风筝，每次出动兵力也不多，就三百人左右，难以察觉。
具体来说，就是等到夜深人静时候，东江军派出小股队伍，沿河上岸，对边境小堡进行夜袭。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逃。
如，“毛文龙之三百兵夜间来袭海州甘泉堡南或叶克堡。时堡内无甲之人与之相战，杀四人，敌即退。”
但后来出现一系列乌龙事件，让大夏君臣开始怀疑东江军报来的捷报。
天启三年三月，御史刘重庆弹劾毛文龙，“奈何子女玉帛积百盈千，动为大言，曰将以某日捣奴巢，覆奴穴。”对刘重庆的弹劾，大夏皇帝不予理会。
天启三年十一月，登莱参政谭昌言弹劾毛文龙，指出东江军将剃发的辽民毒哑后，冒充为战俘。
“毛文龙药辽人舌献俘。昌言廉得之，密与解毒汤。旬日舌清，乞命。皆辽人也。言其实编为农。”朝廷依然是不予理会。
天启五年二月，户科给事中沈应时又告了毛文龙一状，说东江军强行截去漕粮三十五万石。“傥无变计而专恃截漕。”朝廷不以为忤。
而开始让朝廷产生怀疑的是毛文龙报上来的满浦、昌城大捷。根据东江军塘报，这次毛文龙派出不到千人的部队，竟然歼灭八旗军二万余人。
“职用兵不满一千，而贼死者二万余者。”
所谓的满浦、昌城捷报传来，大夏满朝哗然，纷纷质疑其真实性。大夏皇帝要求登莱巡抚袁可立去核实东江军战功。
奉旨调查后，袁可立报上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然其分兵设奇，举火放炮，使奴东西奔驰，如弄于股掌之上，当优叙以为用谋者之劝。”
而言官们认为袁可立历来只会为毛文龙请功，从未认真核查其功，助长东江军虚报战功之风，上疏弹劾袁可立。虽然皇帝并不认可弹劾袁可立之言，同时还赐与朱提文蟒（一种蟒袍），但袁可立在压力之下还是选择了辞职。
“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浦、昌城袭报用敢献功。”
而所谓的满浦、昌城大捷，《满文老档》并无任何记载。考虑到东江军历来战斗力低下，以几百人歼灭二万多八旗军只能是童话故事而已。
“满浦、昌城大捷”不久后，又出现了两次献俘风波，让大夏君臣对毛文龙更加失望。
天启四年九月，毛文龙向兵部献俘了十二人。兵部很重视，联合了三法司，立刻对俘虏进行审问论罪。结果，俘虏中有四名是幼童，四名是妇女。
众人错愕，不知所以。难道，这努尔哈赤兵力紧张到要征用妇女儿童入伍的程度了吗？
“而幼童四名，幼女四妇胆怯孱弱，原非地方作孽之人，不过山居夷民被我师扰获以归者。”
天启五年九月，毛文龙派游击董武周押解女真俘虏，至广鹿岛的时候，突然派人追上来换了5名俘虏。
新任登莱巡抚武之望奏道：“外议啧啧，犹有不敢尽言者。恐解官中有别情。”
兵科给事中杨文岳则奏道：“其忽然解来，忽然换去。人既不同名，姓不一。如此事情，直同儿戏。”
但由于大夏皇帝迁就毛文龙，对这两起离奇的献俘风波并没有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