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孙奉当临贺太守的话，大家可都是平起平坐的，而且临贺郡本来就是从桂阳郡析分出来的一个小郡，其地位显然是不能跟长沙、桂阳、零陵这些大郡相比的，所以孙奉在荆州诸郡太守的排行之中，也只能算是一个小字辈。
但现在不同了，孙奉摇身一变，成为了吴国的新皇帝，阮度等人个个是瞠目结舌，谁都想不到孙奉居然有也乌鸡变成凤凰——噢，是真龙天子的时候，也幸亏当初同在荆南为官的时候，大家相处的还算融洽，否则的话，还真是尴尬了。
当然，孙奉也只是一个傀儡的皇帝而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现在新朝廷的大权地，都掌握在了施绩和陶基两个人的手中，为了保持权力的平衡，施绩和陶基还对朝廷的官职进行了划分，其中施绩的人占了一半，陶基的人占了一半。
但尽管如此，朝廷的官职还是出现了不少的空缺，毕竟不管是施绩的手下还是陶基的手下，数量是远远少于朝廷的需求的，施陶二人的心腹，也只把持了一些重要的部曹而已。
是继续滥芋充数地将下级官吏提升起来，还是空着不用，陶基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
倒是施绩提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卖官鬻爵，不是有这么多官位空缺着吗，那就干脆明码标价来出售，一个九卿的官职售价一千万钱，秩二千石，千石的官职五百万钱，以此类推，六百石的官职两百万钱，最低的百石官职只需五十万钱。
虽然说卖官鬻爵是一种最为肮脏的官场交易，但历朝历代却是屡见不鲜，或明或暗，根本就无法禁绝，不过像施绩这般堂而皇之地将官位明码标价地出售，却是绝无仅有的。
施绩这般的举措，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这新朝廷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没钱的话，朝廷的用度无法维持，想搞得募兵计划无从执行，尽管说提高赋锐是一个来钱的手段，但后遗症非常的大，因为每一次的提高赋税，必然会引起纳赋的民众不满，现在正处于危难之时，施绩可不敢轻易地激起民愤民怨，那等于是自掘坟墓。
所以想来想去，也只有卖官鬻爵这么一条道了，其实朝廷之中有实权的官职，都已经被施绩和陶基的人给瓜分了，施绩拿出来售卖的官职，大部分都是听着好听，却无实权的虚职闲职。
不过这对于那些交州的有钱人来说，还真是不是个什么事，别看交州偏僻荒凉，就以为这里的人穷得掉碴，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事实上交州多年来没有什么的动乱，不像中原一带，虽然号称富庶，但战乱一至，整个儿就是赤地千里。
但交州不同，交州可是号称世外之地，中原打得再激烈，战火也从来没有波及到交州去，除了一些交州当地小规模的叛乱之外，几百年的时间里，交州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一种和平安宁的状态。
越是和平的环境，越容易创造财富，要知道当年秦始皇向岭南移民，那可不是随机抽签定的人，而是专门挑选的罪臣犯人和贱民，其实在当时，迁民和流放也没有区别。
其中所谓的贱民，大多是商人，士民工商，商人是排在最末位的，商业也被称之为贱业，历来就不受统治者的待见。
从秦到三国，差不多是五百年的时间，经过南迁百姓的不断建设，交州也逐渐地从不毛之地向着鱼米之乡转变，有着商人基因的这些后代，不断地走出交州，和中原地带展开贸易，出积攒了大量的财富。
虽然说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但商人拥有着巨大的财富却是不争的事实，统治者对待商人的态度，也是又爱又恨，毕竟商人有着大量的财富，朝廷对商人课以重税，就能给朝廷带来不菲的收入。
但历代统治者都不敢太过于放纵商人的发展，毕竟在农耕时代，粮食才是保障社会稳定的一切基石，如果所有的人都看到经商能有巨大的利润，可以过上体面而优裕的生活，那谁还会去种地？
正因这个原因，不管那朝那代，都会采用重农抑商的手段，他们不是担心商人会把朝廷的钱给挣走了，而是唯恐人心思变，农民不好好种地，都跑去经商，没有粮吃，没有衣穿，再强大的王朝也得崩溃。
其实统治者的担忧是多余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经商的天赋，和种地不一样，经商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做得好可能是一本万利，做不好那就是倾家荡产血本无归，那怕到了后世商业为王的时代，经商的人所占据的比例也只是一少部分，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选择去经商。
在这种重农抑商的环境之中，商人的地位低微，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却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所以商人们才最为迫切地想要谋求一官半职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
施绩卖官鬻爵的目标定位就是这些商人，虽然说交州还有不少的士族，但大多数的士族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人，都是有司职在身的，而普通的农民百姓，则没有那个财力，别说是千万百万钱了，就是最少的几十万钱以，对于普通的百姓而言，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是可望而不及的。
施绩起初在做这个决定之前，还是认真地查询过交州人购买力的，他惊讶的发现，交州的富户还是比较多的，施绩本来也没打算出售多少个官位，毕竟挂出去之后，如果无人问冿的话，那岂不是被啪啪打脸了么。
本身卖官鬻爵这种事，就是见不得光的，到时候吃不上羊肉，反倒惹了一身的臊，所以施绩只想着低调一些来处理。
但一看看交州有这么多的富户，施绩的心思便活络了起来，现在大敌当前，将来究竟是什么个情况还搞不清呢，自己又何必畏手畏脚的，要玩就玩一票大的，先捞够了钱再说。